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州無事樂耕耘》是新中國美術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頁

　《九州無事樂耕耘》是紙本設色，橫幅，150×250厘米，尺寸約為33.8平方尺。款識為：九州無事樂耕耘。沫若先生為世界和平奔走，席不暇暖，茲屆出席第三次和平大會歸來，特寫歐陽永叔詩意贈之，和固所願，但農夫農婦皆英勇戰士也。1951春，悲鴻。

　　鈐印：悲鴻之畫、作新民、吞吐大荒。

　　綜觀徐悲鴻一生的藝術創作，如此大尺寸的作品，並不多見，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特別是這幅作品體現出畫家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成為新中國美術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頁。

　　款識上提及的歐陽永叔，就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卒謚文忠。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在歐陽修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屢遭貶謫，但他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每到一處，多有政績。

　　歐陽修的詩歌風格多樣，有的議論時事，抨擊腐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寫得沉鬱頓挫；有的描繪山水景物，抒寫了個人情懷，寫得清新秀麗。

　　徐悲鴻在題款中寫明，《九州無事樂耕耘》是根據「歐陽永叔詩意」創作的，查歐陽修詩集，可知出自《寄秦州田元珍》。全詩如下：

　　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夢迴玉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雲。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氤氳。

　　便知是引用了第二句。

　　二，徐悲鴻抱病於1951年初創作了《九州無事樂耕耘》

　　徐悲鴻的一生亮麗而短暫，只生活了58個春秋。這與他長期拚命工作，在精力和體力上的嚴重透支關係密切。

　　1949年5月末，徐悲鴻剛回國不久，「由於用腦過度，在剛剛完成了這幅畫不久，他就病倒了。血壓高達200以上，四肢軟弱無力，有半身癱瘓的前兆。在醫生勸說下，他暫時放下了工作。但只在床上躺了幾天，他又急忙投入了教學工作。」1950年7、8月間，徐悲鴻大病一場。「周恩來總理知道了悲鴻得病的消息，立即指示要盡力搶救，使悲鴻得到了當時最好的醫護條件。最初，他完全不能進飲食，只能用橡皮管通到胃裡，輸入流質食物。四個月以後，他才能在床上坐起來。」(廖靜文《我的回憶——徐悲鴻一生》)

　　從1950年11月，徐悲鴻出院，回到北京東受祿街的家，一直到1953年的春天，除了出席全國政協的一些重要活動以外，他主要是在自己的家裡養病，時間跨度大概是一年半左右。也就是說，徐悲鴻創作的《九州無事樂耕耘》，是他在家養病期間完成的。

　　如果我們再深入研究，還能夠確定，徐悲鴻創作《九州無事樂耕耘》的時間，應該是1951年的四月間，因為郭沫若出席第三次和平大會的時間是1951年的四月。該年4月9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宮接受了「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金獎後才回國的。(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傳》)隨後，徐悲鴻在1951年的7月22日早晨突發腦溢血。「晨已不能起床，即送往醫院，經中外醫生診斷為腦溢血。開始幾天，神志不清，不能進食。」直到1952年三月，「才能起床，並能由人扶著走路。」1953年春，他又開始給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上課。1953年9月23日，徐悲鴻出席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擔任大會執行主席，聽取周恩來總理的報告。會間休息，他陪同總理去了休息室。周恩來知道他身體不好，勸他退席回家休息，他不應。會後，徐悲鴻又赴北京建國門外的國際俱樂部參加歡迎波蘭代表團的宴會，席間突發腦溢血，被送去北京醫院搶救。

　　兩天後，即9月26日凌晨2點52分，徐悲鴻那顆滿懷對祖國對人民摯愛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三，《九州無事樂耕耘》是徐悲鴻晚年的代表作

　　按照徐悲鴻的藝術經歷，我們可以將他的藝術創作劃分為四個時期：

　　1、藝術活動的初期。1908年，由於他的老家江蘇宜興連年遭受水災，13歲的徐悲鴻隨父親徐達章先生開始了流浪的文藝生涯，從此養成了筆不離手的習慣。到1915年，20歲的徐悲鴻來到上海，以畫插圖和廣告維持生計，並開始以賣畫為生。也就是在1915年，徐悲鴻的繪畫才華受到了嶺南派大畫家高劍父、高奇峰的賞識，贊其作品《馬》為「雖古之韓干，無以過也」。該畫由上海審美書館印出，是徐悲鴻第一次發表作品。

