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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發掘於1999年,是1999年全國最重要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這是因為虞弘墓虞弘墓是我國第一座經過科學發掘、有準確紀年、並有著完整豐富中亞圖像資料的古代墓葬,它是東西方文化交流歷史見證,提供寶貴的歷史文物資料。
虞弘墓位於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墓坐北朝南,為磚砌單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門、墓室幾部分組成。葬具僅存一漢白玉石槨。石槨呈三開間,歇山頂式殿堂,建築由底座、槨壁和坡面頂三部分組成,總長2.95米,寬2.2米,高2米。槨座下四周各墊兩獅頭,頭向外,背上負著槨座。在槨內外,有兩具已散亂腐朽的人骨,經專家鑒定,屬一男一女,結合墓誌,我們知道該墓為一座夫妻合葬墓。
據墓誌載,男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麟城人,曾奉茹茹國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渾等國,後出使北齊,隨後便在北齊、北周和隋為官,在北週一度「檢校薩保府」,職掌人華外國人事務,隋開皇十二年(582年)卒於晉陽,時年59歲。
出土隨葬品除石槨外,還有墓誌、瓷碗殘片、漢白玉人物俑、八稜彩繪雕刻柱、蓮花座、銅幣等共計80佘件。人物俑分漢白玉和砂岩兩種石質,共16件。有侍從俑、伎樂俑和拄劍俑三種類型,人物形象分胡人和漢人兩種,漢白玉石俑通體施褐彩,再加衣紋彩繪。石俑下部雕出榫頭,立於漢白玉蓮花座上。這種作法,同時期佛教造像常見,而用於隨葬品中,首見於河南隋張盛墓瓷隨葬俑,虞弘墓的漢白玉石刻造像可謂又一重要發現。墓葬中一個持壺男侍俑,整齊濃密的齊耳短髮、深目高鼻,身穿圓領窄袖袍,腰繫蹀躞帶,帶上系挎佩刀、小鰭等七件物事。這種裝束,可以說是唐代蹀躞七事制度的濫觴。
虞弘墓最具重大意義的考古發現,是描述中西亞波斯粟特人文化生活的漢白玉浮雕彩繪圖像。石槨除槨頂外,槨壁、槨座均有浮雕,並施以彩繪和描金。浮雕彩繪內容由50多個單體圖像組合而成,內容豐富多彩。有盛大的宴飲場景;有熱烈的樂舞場面;還有激烈的狩獵場景及人獅搏鬥的慘烈景象。圖中人物形象均為高鼻、深目、黑髮、濃須。圖案中的繫帶鳥、魚尾翼馬和葡萄葉蔓紋飾,胡騰舞和襖教拜火祭壇,充滿了異國風情而且生動鮮活,讓人感受到濃烈的中亞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氣息。石槨的中國建築構造和浮雕繪畫的外來內容,與出土的虞弘墓誌內容十分吻合,它們相互印證了墓主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經歷。虞弘墓是迄今為止中原地區發現的少數經過科學發掘,又有準確紀年的反映中亞文化的考古資料,內容豐富,保存完整。這一發現說明,當時的晉陽與西亞地區的物質和文化交流已十分頻繁。
虞弘墓石槨的浮雕彩繪,不但是世界頂級藝術珍品,而且已成為反映漢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集中的實物圖像資料,也是國際學術界研究古代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熱點素材。
漢白玉石槨浮雕彩繪主要由槨壁、槨座兩部分組成。槨壁共9塊,每塊又由上下兩組圖案組成。前壁雕刻彩繪,內壁素面,左右及後壁內壁浮雕彩繪,向外僅有墨色人物畫,但大部分已模糊不清。現以前左壁為始,逆時針方向分別敘述。
槨壁浮雕彩繪
