北宋官瓷，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乃宋徽宗因不滿於當時現有貢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製作精華，在東京汴梁，即今河南開封，按照自己的設計、親自指揮燒製和創製的巔峰之瓷，其不僅是中國陶瓷史上唯一一個將窯址建在宮廷燒製的瓷器，也是第一個被皇帝個人壟斷的瓷器種類。

北宋官窯天藍色釉琮式洗

北宋官瓷在引用汝瓷的製作精華設置窯口所造作品時，為了在諸方面發展和提升青瓷的燒製工藝，其獨闢蹊徑，自創新面，對汝瓷包括當時著名瓷種及著名窯系的盡情汲取創造，這也是北宋官瓷橫空出世的基礎和根本因緣。北宋憑藉舉國之力設置窯口燒造瓷器使得北宋官瓷的創製從一開始就立於一個很高的起點之上，飽享了各名窯及窯系豐厚的制瓷經驗和不傳之秘，其借助皇權國威，可謂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另一方面，徽宗本是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大師，好古成癖且才識卓越，擁有當時帝國最強大的技術力量，以及取之不盡的技術寶藏，再加上追隨的天下各窯口瓷藝大師，將其自置的窯口玩至精絕，絕對小菜一碟。徽宗出手即得梅花冰片的驚世大作，其實已經把北宋官瓷極其上乘的藝術品位確立了。脂肥釉厚、溫潤油澤的釉質，或許也只能出自不惜財力、物力和人力的帝王之手。在此之前，雖名窯輩出，但真正能把中國青瓷燒得如此厚重、寶光瑩瑩的窯口，實為鮮見，包括為北宋官瓷之源的汝瓷。徽宗為了達到使青瓷的顏色變濃這個目的，首先在釉層的厚度上下手，厚厚地掛釉，以及氣氛的還原，才可使得其釉色具有深厚的感覺。確實，在徽宗獨高的藝術思考和指導下，不以繪彩描金為能事，完全依靠自身自然的如玉釉質和釉色之美及如夢如幻的開片抵達瓷藝高峰的北宋官瓷，其對釉質宛如美玉的追求，實乃徽宗實現瓷藝品質的第一要素，因為玉所蘊含的文化品質，堪比君子，象徵著純潔、神聖、莊嚴和美好，其境界當然也是祭祀活動所追求的。

唯美主義的藝術追求

儒教思想形象地以玉所喻示人的諸多美德，當深為文化修養甚深的徽宗所重視，反映到置窯燒製禮器上，徽宗也確實有著如此的心行，其仿三代古銅玉器的初衷，其中不乏追求玉之美德的理想，在其後的藝術實踐中，也實成為徽宗對制瓷藝術的一種根本嚮往；另一方面，在以瓷釉的玉質感為保證的前提下，為使作品更臻美好，北宋官窯瓷器也特別注重釉色之美，從梅花冰片釉色的天青、青綠到異峰突起的粉青、炒米黃、油灰和月下白，徽宗在汲取各名窯瓷釉配比及施釉的精華技法和經驗之上，心有靈犀，可謂縱 橫開闔，發揮自如。為了使釉質更臻肥厚和溫潤以達到自然呈色的目的，在嚴格的工藝要求上，北宋官瓷採取先素燒胎體，然後在精細堅密的胎骨上使用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素燒坯體的主要益處在於坯體經過900℃左右溫度的鍛燒，其所含的有機物質（雜質）和水分，大部分都揮發了，部分鹽類在900℃以下也已經分解，這樣在釉燒時，便不會有什麼有機物和水分的揮發，以至於因此導致釉面生成桔釉、針孔、氣泡、熔洞等缺陷而影響瓷器的釉面質量，是為提高釉面質量的重要措施；其次，素燒後的坯體基本已堅硬成陶了，其強度當然較泥胎堅硬的多，這對降低和減少施釉時胎體破損，以及創作薄胎作品，都極有益處。同時，由於胎體素燒後吸水率明顯的提高，其不僅能極大提高施釉的速度，且可讓胎體吸釉均勻，使釉面平滑光潤；再者，坯體素燒出窯後，可在施釉之前發現各方面的質量缺陷，得以有機會將有缺陷的半成品剔除或對之進行修補，從而能提高釉燒的成品率；此外，坯體經過素燒不但可以提高施釉和裝匣、裝窯的速度，而且在坯體的搬運和循環往復的施釉中，也可以大大提高機械化程度，節約人工。