　　2、早期，是指1916年到1923年。徐悲鴻的主要藝術經歷是去日本研習美術(1917—1918)，以及公費去法國留學，並在達仰老師的指導下精研素描。這一時期，保留至今的作品很多，僅徐悲鴻紀念館就收藏素描800餘件、油畫百餘幅，散失各地的難以記數(見馮法祀的文章《呼喚大師巨匠——徐悲鴻精神》)。也是在這一年，徐悲鴻的油畫作品《老婦》，第一次入選法國國家美術展覽。

　　3、中期，是指1925年到1949年。這是徐悲鴻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幾乎他所有為人們所熟知的代表作品都誕生在這一時期。如巨幅油畫作品《田橫五百士》(1928—1030)、巨幅國畫《九方皋》(1931)、巨幅油畫《徯我後》(1933)、油畫《放下你的鞭子》、巨幅國畫《愚公移山》(1940)等。

　　4、晚期，是指1949年到1953年。由於徐悲鴻在這短暫的時期裡，擔任了許多社會重要職務——全國政協委員(一屆全國政協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能，徐悲鴻作為新政協成員，參加了有關確定新中國的國都、國歌、國旗、紀年等許多重大事項的策劃和討論——作者注)、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政務活動繁忙，加之身體每況愈下，其創作作品的數量銳減，有影響的作品就更少，而1951年4月創作的《九州無事樂耕耘》，是他晚年最傑出的作品，因此也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徐悲鴻把如此重要的作品《九州無事樂耕耘》，贈送給郭沫若，是有其深厚歷史背景的。

　　四，田漢是徐悲鴻與郭沫若相識的介紹人

　　徐悲鴻與郭沫若相識是在1925年(廖靜文《我的回憶——徐悲鴻一生》1982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但是，查《徐悲鴻年譜》此時他還沒有回國，應該是廖先生記憶有誤。實際上，徐悲鴻是於1926年「2月3日，晨7時半(由新加坡)抵滬。」徐悲鴻與郭沫若相識，中間有個介紹人，他就是我國國歌的歌詞作者、作家、戲劇家田漢先生。

　　徐悲鴻與田漢相識，也在1926年。當時，徐悲鴻隻身從巴黎啟程回到了闊別六年之久的祖國。在上海，他去拜訪了性格熱情似火的田漢。倆人一見如故。

　　徐悲鴻「常與田漢歡聚，曾建議田到歐洲進一步研究文學和戲劇。並常談自己擬創作《田橫五百士》、《徯我後》、《禹鑿龍門》等。田則希望同徐一道搞藝術運動，並建議徐把在歐洲所獲得的美術技巧成為發揚民族精神的武器。」(徐伯陽、金山合編《徐悲鴻年譜》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1年)在藝術追求上，徐悲鴻與田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田漢與郭沫若(原名開貞，1919年發表新詩開始用筆名沫若，後以此為號)相識是在日本，是通過他們共同的朋友、留日學生宗白華(我國著名美學家、教育家)的介紹開始通信，建立友情。1920年3月19日，田漢跑去郭沫若的日本的家裡做客，從此成為摯友(《郭沫若傳》)。當時，郭沫若的夫人是日本人安娜，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博生出世才剛剛三天。正巧，1926年的郭沫若、田漢和徐悲鴻三人，都已經回到了上海。年底的一天，田漢為歡迎徐悲鴻回國舉辦了一個「消寒會」，請郭沫若參加，並且正式介紹了他們倆相識。

　　徐悲鴻對郭沫若不光在態度上很敬重，在思想上更是敬仰。

　　此前的1921年，郭沫若的新詩集《女神》出版後，名聲大作，被喻為點燃了千百萬革命者心中的火焰，為中國詩壇樹立了一座豐碑！特別是在1924年起，郭沫若在翻譯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後，他覺得自己已經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堅信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他要登上寶筏橫渡到共產主義的彼岸。