1、前左側壁。上圖為出行圖,圖案雕繪共4人,一人牽馬,兩人隨行,主人坐在棗紅色高頭大馬上,獵狗、吉祥鳥伴隨,整個畫面生活氣息濃厚。人物形象高鼻、深目、黑髮,栩栩如生,下圖雕繪一匹飛馳的有翼神馬,馬的後部變形為魚身魚尾。
2、左壁前部。上圖為飲宴樂舞圖,在有圍欄的六角台上,三人勾肩搭背,手舞足蹈,跳著當時中亞流行的胡騰舞,台下二人懷抱酒罈,一派節日歡樂的場面,下圖為翼馬與雄獅迎面搏鬥的場面。
3、左壁後部。上圖為騎駝射獅圖,一卷髮騎士拉弓射擊,兩頭雄獅,張著血盆大口與騎士搏鬥,駱駝、獵狗不甘示弱,助主人一臂之力,場面十分緊張激烈;下圖為一大漢敞胸裸背,坐在鑲有花邊的圓毯上,手握角形器,悠閒自得,開懷暢飲。
4、後壁左側。上圖為人獅搏鬥圖,一長髮騎士坐在單峰駱駝上,回首拉弓,兩頭獅子前後夾攻,畫面緊張激烈,動感十足。下圖為一隻山羊在草地上狂奔的畫面。
5、後壁中部。上圖為一個宏大的飲宴樂舞場面,居中平台上,男女主人舉杯對飲,侍從站立兩旁。台下一胡人獨舞旋轉,綵帶飛舞。兩側持琵琶、箜篌、束腰鼓等樂器的樂人伴奏,組成了一幅喜慶、歡樂、祥和的場面,下圖表現的則是人獅格鬥場面。兩頭獅子分別將兩人頭部咬人口中,兩人將寶劍刺穿獅子的腹部,整個畫面驚心動魄,十分慘烈。
6、後壁右側。上圖為騎象搏鬥圖,騎士頭戴花冠,手持寶劍,獵狗緊隨其後。三頭獅子將其團團圍攻,進行著一場殊死搏鬥;下圖卻雕繪著一隻鴿子,似寓意人類嚮往和平生活的一面。
7、右壁後部。上圖為行旅飲食圖,主人騎一高頭大馬,隨從持物前後侍奉,為途中小憩的一個場面;下圖為一隻山羊漫不經心行走在草叢中的畫面。
8、右壁前部。上圖為休閒圖,主人手持敞口高足杯,打坐在束腰座上,僕人單腿下跪手端果盤在前伺候,樂人懷抱琵琶在一旁演奏助興,反映出主人高貴富有的悠閒生活畫面。
9、前壁右側。上圖為出行圖,主人頭戴日月冠,身穿紅色圓領長袍半背衫,下著白色緊腿長褲和軟靴,氣宇軒昂,坐在馬背上,侍從手舉華蓋、持物隨其左右,顯示了主人一派高貴典雅、尊貴無比的生活場景,下圖為牛獅搏鬥圖。
墓誌中提到的魚國,是人們陌生的一個國家。從墓誌提供的信息看,虞弘是魚國尉紇
城人,虞弘的祖先曾經「弈業繁昌,派支西域」,這說明魚國應該在西域。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林梅村經過考據認為,虞弘的祖先是步落稽,這是曾經活躍在甘肅東部至山西北部的雜胡之一。他判斷虞弘出生地「尉紇
城」在新疆伊吾縣,就是柔然汗國建立的木來城—因為虞弘父親時,魚國已經投奔柔然。但是研究中亞和西亞歷史的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余太山認為,虞弘的祖先是最早居於錫爾河北岸,後來遷往粟特地區的馬薩革太人,這個部落曾經打敗過波斯大帝居魯士的入侵。
雖然魚國的位置沒有完全的定論,但是,因為虞弘曾擔任檢校薩保府,統領粟特聚落事務,因此,魚國與粟特的關係應該非常近,並且極有可能同屬伊朗文化範疇。粟特人,是歷史上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沒有建立過自己統一的國家,而是以商人的身份頻繁往來於中亞與中國之間,承擔著當時的東西方貿易。經商途中,許多粟特人逐漸定居在經商地,形成一個個移民聚落。絲綢之路北道的碎葉城,就是來往的粟特人所築,後來唐朝在此擴大形制,招徠胡賈,定為北道徵收過往商稅的關卡所在。
虞弘墓的石槨底座上,有兩個鳥身人首的形象在重要的位置,這兩個形象面對著一團烈火。這個圖像使虞弘墓的浮雕圖像在異域的色彩中,又透出一種神秘與端莊的氣息—這是一種儀式。拜火的姿態遙遙指向一個曾在中亞十分流行的宗教:祆教。兩個拜火的形象,應是祆教的祭司。
