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麓齋象牙章

　　龔心釗（1870—1949），字懷希，號仲勉，安徽合肥人，寓居上海，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收藏家。

　　龔氏出身縉紳世家 

　　龔氏三代為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家學淵源。龔心釗先祖龔鼎孳，號芝麓，龔心釗“瞻麓齋”即為高瞻仰懷先祖之意。 

　　龔心釗的日常生活，除了玩文物，也以詩文自怡。以前家中屋子大，其書房堆滿文稿，藏書豐富，其中還有元版書，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裝箱落地存放。他學問好，性好清淡，白天喝茶，只有晚上偶爾飲些老酒，酒後會寫文章，雅興所至，往往賦詩。他的右大拇指後來因病而截去一節，握筆不便，但是對詩文考證，仍然用功不輟。抗戰時期，日本人佔領上海時曾經限電，每到晚上，全家還將電力集中供其使用。

明萬曆犀角刻詩文杯

田黃凍達摩面壁像

東漢關內侯金印

龔心釗自用章

明代樹癭供春壺

宋代青銅編鐘

　　文人習性收藏大家 

　　晚清以來，收藏文人器玩之大家，南北有兩位，時稱南龔北徐。北為徐世章，民國總統徐世昌之胞弟。南龔即瞻麓齋主人龔心釗。 

　　龔心釗蓄古愛好系從小耳濡目染，其收藏自二十歲隨父到上海時即已開始。除了傳統文人的好古習性以外，由於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歷任晚清各種洋務與外交職位之背景，龔心釗對於西洋事物亦多有所涉獵。他著有《瞻麓齋詩文存》，又編譯《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凱撒劇詞箋》等書。 

　　龔心釗在逍遙津花園內養蜂和梅花鹿，而且極為認真，蜂之作息、繁殖與採蜜活動皆會加以記錄，更以中西合併的方式飼養。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也養蟋蟀，但卻捨不得鬥，只欣賞蟋蟀之神態、精神，遇到天冷還會喂蟋蟀吃維生素。 

　　出身世家與官場，龔心釗的交遊也多為晚清遺老與學人，在一張拍攝於民國二十年（1931）的老照片“蓬山話舊圖”中，即是龔心釗與學者藏書家傅增湘、帝師陳寶琛、清宗室寶熙與大學者柯紹志等人的合影。瞻麓齋藏有民國二十四年（1935），時年六十六歲的龔心釗與諸遺老的合照，前排中坐者為秦子質（宣統年間任廣東陸路提督），其左旁為陳筱石（直隸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龔心釗在上海的交遊，除了遺老與學人圈子外，由於醉心於古泉印璽，他與大藝術家、篆刻家吳昌碩亦有密切往來。吳昌碩曾為心釗、心銘兄弟刻有多方印，如為龔心銘刻“楚鍰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龔心銘的《浦口湯泉小志》書名亦請吳昌碩以篆書題字；吳昌碩為龔心釗所刻“合肥龔氏鑒藏歷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貨、官私印章、碑帖圖籍、書畫尺牘之記”為長達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吳氏印譜中相當少見，可知兩人印緣與交情之深。 

　　龔氏早年的古印收藏有一部目錄《瞻麓齋古印征》8卷，顧復初題扉頁，錢鏡塘、袁渭漁等作序，龔照篪作跋，1893年成書，每頁一印，選擇精審。可是後來陸續又有大批收穫，尤其抗戰前出土了大量銅印，龔氏所收遂超過原印譜中好幾倍，雖未留下印譜，印章卻被安置在一批特製的盒子裡。這批古印有一部分是清末山東大收藏家陳介祺的舊藏。其收藏的“甘玩一瓢硯”，曾為建築大師貝聿銘之貝氏家族先人、蘇州藏書家貝墉（簡香）所收藏。另其收藏的“楊玉璇制白壽山慧可斷臂像”與“田黃凍達摩面壁像”均得自“冒氏水繪園”。 

　　龔心釗所收文物種類繁多，包括有戰國越王劍、宋代米芾、馬遠、夏圭等名家書畫，宋汝窯盤以及時大彬、徐友泉、陳鳴遠與陳曼生等制的紫砂。尤其是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戰國到六朝的銅、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餘方，蔚為大觀。然而，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羅萬象，但還是有其收藏方向的，對於所收文物的品級也多所堅持，據龔安英（龔心釗之女）說：“父親收藏的印記止於唐代，宋人的印就不收了。又如紫砂茶壺，也只收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陳曼生，之後的就不入其收藏範圍。” 