　　徐悲鴻與郭沫若的相遇，在精神上的一拍即合是順理成章的事。1895年，徐悲鴻出生於長江下游平原的江蘇宜興一個叫屺(讀音：計)亭橋的農村小鎮。家庭清貧。祖父徐硯耕具有反抗壓迫的精神，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革命失敗後在屺亭橋鎮做工。父親徐達章，號成之，請不起老師，完全靠自學成才，成為當地的一位畫家。家裡有七畝瓜田，聊以為生。幼年的徐悲鴻也參加農業勞動，因為家裡沒有牛，要借鄰居的牛犁田，所以他經常要替鄰人放牛作為補償，常常過著食不飽、穿不暖的日子。

　　徐悲鴻痛恨腐朽的反動社會，追求光明的未來，所以在徐悲鴻與郭沫若的交往中，他在精神上獲得了很大的愉悅。

　　五，徐悲鴻與郭沫若的友情深厚

　　徐悲鴻與蔣碧薇的婚姻發展到了山窮水盡，最後以悲劇形式告終。

　　在最後分居的7年中，徐悲鴻的身心備受折磨，幸好他的生活裡出現了一個美麗而大方的姑娘，她就是後來成為徐悲鴻夫人的廖靜文。他們年紀相差20歲。抗日戰爭時期，廖靜文是文工團的演員，後來應聘當了中央大學美術系的圖書管理員，而當初的考官就是徐悲鴻。

　　徐悲鴻與廖靜文的訂婚禮是在貴陽舉辦的。按照當時的習慣，在報紙上刊登了簡短的啟事：徐悲鴻廖靜文在築訂婚，敬告親友。但是，他們的正式婚禮是於1946年1月14日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證婚人有兩位：一位是徐悲鴻的好友郭沫若，他當時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政治部部長為陳誠，副部長為周恩來、黃琪翔，秘書長為張勵生，一廳廳長為賀衷寒，二廳廳長康澤——引自《黃琪翔傳》)；另一位證婚人就是大律師沈鈞儒。

　　由於徐悲鴻與廖靜文這對新婚燕爾有言在先，對所有親友「概不收禮」，於是大書法家郭沫若就寫了一首詩，送給了他倆，以示祝賀：

　　嘉陵江水碧如茶，松竹青青勝似花。別是一番新氣象，磐溪風月畫人家。在抗日戰爭期間，徐悲鴻與郭沫若的來往不是很頻繁，主要原因是徐悲鴻住磐溪，屬於重慶的遠郊區，而郭沫若住在市裡，相距太遠。還有一點，就是郭沫若身任廳長要職，政務纏身。但是，有一件事，足以證明他們之間不僅友情深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緊密團結在一起的。

　　那是1945年2月5日上午，徐悲鴻在病中，郭沫若聞訊趕到磐溪來探望，還帶來用紙包著兩包延安生產的紅棗和小米，說是周恩來送給徐悲鴻的。他們一上午討論的都是有關文藝方面的問題，並發表批評國民黨的文章。

　　當日中午，廖靜文小跑下山，買了一瓶四川瀘州大曲和幾樣小菜，因為徐悲鴻病中不能喝酒，於是郭沫若說笑著和「弟妹」廖靜文對飲。郭沫若比徐悲鴻大三歲。三人其樂融融。

　　後來有人通報說，蔣委員長看見了那篇文章，非常生氣，希望徐悲鴻發表聲明，說自己的名字是被盜用的。徐悲鴻不予理睬，還立即派廖靜文下山去，把這些情況告訴了郭沫若。

　　抗戰勝利後，1946年7月17日徐悲鴻與廖靜文回到了上海後，曾經去郭沫若家拜訪，受到了郭沫若和夫人於立群的熱情歡迎。因為徐悲鴻已經答應了朋友的宴請，所以沒有在郭家吃飯。正欲告辭出門時，迎面撞上了正要進門的周恩來。

