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為我們留下的豐富文物藝術寶藏，在世界藝術寶庫中佔有著重要的地位，放射著燦爛光輝。可是，由於我們經濟落後，我們的文物藝術品在世界藝術品市場上的價格卻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文物藝術品價格相差甚遠。如歐洲的畢加索與我國的齊白石幾乎是同時期的藝術家，畢加索對齊白石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過，真正的印象派在中國，齊白石是印象派大家，他不敢來中國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有一個齊白石。

可是，當時齊白石先生書畫的價格每平尺只有10元。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得到快速發展。1992年有了文物藝術品拍賣之後，齊白石的書畫價格開始飆升;1994年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拍賣會推出齊白石的《松鷹圖》，以176萬元成交，第一次出現超過百萬元的記錄。1994年秋季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推出齊白石的《山水冊十二開》以517萬元成交，創造了當時中國畫的最高記錄。2003年中貿聖佳拍賣公司拍賣會上，此冊頁又以1452萬元成交，價格增長了近三倍。在同場拍賣會上推出的齊白石《詩意山水冊八開》以1661萬元成交，這是齊白石先生作品的最高記錄。2004年北京翰海拍賣公司推出的陸儼少《杜甫詩意百開冊》以6930萬元成交。當然，我們藝術家作品的價格，與西方藝術家作品的價格相比尚有很大距離，如齊白石作品的最高價位僅相當於畢加索的《拿煙斗的男孩》1.04億美元的五十分之一，陸儼少的百開冊也只相當於十二分之一。但是，只要我們國力不斷增強，文物藝術品的健康發展，我們中華民族的文物藝術品還會不斷創造新的高價格來。

我們認為，生命短促，藝術長存，藝術是人類想像力充滿神秘與詩意的表現。從藝術誕生的那一刻起，人類就證明了自身決心付出巨大的努力來贏得創造藝術美的特權。雖然與藝術共生的願望是人類的普遍特性，但只有收藏家意識到了美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當梵高畫了他的傑作《加歇醫生肖像》時，其大膽的色彩和筆觸猛烈地衝擊了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梵高絕不會想到100年後，一名日本收藏家為這幅畫支付了8250萬美元的高價，創造了最昂貴的藝術品銷售記錄。當我們看著加歇醫生的面孔時，再不會看到一個常見的憂傷與悔恨的肖像，而是一大堆金光閃閃的迷人的金錢。梵高、雷諾阿和畢加索可以說是財富和權勢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我們時代的悲哀，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事物都是要由金錢價值來衡量的，而大多數人失去了欣賞一幅畫的美學價值的能力——這是不言自明的。

那麼，這些高昂的價格合理嗎?西方工業國家自20世紀50年代初進入了史無前例的經濟騰飛。在這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通貨膨脹總是一個如期而至的副產品。當貨幣貶值的時候，藝術就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投資，作為抵制通貨膨脹的屏障。這種價值如同股票和債券一樣，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衰退時期，不動產按指數比例增長，銀行都願意為購買藝術品提供貸款。從歷史上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總是循環不斷的，維持信譽和提高財產的價值都會推動藝術品價格的上揚。梵高的《加歇醫生肖像》和雷諾阿的《紅磨坊的舞台》被日本大實業家Pyoei Saito以1.6億美元的價格買走。他從銀行貸款買下這兩幅畫，以價值數十億日元的地產作為抵押。像Saito這樣的買主正以他們的非藝術財產，如地產為手段創造令人驚奇的世界購畫記錄。

由此看來，日本人以世界記錄的價格買下的幾百幅印象派作品被日本的幾家銀行再擁有。這些銀行曾貸款給這些投機的投資者。當日本人如此急於購買每一幅第一流的甚至第二流的印象派繪畫時，人們不知道他們是過於天真還是神經出了毛病，不知他們是否承認別人看不到的某種市場活力。

從高畫價背景來看，除經濟因素之外，還有藝術品自身原因。在美國每個城市，無論其大小都力圖建立一個世界水平的藝術博物館。從1950年至1980年就有2500多所博物館開張，幾乎每5天就有一所。博物館成為現代藝術品的重要買主。與收藏家不同，博物館有責任完成其年度購畫任務，而收藏家買畫只是出於他們的興趣。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稅收制度也鼓勵藝術品投資，因為一件藝術品捐贈給博物館就可以免稅。如果把畫捐給博物館，就會按當時的市場價值得到一張稅收信譽卡。一個電影明星可能掙到1000萬美元，但其中400萬美元將作為所得稅上繳給政府。而為捐贈的一幅畫只投入了10萬美元，卻可以免去150萬美元的稅。這樣使美國的博物館擁有全世界一批優秀的藝術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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