祆教在古代波斯地區(如今的伊朗)流行時,名叫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被人們稱作祆教。瑣羅亞斯德出身於米底王國(一個古伊朗王國)的貴族騎士家庭,20歲時離開家獨自隱居,30歲時聲稱受到神的啟示,改革傳統的多神教,創立新的宗教。他是成功的,在基督教誕生前,他創立的宗教曾經是中東和西亞最有影響力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基督教中的「魔鬼」(devil)一詞,就是譯自祆教的「daevas」;而希臘人稱魔鬼為「daibolos」,意思是「誹謗者」或「控告者」,這是猶太人對「撒旦」的概念,它也源自瑣羅亞斯德教的思想。
在瑣羅亞斯德教中,阿胡拉·馬茲達是代表光明的善神,安格拉·曼紐是代表黑暗的惡神;善神的隨從是天使,惡神的隨從是魔鬼,互相之間進行長期、反覆的鬥爭,為了戰鬥,阿胡拉·瑪茲達創造了世界和人,在此之前,他首先創造了火。瑣羅亞斯德的出生是善神阿胡拉·瑪茲達勝利的結果,瑣羅亞斯德的精髓每一千年產生一個兒子,他指定第三個兒子為救世主,與魔鬼鬥爭以徹底肅清魔鬼,使人類進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國」。人死後要進入「裁判之橋」,根據其生前所作所為決定入地獄或天堂,但在世界末日時都要受一次最後審判,惡人的靈魂可以蕩除罪惡而復活。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火是阿胡拉·瑪茲達最早創造出來的兒子,是象徵神的絕對和至善,是「正義之眼」,所以廟中都有祭台點燃神火,日常點燃和保存神火要經過繁複的儀式。
虞弘墓石槨的圖像中,可以看出祆教的基本信仰和教義—拜火是祆教的基本特徵,主持拜火儀式是祆教祭司的主要職能。祆教認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馬茲達的象徵,包含了太陽和其他天體的光輝,顯示了善神的力量、偉大和能力,以最純潔的形式,閃耀著最高的真理。既然火是如此純潔,如此神聖,所以祭司們在主持祭祀儀式時,一定要帶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聖火和祭品。拜火時帶口罩是古代祆教祭司的慣例,現代祆教徒仍保持了這一傳統。
人首鳥身的形象也與祆教創世神話有關。雖然難以辨別祭司之身是鷹還是雄雞,但雄雞和鷹都是祆教崇拜的對象,是阿胡拉·馬茲達為與群魔和術士對立鬥爭而造的。據說,有兩種鳥,一種叫「阿紹祖什特」,另一種叫「索克」,它們被賦予了《阿維斯塔》的語言。《阿維斯塔》是瑣羅亞德斯教的主要經典,意思是「知識」,也叫「波斯古經」,主要記述瑣羅亞斯德的生平以及教義。當會說話的鳥一旦開口講話,就會讓群魔膽戰心驚,無可逞其伎。此外,雄鷹也是祆教戰神巴赫拉姆的化身之一,靈光也曾「化作雄鷹騰空而去」,可見鷹在祆教信仰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圖像中給祭司賦予人首鷹身之形象,應該也有保護聖火、驅除邪惡的含義在內。
浮雕圖案中頻頻出現的人獅搏鬥場面反映了祆教的善惡二元論。人或騎在馬上,或騎駱駝,或騎象。圖中的獅子雖看起來很凶殘,但對立方的人、有翼魚尾馬、駝、牛、象,甚至獵狗都奮勇迎擊,毫無懼色。這很可能表示祆教中代表光明的善神阿胡拉·馬茲達與代表黑暗的惡神阿赫裡曼正在進行鬥爭。
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王宮的雕刻上,國王與獅子搏鬥,獅子撲殺公牛的場面多次出現。國王力量強大的寓意很明顯,獅牛搏鬥的寓意則說法不一。其中有一種解釋引人注意,即這場搏鬥象徵著阿胡拉·馬茲達與阿赫裡曼或善與惡的鬥爭,獅子代表有害的破壞力。在伊朗古代神話故事中,伊朗傳說中的英雄伊斯凡迪雅爾曾殺死雄雌二獅、殺死女巫化作的雄獅;英雄魯斯塔姆的坐騎曾踢死猛獅,而他本人幼年時就刺死過猛獅。圖像上出現的勇敢面對獅子的駱駝、牛、馬和獵犬,都是祆教徒崇拜的對象。既然祆教經典認為,「其他獸和鳥之被造,是為了與邪惡的被造者相對立」,那麼這些人、馬、駝、牛、犬、象與獅斗的場面必有特定的含義,最有可能是表示上述善惡兩種力量的鬥爭。