　　就是這次見面，周恩來對徐悲鴻說出了堅定而意味深長的話：「應該去(北平)！我希望你把北平藝專辦好，為人民培養一批有能力的美術工作者。」北平藝專，就是現在的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

　　7月28日徐悲鴻夫婦由上海坐輪船北上。8月初，徐悲鴻就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

　　由此可見，郭沫若與徐悲鴻的交往，不僅反映出兩個中國文化名人之間的深厚感情，還提示我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郭沫若與徐悲鴻建立了統戰關係。

　　解放後，郭沫若與徐悲鴻都定居在北京。廖靜文回憶說：「於立群夫人曾親手給我的小女兒芳芳縫製了一條花色和式樣都很美麗的連衣裙。」可見，兩家的往來非常密切。徐悲鴻去世的當天凌晨，郭沫若是最早前往醫院弔唁的北京文化界人士。

　　六，「保衛世界和平大會」

　　徐悲鴻在《九州無事樂耕耘》題款上提到的「第三次和平大會」，實際上指的是「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一共舉辦過三次，即一次會議、二次會議和三次會議，分別在1949年、1950年和1951年舉行。而且，徐悲鴻本人就是中國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一次會議的代表團成員。

　　1949年3月29日，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一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從北京火車站出發，4月3日路過滿洲裡，於4月11日抵達蘇聯首都莫斯科。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郭沫若，成員有曹禺、艾青、丁玲、田漢、洪深、馬寅初，鄭振鐸、程硯秋、古元、曹靖華、翦伯贊、鄧初民、戴愛蓮、錢三強以及徐悲鴻。

　　一次會議的地點是法國的巴黎，但是，法國和新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事實上，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法國不允許新中國代表團入境，所以會議一分為二，分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時舉行。開幕的時間是4月20日。會議的主題是呼籲世界保衛和平，反對戰爭販子的陰謀。

　　4月23日下午，郭沫若作大會發言。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是對世界和平的重大保障。」恰巧，這時傳來了喜訊，解放軍渡江成功，攻佔了南京和蔣介石的總統府！這個消息立即讓所有與會人員欣喜若狂，各國代表齊聲高呼「毛—澤—東」，一字一擊掌，會場成了歡樂的海洋。

　　親身經歷了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經歷了如此激動人心的時刻，徐悲鴻對於「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一定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二次會議是在1950年11月召開的，地點在波蘭的華沙，也是郭沫若率團參加的。郭沫若的發言，揭露和控訴了美帝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投擲細菌彈的罪行，呼籲國際組織調查，並贏得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一致支持。

　　需要重點介紹一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三次會議，因為它和徐悲鴻創作《九州無事樂耕耘》，並贈送郭沫若有著直接的關係。

　　1951年郭沫若率團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保衛世界和平」三次會議後，於4月赴莫斯科參加「加強世界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委員會會議。4月9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宮參加了「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金獎頒獎儀式，委員會主席斯科貝爾琴將雕刻著斯大林頭像的金質獎章掛到了他的胸前。

　　如今，物是人非，當事人都已經辭別了人世，我們只能就徐悲鴻創作《九州無事樂耕耘》的動機做這樣的推理：徐悲鴻喜聞郭沫若獲得了斯大林金獎後，非常高興，覺得好友郭沫若為祖國為人民贏得了無上的榮譽，所以他決定要表達一下對老友的敬重和讚佩之情，於是決定贈送自己的作品。

　　什麼樣的作品能夠表達自己的心情呢？他就抱病創作了國畫巨製《九州無事樂耕耘》！該畫上的畫家題識，印證了這種判斷。

　　七，《九州無事樂耕耘》釋義

　　許多人對於這幅國畫巨製的名稱——《九州無事樂耕耘》，感到疑惑和詫異。

　　這不是毫無根據的。所謂「九州」，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稱呼，現在一般泛指中國。因為，經過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的炮火打擊，國內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社會物資嚴重缺乏，新中國可謂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特別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數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前往朝鮮，參加了殘酷的戰鬥。(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25日，揭開抗美援朝戰爭序幕——作者注)。全中國人民都在同仇敵愾抗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連郭沫若都在「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上，揭露和控訴美帝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投擲細菌彈的罪行。

