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器是中國古代王室、貴族舉行祭祀、宴饗、征伐、喪葬等禮儀活動使用的器皿，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級和權力，是立國傳家的重器。遼寧省遼陽市博物館日前展出商代青銅禮器“酉父癸簋”，該件文物於1929年在遼陽市出土。中國先秦史學會相關負責人、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來到遼陽，參觀了這件“酉父癸簋”禮器，並舉行了遼陽先秦文化歷史研討會。

　　早在1929年，遼陽地區出土了一件造型優美、鑄造精良的商代青銅禮器——酉父癸簋（見圖），只是因為出土後不久即被私人收藏，秘而不宣，而沒被世人所知，直到幾年前才被遼陽地方學者發現，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這些青銅禮器是研究探索遼河兩岸早期文明的重要實證。 

　　酉父癸簋，通高17.4、上口徑23.5、底徑19.6厘米，重4.21公斤。侈口卷沿，束頸鼓腹，圈足下部侈大，頸腹兩側有一對獸首半環形耳，獸頭扁平寬大，耳圈扁細，耳下有向內小鉤形垂珥。頸部、圈足均飾象獸紋。大象凸目咧嘴，象鼻上卷，以纖細的雷紋填地。簋頸的前後各增飾一個浮雕獸首，腹部裝飾斜方格雲雷紋，中間填以方底小乳釘。腹部內底有銘文“酉父癸”三字，意思是此簋為酉氏為其父親癸所作。時代被定為商代晚期。 

　　簋，原是中國古人用於盛裝食物的容器。初為陶制，商代以後主要為青銅質，其功用也主要被用來作為禮器。 

　　酉父癸簋，即是一件難得的古代禮器精品。據金石、甲骨文大家柯昌濟於1935年刊印的《金文分域編》記載：酉父癸簋於1929年在遼陽出土，曾是徐世昌晚年的收藏，之後被王一民收藏。1960年，王妻吳清漪將其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收藏。2004年，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專家陳佩芬將其收入《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中，編號083。 

　　一般以為，像酉父癸簋這樣大型、精美的青銅禮器，其鑄造和使用地點應該在中原至遼西地區這一範圍之內，但卻出土於遼東首府遼陽，由此，關於酉父癸簋的流傳軌跡和過程，其中一定蘊含著以往許多從未被世人知曉的秘密。 

　　縱觀酉父癸簋的造型、紋飾和銘文書體，的確稱得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具有較高藝術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的青銅藝術品。其銅質優良，鑄造精工，紋飾華美，保存完好，且鑄有銘文，器主明確，為我們研究遼陽地區秦漢以前的歷史狀況，以及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酉父癸簋屬商代晚期。內底鑄銘文三字：酉父癸。是酉為父癸作祭器。箕子的祖父名瞿癸。而酉，則是箕子的父親理酉。是箕子的父親理酉為其父瞿癸作祭器。 

　　柯昌濟編著的《金文分域編》記載，“遼陽縣出土酉父癸彝”。商代晚期的酉父癸簋，是商王室貴族的祭器，本應存在於今河南安陽，為什麼出土於遼陽？ 

　　只有一種可能，即為商末周初，紂王的堂叔、太師箕子受周武王分封，在今遼陽建立箕子王朝時所帶來。 

　　殷商時期的青銅禮器，為王室專有。從某種意義上說，出土殷商時期青銅禮器的地方，跟當時的王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製造於殷商都城的酉父癸簋來到古襄平，這和商末太師箕子於商末來到古襄平建立箕子王朝有直接關係。 

　　箕子為什麼要將此彝器帶到襄平？箕子來襄平建立侯國，一定要設立用於祭祀先人的宗廟，而酉父癸簋則是祭祀先人的祭器，是祖父和父親的象徵。 

　　此外，業內人士還列舉大量的佐證，證明箕子王朝確曾存在於遼東、遼寧地區，都城在今遼陽存續七百九十五年。遼陽的建置史，至今已有三千零六十四年。 

　　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原院長、教授楊英傑以《遼陽先秦歷史文化》為題，也發表主題演講，進一步肯定張春雷新論及其勇於探索的精神，相信一定在古代史研究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楊英傑表示，科學研究是一個無窮盡的求知求真的探索過程。任何人的任何一種觀點，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完善的。經過爭鳴驗證，是正確者，可貴！不確者，亦可貴！因為它發現了問題，提出了問題，探索了問題，開闊了研究者們的視野，引起了爭鳴，使之最後一步步揭開歷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