而素燒之後，北宋官瓷沾釉次數均在三遍以上，並且無須象民間窯口那樣，為了商業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細算的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內外釉層厚度的總和，往往大於坯體的厚度，其質感如同堆脂，純淨瑩澈，撫之如緞似玉，攥之隱隱出油，手感極為細膩光滑，絕對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藝，其瓷釉色彩和色調也較汝瓷更為豐富；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在原材料的選擇上，更是精益求精，除胎料就地取材，多用陳留本地所產含鐵量較高的粘土，入釉的長石乃至瑪瑙等，堪稱盡擇天下良材，所用材料無不是優上之優的上上之選，這自然也是帝王窯口天時地利以及天生的稟賦。毫無疑問，這等舉國之力且根本不考慮產品利潤的審美創作，其對釉質的唯美主義的藝術追求當然無以倫比。終究，藝術的美，唯在遠離功利以後才更能綻放出它奇妙的光輝。

石灰鹼釉的創新

誠然，財力的保障以及唯美的追求，雖能擔保徽宗可以在燒製條件上對北宋官瓷厚重瓷釉的以予盡情發揮，但其終究不是長遠之計，至為重要的是，還在於具體的釉料配比上，這是可多次進行施釉工藝的關鍵所在。用現在的瓷釉理論來看，北宋官瓷為了解決釉厚而造成的流釉情況的發生，經試驗和創新，一改汝瓷的石灰釉（主要成分為氧化鈣，含量在8％以上）的配比工藝，而使用石灰和石灰石（其化學成分主要為氧化鈣和氧化鉀、氧化鈉等，其中氧化鈣的含量在8％以下，氧化鉀和氧化鈉等金屬氧化物的總和常達4％以上）作瓷釉的主要助熔劑，製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石灰鹼釉，用於北宋官瓷的燒製。

其釉料配比引入鈉長石和鉀長石的完美革新，以及對汝瓷和樸拙的開封東窯制釉工藝精華的汲取和發揚，也直接影響了北宋以後中國青瓷的配釉工藝，堪為中國青瓷一大技術進步。石灰釉的特點是高溫粘度比較小，即在高溫下易於流釉，故而汝瓷使用這類釉，其釉質一般都不敢施的過厚，否則就會發生流釉現象，嚴重影響作品的燒成，故汝瓷的瓷釉顯得比較單薄；而石灰鹼釉的特點是愈至高溫粘度愈大，基本上克服了在高溫下流釉的現象，這樣，釉層完全可按徽宗的理想施得厚一些，使得器物的外觀及瓷質顯得莊重樸和，更加有益於禮器的造型和製作；這種石灰鹼釉的另一優點是，不僅其釉漿的懸浮性極好，適合多次施釉，且緣於其瓷釉配比的功效，其作品在燒成之後，非石灰釉那樣的寡薄和光亮刺目，而是釉面表層會獲得一種柔和談雅的玉潤光芒，乃至最終形成了官瓷溫厚如玉的美好品質。總而言之，得益於徽宗個人獨高的審美情趣，以及皇家企業最上乘的技術、製作工藝及質量監測等多方面的優越條件和因素，高屋建瓴的徽宗帝在全面提升青瓷的藝術、實踐中，其對瓷釉苦心經營和歷史性的創造，終將北宋官瓷深厚且晶瑩剔透的釉質推向了中國青瓷的巔峰。