　　有趣的是，即使對收藏品級如此剔抉，瞻麓齋藏品中卻有一形色特殊的“英倫祭紅尊”，此器並非出自中國，而是當年龔心釗由英國倫敦購回，據說只是因為龔心釗認為此“祭紅尊”仿的是中國作品，而且仿得頗為相似，認為非常有趣，故買之。 

　　龔心釗一生心血全在於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但其對看中的器物還是決不肯罷手的，一旦看中，即便借錢或者賣掉首飾也要買回來。到了後來，滬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龔心釗的個性，即使有好東西也不敢取出來給他看了。上海之外，龔心釗常赴北京琉璃廠賞購古玩，古玩商皆熟識之。 

　　讀之考之護之 

　　龔心釗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於其精緻考究、古樸典雅的包裝。無論是書畫或各類文玩精品，外盛以癭木盒、紫檀盒或紅木盒，取精緻的織錦包面，用柔軟的絲絹為臥囊，盒內貼有多方藏印的印文，並附有親筆撰寫的各式標籤、題識的紙箋，盒外又貼有龔氏手書品名的題籤。 

　　文人的雅玩與收藏活動，無形中展現出自身的知識、修養、氣質與品位，可以說是“古玩”雅趣當中，最好玩、最有趣也最高級的享受。龔氏收藏講究精緻優雅的裝潢包裝，流露其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與風格。這絕非僅靠雄厚財力即可獲得的，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學識與審美素養。 

　　無論是囊匣與錦盒的配色，還是用於裝裱、製造的紙張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須因應藏品本身來作適當的選擇與搭配。據龔安英說，龔心釗對於材料非常講究，裱畫裝潢用的紙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與金粟紙還是來自於清宮拍賣的舊物。在“宋拓九成宮醴泉銘”這冊碑帖中，龔心釗別出心裁，貼上自己的照片與收藏印記，而且都是自己剪貼，沒有假手他人。 

　　事實上，如此講究的裝潢與包裝，在近現代民間收藏家中相當罕見。曾經讓全國書畫鑒定三人小組成員、上海博物館書畫鑒定專家謝稚柳讚歎不已，認為已成為龔氏個人收藏風格。要知道，龔家長年僱有學有專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龔心釗量了尺寸後，便會要求工匠製作各種錦盒、木匣，他在旁口述指示，親自監督。 

　　龔安英說，對待心愛的文物，父親是買之、讀之、考之，卻不喜歡在他人面前炫耀張揚。龔心釗在把玩、擦拭藏品時絕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經磨得平潤了的衣服袖口來擦拭，這是要避免織物上尖銳的纖維可能刮傷器物。收藏家對文物的鍾愛、細心以及愛物之成癖、成癡，於這些小處與細節當中表露無遺。例如包裝“宋拓九成宮醴泉銘”與“宋官窯印池”的匣盒，側邊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帶以較為耐用的麂皮所製成，一般本來皆作尖牙狀的骨桿，但龔心釗卻特別要工匠將之磨成較為圓潤的形狀，他認為這樣更易於使用。 

　　除了古樸雅致的包裝風格外，龔心釗對於收藏品的考證，亦可稱一絕。龔氏本人篤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僅止於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潛心研究，考證其來龍去脈，對於文物的傳世經歷與收藏過程也都會撰寫墨書籤條附於其中。以“吳越王金塗寶塔”為例，龔氏除了寫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經過與原由外，還特別附上《申報》的剪報報道，以為佐證，同時留給後人研究的線索。 

　　1960年，龔心釗的第三代後人將家藏文物捐入上海博物館，共計600餘件，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表彰。捐獻的瓷器中有唐邢窯盈字蓋盒、北宋定窯刻花游鵝碗，還有一大批紫砂壺和陶質蟋蟀罐。龔心釗所藏的蟋蟀罐大都是“趙子玉”款的作品，而紫砂器則以“陳鳴遠”款作品為其代表。重慶三峽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亦藏有若干龔氏藏品。其餘散入各地藏家，因藏盒題記的特色，龔氏舊藏每易辨識，近年也在拍賣會屢創佳績。 

　　從這些閃耀著藏家餘暉並庇蔭後世的珍貴文物中，我們見證了一位大收藏家對於文物的態度及其不凡的審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