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時期，不斷有通商口岸的開設，這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是在喪失主權的不平等條件下進行了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發展給外國貨幣流入中國提供了良好的機會，這不可避免的讓清政府開始了自製銀元的嘗試並掀起了高潮。今天我們就來聊聊近代的銀元與銅元。

制錢荒的出現引發了銅元鑄造和發行，但隨之而來的濫鑄使貨幣市場又充滿弊端。晚清和民初政府對全國貨幣鑄造和發行掌控能力的弱化，使這一時期的貨幣制度漏洞百出。

外國銀元流入

明朝末年，外國銀元開始流入中國。早期流入中國的外國銀元數量不多，流通也不廣。清朝初期中外物資交流的規模比明末有所擴大，英國東印度公司經常派船隻來往於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外國銀元便於乾隆年間大量流入中國，並在上海及附近地區開始盛行。

最早流入中國的外國銀元是西班牙銀元，又稱加羅拉銀元，俗稱本洋，系公元1535～1821年由西班牙鑄造。西班牙銀元因重量穩定、質量優良，為人們所接受，「商務交易多用此幣，銀行所開匯價，亦以此為根據」。1854年墨西哥銀元開始流入中國。墨西哥銀元始鑄於1823年，正面圖案為墨西哥國徽：站在仙人掌上口中銜蛇的一隻鷹，背面圖案為有「自由」字樣的自由帽，自由帽四周放射32道光芒，俗稱「鷹洋」。此外流入中國的還有荷蘭銀元、美國銀元、英國銀元等。

道光年間，外國銀元流入漸多。相比較銀兩，銀元支付時不用看成色、稱重量，只需計枚數即可，十分方便，因此民間使用更加普遍,「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甚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貿交易，無一不用洋錢」。對此有人認為，外國銀元在民間廣泛流行，不僅有礙國體，也造成內地高

色紋銀急速外流，若任其蔓延下去，我國紋銀終有被吸盡的一天，因此建議朝廷禁止民間使用外國銀元。但這一建議卻招來反對之聲。御史黃中模上奏說：「番銀之在內地者，行用已久，恐驟加遏絕，必致於民不便，應仍聽其流轉。」他的意見得到朝廷贊同，由此禁止外國銀元的言論逐漸銷聲匿跡。然而與此同時，社會各界要求中國政府自鑄銀元的呼聲越來越高，清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改革貨幣制度，發行中國自己的銀元，從而打破外國金融勢力的壟斷。

自鑄銀元開始

仿鑄外國銀元，最早發生在乾隆年間的廣東，當時廣東省藩庫官員曾下令讓銀匠將銀元「鑄得像外國人造的一樣」。但是這個命令帶來了麻煩，由於銀匠向銀幣內摻銅，使得市場上的銀元貶值，政府於是下令禁止其流通。到了嘉慶、道光年間，仿鑄外國銀元在中國南方已相當普遍。其鑄於廣東者曰「廣板」，鑄於福建者曰「福板」，鑄於杭州者曰「杭板」，鑄於江蘇者曰「蘇板」「吳莊」「錫板」，鑄於江西者曰「土板」「行莊」。在民間仿鑄外國銀元的同時，地方政府也開始自鑄銀元。林則徐在其任上就曾鑄造了一批仿鑄的外國銀元。這種仿鑄的銀元實際上是一種銀餅，「其面如棋，面刊是銀七錢三分」。道光十八年（1838年）福建當局曾發行過銀幣，光緒八年（1882年）吉林機器官局也曾試鑄銀幣。直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經朝廷批准鑄造的銀幣才正式問世，這便是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東鑄造的銀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北洋機器局也試鑄銀元，同年南京也始鑄龍洋。光緒二十四年四川省成都造幣廠鑄造四川盧比銀幣，正面是光緒皇帝半身像，是中國貨幣史上最早出現的人像幣。此後其他各省亦紛紛自行設局，購機仿鑄銀幣，各局皆不受中央政府管轄，龍洋的品質也因此十分龐雜，形式、份量參差不齊，市價高低不一，往往此省所鑄銀元不能行於彼省。當時各省督撫都把鑄幣看作一大財源大加鑄造，以致鑄幣過剩。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考慮到各省設局太多，所鑄銀元成色份量相差很大，不便民用，擬指定各省需用銀元概由廣東、湖北兩省鑄造，但遭到各省反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

頒布《整頓圜法章程》十條，在天津成立造幣總廠，打算鑄造一兩重的銀元為本位幣，這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的主張，而以光緒為首的變法維新派則主張仍鑄七錢二分的銀元，兩派鬥爭激烈。結果一兩重的銀元在市面上行不通，只好收回成命。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制定《國幣則例》二十四條，規定鑄幣以元為單位，重七錢二分，第二年在南京、武漢開始鑄造，稱「大清銀幣」，同時停止各省自由鑄造。至此，中國自鑄統一的新式銀元終於產生。

辛亥革命後，時局動盪，北洋政府無力節制全國，幣制混亂。當時市面上流通的銀元達十數種之多，有鷹洋、銀槍、本洋等外國銀元，也有廣東、湖北、浙江、安徽各省鑄造的龍洋，還有四川幣、吉林幣、東三省幣、奉天幣、造幣廠幣、北洋幣、大清幣等，可謂五花八門。為了統一全國貨幣，1914年2月北洋政府頒布了《國幣條例》，決定收回舊幣，於同年12月和次年2月先後由天津造幣總廠和江南造幣廠開始鑄新幣，正面為袁世凱頭像，通稱「袁頭幣」，俗稱「袁大頭」，成色為純銀89%，每枚重庫平銀七錢二分。這種新幣因花樣嶄新，重量成色都嚴格按照規定標準，故發行後很快在全國貨幣市場佔據了主導地位。