藝術造詣的不斷追求

徽宗的美學品味實有過人之處。其信奉道教，向以清靜無為，超脫塵世鳴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自命清高的處世態度，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卻不失為一種大境界，大胸懷。徽宗不獨是自置窯口燒瓷，對其他藝術門類，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質樸的審美觀，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官瓷燒製伊始，為了把這種美學風格體現在自己燒製的瓷器上，復古仿古，燒造國家神器以別於其他窯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為徽宗最根本的藝術宗旨。徽宗自置北宋官窯，絕非一時心血來潮的個人喜好和個人玩樂，實乃是朝廷追求規範禮器製作的一項大業，莊重和嚴肅，否則也無需專門設置新修禮器的機構了。事實也確實如此，徽宗製作和規範朝廷祭祀所用禮器的志行，在《宋史》、《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鐵圍山叢談》等諸多史料和筆記中均不乏記載，其因緣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記述的那樣，正是徽宗認為當時「薦天地、享宗廟之器」 無一合祭祀標準，才發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並祈「垂法後世」，乃至廢汝瓷而自置窯口，並通過不懈的努力，終於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範造型的這一事業。

官窯貴族氣象無法仿製

當時的北宋王朝以朝廷之名，手臂一揮自然便群賢畢至，才華橫溢的徽宗帝以獨高的才智去擺弄自己的心愛之物，本身就是最高指示和奮鬥目標，故仿秦漢乃至夏商週三代古銅器、玉器造型，且以議禮局稽考的《五禮儀注》和徽宗敕命編修的《宣和博古圖》為藍本，復古仿古，燒造國家禮儀神器的既定方針和奮鬥目標很容易就能確立下來。在這種方針和目標下，禮器的生產自然成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風格和追求，也絕對是深思熟慮的智慧和天才的稟賦，古銅器和玉器規整大氣，稜角挺拔，古樸莊重的神韻，經由徽宗匠心獨運的藝術實踐，完美地還魂在北宋官瓷的藝術大作之上。毫無疑問，氣魄宏偉，獨具風範，加之雍容典雅的宮廷風格，使得北宋官瓷更彰顯出皇室的尊貴和奢華，絕對的貴族氣像這也當然是其他窯口的瓷器造型無法比肩的。文人的文化氣質、文化品位和審美胸襟是無法模仿的象的，這不是人人可學的知識，而是猶如老僧禪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這世上如徽宗一樣的藝術王者，實在是鳳毛麟角，這也是後來其他窯口無論怎麼努力地模仿北宋官瓷的造型，卻總是不倫不類，總也達不到北宋官瓷大氣和俊美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樸典雅的大氣造型

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樣上，以古神器為宗，如龍生子，法脈正傳，主要傳世器型有瓶、尊、鼎、爐、觚、彝等非民間用品的款式，基本屬皇室專有的禮器。不過，潤美如玉的瓷器終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銅器和玉器，其古銅器和玉器上生動繁華的異形神獸、仙草花鳥等紋飾圖案，也非瓷器所能精到的去表達，與其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就乾脆捨棄對這些繁瑣的形態和文飾的模仿。徽宗對厚釉幾近過分的苛求，或許正是為了解決北宋官瓷不能太過於簡陋這一問題，讓玉潤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後，北宋官瓷最後幽深的自然開片紋面，終於成為天然的裝飾，且以乾淨洗練的線條脈絡，更加突出地表現出了北宋官瓷簡潔而又流暢的造型之美。

當然，在一些器物上，為防止過於呆板，徽宗恰到好處地飾以幾道弦紋去加以變化，使之沉著而又靈動，且極其藝術地加強了胎體的筋骨，這便讓胎體更加堅挺，結實，雖釉質厚重，胎骨也神完氣足，撐的起樸拙深沉的重量，也經得起火焰長時間的鍛燒，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隨形變化，灑脫自如，均達到了樸實典雅、清水芙蓉的藝術境界，深蓄著徽宗傾心自然的的偉大哲學。在徽宗帝的正確領導和指示下，北宋官瓷 以自身古樸典雅的大氣造型，開創了中國陶瓷史上一代嶄新的美學，自其問世，徽宗「重神韻，輕雕飾」，崇尚自然的美學理念和風格成為典範，並以其非凡的影響力，為陶瓷界所高山仰止，被陶瓷藝術家們廣為接受和效仿。