　　1951年，是進入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年，在如此嚴峻的背景下，徐悲鴻怎麼會說「九州無事」呢？而且，他是否忽略了四萬萬中國同胞高昂的愛國熱情，為什麼僅僅描繪了兩個老漢和一個婦女在「樂耕耘」呢？

　　我們要想瞭解徐悲鴻創作此畫的真實思想，首先還是要從他的題款上著眼。他的題款上有句話：「特寫歐陽永叔詩意贈之，和固所願，但農夫農婦皆英勇戰士也」是點睛之筆。

　　先說「歐陽永叔詩意」。歐陽修的《寄秦州田元珍》，裡面有個名句「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知徐悲鴻是套用了這句話起的題目。簡單翻譯此句，大意是：軍隊紀律嚴明，聽候號令；蕃屬各地社會安定，百姓積極從事生產。

　　理解了歐陽修的詩意，再來解讀《九州無事樂耕耘》，許多疑惑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們從最表面上來理解：

　　其一，抗美援朝戰爭，畢竟是在境外，所以「九州」內，的確「無事」；其二，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生產的熱情大幅提高，所以百姓「樂耕耘」。換句話說：國內社會安定，人民積極生產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支持抗美援朝！

　　事實上。作為中國最傑出的現實主義畫家之一，徐悲鴻在《九州無事樂耕耘》的畫面裡，非常巧妙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這裡的確沒有戰爭的硝煙，觀眾只看到兩位老漢和一位婦女在辛勤耕耘，那麼觀眾會不會問，那些青壯年都到哪裡去了呢？會不會去參軍打「老美」了呢？

　　儘管沒有青壯年的幫助，這兩位老漢和一位婦女，仍然保持著高昂的生產熱情，依舊在「樂耕耘」。徐悲鴻的註解很清楚，前線後方一條心，「農夫農婦皆英勇戰士也」。因為他們熱愛新中國，擁護共產黨……對於抗美援朝戰爭，徐悲鴻的態度是鮮明的。1951年6月中旬，徐悲鴻「為響應文聯捐獻『魯迅號』飛機的號召，畫馬二十幅義賣，每張五十萬元(舊幣)將全部收入一千萬元捐獻購機。」(《徐悲鴻年譜》)

　　畫家徐悲鴻出生貧苦，經歷坎坷。他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和黑暗統治，擁護共產黨，熱愛新中國，這種鮮明的思想觀點和政治態度是不言而喻的，不應置疑。

　　問題是，若是要想體味中國詩、書、畫的精美與奇妙，語言就要差之，而文字比語言就更要差之，所以中國人自古就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說法。筆者窮盡拙筆，釋義《九州無事樂耕耘》，只是為了鑿壁偷光而已。

　　至於徐悲鴻為什麼在1951年創作這樣的農業題材的作品，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據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回憶：1950年9月，全國英模大會後，徐悲鴻從報紙上看到了新沂河水利工程的報道——為了根治魯南和蘇北的水患，使一千五百萬畝良田免受水災之害，要在蘇北開鑿一條二百公里的新沂河。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水利工程，動用了數十萬民工，是新中國改造大自然的第一個壯舉。

　　徐悲鴻抱病(高血壓，常常高達200)前往水利工地，進行生活體驗和藝術觀察。陪同他前往的還有中央美術學院的老師、也是徐悲鴻的學生梁玉龍和保衛幹部孫洪緒。10月12日，他給王瑩的信中表示：「我血壓仍是一樣，近二百度，美國有新藥否？」(《徐悲鴻年譜》)徐悲鴻本打算創作一幅反映新中國建設面貌的大型油畫，遺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回到北京後就大病一場，住進了北京醫院。「1951年7月末，女兒麗麗來探視，(徐悲鴻)曾談自己去山東導沐整沂水利工地體驗生活的情景，並說畫了不少速寫和素描，準備創作。」然而，直到兩年後他去世，這幅「反映新中國建設面貌的大油畫」仍然沒有能夠畫成，卻為後世留下了這幅珍貴的國畫巨製《九州無事樂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