由逐利引起的銅元鑄造氾濫

清朝市場零散交易像歷朝一樣使用制錢。咸豐年間，有外國人在上海收買制錢，當時江浙一帶銀價每兩可換制錢二千多枚，一些英國商人便在上海收買制錢偷運出境。1858年2月6日《北華捷報》報道：數日前在上海港的一艘船上，外人用55只木桶裝運制錢，其價約3000兩，在同一艘船上還發現50只箱子，每箱約裝制錢兩擔，這些制錢是作為貴重物品裝運的，但無許可證。因偷運制錢違禁，故被海關沒收充公。光緒年間洋商又在上海專購制錢，交銅鋪熔銷淨銅，運往內地高價出售，造成市面上銅錢奇缺，錢荒嚴重。清政府缺乏恢復鼓鑄制錢的方策，致使各省錢價昂漲，日甚一日。光緒中葉，銅價翔貴，民間私毀制錢，幾難禁止，造成「錢日少而價日昂，百貨騰湧，商民交困，幾不聊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針對廣東錢荒甚厲現象，兩廣總督李鴻章首開風氣，從國外購買了機器鑄造銅元，每枚銅元重二錢，正面為「光緒元寶」，背面為蟠龍花紋，每百枚可換銀元一枚。不久福建也奏准鑄造銅元，改為對制錢作價，鑄有「每枚當錢十文」字樣。其後各省所鑄銅元亦均對制錢作價，於是廣東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又將新鑄銅元改為「每枚當制錢十文」。銅元在形制上與制錢不同，中間無方孔，俗稱「銅板」。

銅元出現後，因其形制精巧，大小一致，在流通中很受歡迎。由於銅元鑄造的成本每百枚只需白銀四錢四分左右，而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銀元一元可換銅元八九十枚，因此鑄造銅元可有三成以上的利潤，各省官僚認為這是發財的機會，便紛紛從國外購機鑄造。1902年，安徽、直隸、湖南、湖北四省投入鼓鑄，次年繼起的有浙江、四川、江西、奉天。1904年又有山東、河南、江蘇蘇州、清江及廣西，1905年有雲南，1908年有吉林、新疆，1910年有西藏等。到1910年，全國鼓鑄銅元的省份達19省之多，有的在一省之內設了兩廠（如浙江、湖南、河南）、三廠（如湖北、福建），最為突出的是江蘇，在一省內竟設立了六廠（江寧有三廠、蘇州有兩廠、清江有一廠）。銅元鑄造，給各省帶來豐厚的利潤，如廣東，從1902年到1907年初，4個廠共鑄造當十銅元16億余枚，歷年得利310萬兩。

全國掀起的銅元鑄造熱，使銅元鑄發數量急劇上升，光緒三十年（1904年），數量約為17億枚，次年就達到75億枚。據梁啟超所著《各省濫鑄銅元小史》統計，光緒三十一年，全國12個省設有15個鑄造局，有機器846架。據當時上海外國商會估計，這些機器有六成已經開鑄，二成正在裝配，另有二成尚未到華。如果全部開工，每年可鑄當十銅元16413兆（百萬）枚，分給中國4億人口，每人佔到40枚。銅元氾濫，使金融市場上銀銅之間的幣換率不斷受到衝擊。銅元剛開始流通時，政府的發行價格規定為每百枚合銀元一元，市面上往往每80～90枚即可換1元。據海關報告稱，1902年，銀元1元的兌換率在蘇州為88枚，杭州90枚，膠州80枚，安慶95枚。可是銅元濫發後，市面上兌換率迅起變化。上海市場上，銀元1元兌換當十銅元，在1905底為107枚，1906年底為110枚，1907年底為116枚，1908年底為123枚，1909年底為127枚，1910年底為131枚，1911年底為134枚。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發生，其他主要商業城市也都存在。

1906年八九月間，各國駐華公使對中國濫鑄銅元提出「忠告」，清政府已在是年六七月命各省銅元局悉行閉止。此後為挽救銅元危機，清政府又採取了兩項緊急措施：先是由度支部於1908年撥銀50萬兩，交順天府貶價收購銅元，以提高銅元價值；隨後又在一個月後，再次發出「上諭」，命「京外各廠暫行停鑄銅元數月，俟銅元價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復鑄」。然而四川、江寧、湖北、福建、浙江等省紛紛請求就現存銅斤繼續鑄造，天津、廣東和東三省則請求將已購存的銅盡數鑄造後再行停鑄，由此使停鑄令形同虛文。

民國初年，各省因利之所趨，仍大量鼓鑄，致銅元數量仍不斷增加，質量繼續降低，市價更為跌落。1912年成都造幣廠鑄造當五十銅元，次年重慶銅元局用同樣模型開鑄。此時銅元市價已跌至銀元1元換2000文，遂改鑄當一百銅元。不久銅元價又跌至每元換四五千文，又改鑄當二百銅元。接著銅元市價再跌至每元換八九千文，則改用白銅鑄造，多加鉛錫。四川銅元價格的混亂嚴重影響了下游省份。在上海，1919年時銅元市價為銀元1元合單銅元154枚，此後繼續低落，20年代波動於二三百枚之間，30年代初曾突破過三百枚。直到30年代後，銅元的用途漸少，才逐漸退出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