文房用具匠心獨運

北宋官瓷在禮器的造型外，雖其不燒製或根本不需要燒製日常生活用品，但出於個人的愛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卻是匠心獨運，造型極為經典高雅，作品超塵脫俗，登峰造極，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故自成一大體系，是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點，這一器形的創作不獨反映出徽宗個人的喜好和才華，包括蔡京等當時朝廷重臣及文士，對其藝術成就無不為之歎服。其文房用具主要器形有山字筆架、筆筒、水注、水盅、臂擱以及尤適合燒製梅花冰片的各式各樣的筆洗，諸如葵口、荷口、壽桃、獸耳等等，變化無有窮盡。

正緣於徽宗別出心裁的藝術創造和發揮，北宋官瓷才終於將樸素簡單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歎為觀止的藝術高度，成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寶。當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問世後，其它窯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追仿，但因其文化修養和藝術品位根本無法與徽宗相比，更遑論徽宗卓爾不群的文人氣質了。故而，千百年來，摩肩接踵的效仿者雖不計其數，所仿物件縱然可車載斗量，堆積如山，不過與北宋官瓷傳世器物相較，均讓人有不倫不類感歎，太缺乏美感了。時至今日，徽宗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造型， 仍是天下書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雖不乏模仿者，卻始終無有能超越者。

藉此而言論，僅就北宋官瓷冠絕天下的祭祀禮器和文房用具的藝術成就來說，即可從中體悟到北宋官窯的基本性質：燒製禮器乃是為王朝帝國所用，追求的是國家的禮儀和尊嚴，絕非民間的商業利益；燒製文房用具則完全屬於徽宗個人的愛好，其作品也深蓄著徽宗個人的藝術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玩到這種精絕的地步，想燒什麼燒什麼，完全按個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親自設置、並能夠隨心所欲親自駕馭的窯口，還有哪個窯口能有這樣的氣度和灑脫？從一定意義上來論，北宋官窯雖以「官」名世，其實歸根到底就是徽宗個人的窯口，非但為徽宗親自所建，徽宗個人也一直活動其中，其作品自然獨具稟賦，凝聚著徽宗個人傑出的藝術才能且蘊含著徽宗獨高的審美意蘊，這也是北宋官瓷的與其它窯口包括汝窯不共的根本特點。

基於這種因緣，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鑒定兩宋的官瓷，只要看鑒定的作品是否是禮器，造型是否規整，便可一眼就能斷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禮器大氣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極富文化品位的經典的文房用具，無論是什麼樣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將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著再去考量其什麼釉色和工藝了。徽宗的北宋官瓷可不是隨意燒製出來的，因為徽宗的官瓷有「宣和博古圖」為依據，幾乎件件有典，不僅標準、規範、規整且稟賦深意，否則何以稱「新成禮器」呢？當下古玩市場贗品充斥，各門類做舊的瓷器琳琅滿目，真真假假，真讓人眼花繚亂，唯北宋官瓷鮮有作假的器物現世，其終極原因在於，官瓷作為帝王之物，代表著帝王和朝廷的尊嚴，非但在世上從不買賣流通，在真正意義上，也決不可能作為殉葬物出土，當然，千百年也從未出現過考古發掘的個例。即使有想造假者，只要瞭解官瓷的出身及使用和收藏範圍，必會望而卻步，就是真的官瓷傳世品也需有清晰的來歷，要仔細說明其傳承，更遑論什麼存疑的贗品了。 寡鮮難覓的北宋官瓷，若非當時的皇族後裔，祖上又非兩宋賢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搶也不可能有機會。故而，熙熙攘攘的古玩市場上哪會有什麼可讓人撿漏的官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