圖像中,不少人物可以看到頭光,並且,不僅僅限於國王或天神的人物,也包括樂工和類似於侍女、僕從一類的人物。根據祆教神話傳說,創始人瑣羅亞斯德的母親出生時就渾身發光,他出生時也被靈光環繞。而《阿維斯塔》的《霍爾莫茲達·亞什特》篇中借阿胡拉·馬茲達之口說到自己和光的關係:「我名叫無限的光輝,我名叫宇宙之光的全部施與者,我名叫不可撲滅的宇宙之光」,說明祆教的最高神是光輝的顯現者和給與者。伊朗古代與現代祆教藝術中的瑣羅亞斯德和阿胡拉·馬茲達、密特拉的頭像都有光芒四射的光圈。由此可見,給某些重要人物或神頭上置以光圈是祆教造型藝術的一個傳統特點,以表明祆教靈光對善界神人的護佑無時不在,他們和光有著密不可分、渾然一體的特殊關係。
祆教的靈光到底是什麼,有如此之神通?一般認為,靈光「Khvarenah」在《阿維斯塔》中含有「光芒」、「威嚴」和「壯觀」的意思,靈光後來轉化為祆教中通常表示某種神聖化「福運」的法爾恩(Farn)。它無所不在,惠及神人與世人,而且往往化身為人形或禽獸形,如鳥、瞪羚、羊等。由此類推,虞弘墓圖像中諸多飛翔於人物上空的小鳥,以及飛奔的或衝向獅子的有翼魚尾馬,花間漫步的山羊,四腿撒開奔跑的白鹿,與獅子搏鬥的牛或許也可看作靈光法爾恩的化身。總之,靈光能給信仰者帶來好運和福祉,也有各種化身和標誌。既然虞弘墓中的絕大多數人物有頭光,似可將其視為祆教靈光的一種表現形式,或者說這些人物都是靈光法爾恩的化身。以此而論,可否將這些相關圖像理解為表示死者的亡靈經引導,已經進入了靈光閃耀的天國呢?
墓中的另外一些畫面,也傳達了豐富的祆教文化:有的人物頭戴王冠,或呈雉堞形,或是日月冠,這與薩珊波斯銀幣中的國王形象十分相似。其中的日、月也是阿胡拉·馬茲達的象徵,《小阿維斯塔》的《尼雅伊什》中有5 篇禱詞是專門獻給太陽和月亮及其他崇拜對象的。
這些已經確定於祆教有關的圖像,並非來自祆教的源頭古波斯地區,卻出現在山西太原的虞弘墓,這個距離,是如何在歷史上被填補的呢?
瑣羅亞斯德教在中東迅速傳播,成為波斯第一帝國的國教。後來阿拉伯帝國征服波斯,在伊斯蘭化過程中,瑣羅亞斯德教受到伊斯蘭教排斥,被迫向東遷徙,部分進入印度,部分通過西域進入中國。因瑣羅亞斯德教祭天,然而這個「天」是胡人之「天」,不是中國原始宗教中的天神,因此被稱為「祆」,即「胡天」。古高昌、匈奴的許多部落,都信奉祆教教義。漢朝將領霍去病俘虜匈奴渾邪王,曾繳獲休屠族的祭天金人,這金人後來被漢武帝供奉於甘泉宮—休屠族在匈奴部落中是專責祭祀的,他們祭的這個「天」,就是祆教中的光明之天神。《魏書·西域傳》裡說,波斯國拜祭火神、天神,而《北史·西域傳》提到焉耆、高昌都拜天神,這「天神」就是由波斯商賈傳來的。北魏後期及北齊、北周都有祀「胡天」的記載,這種神像崇拜,與原本的瑣羅亞斯德教是有出入的,祆教在這一過程中有了既有對傳統的繼承,又有本土化的一些變革。
虞弘墓石槨內設石床,與祆教人死後靈肉分離,屍體不潔的觀念有直接的關係。按照祆教的說法,人死就意味著惡神的勝利,屍體已被惡神極度污染,不能接觸如火、水、土這樣的神聖之物。所以人死後,屍體被置於一塊石板之上,與大地隔絕。舉喪三天後,由專門的人員抬到野外的「寂沒塔」上讓兀鷹或禿鷲吃掉。虞弘等祆教徒已進入漢地多年,飽受漢文化熏陶,死後不可能如此處理,但仍遵古俗,屍體不與土地接觸,此或為槨中石床之由來。
虞弘墓中既有漢文墓誌,又有具有漢地建築風格的石棺屋頂和漢人俑,也有明顯具有異域文化特徵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見虞弘是個漢化很深的人。魚國極有可能位於祆教的傳播範圍之內,它或是薩珊波斯的屬地,或是其鄰國。
祆教在古代中國的傳播,主要由絲綢之路上經商的粟特人來完成。唐代前期及中期,在一種開放姿態的引導下,世人對各種宗教都有尊崇之心,當時來華經商的胡人很多。經西域傳來的摩尼教,和基督教分支景教正經歷在中國的黃金時期,粟特、波斯、回鶻等胡人在中國大量定居,政府更設立專門官職「薩保」(祆教中的大祭司)來管理這些不同信仰的胡人。那時,從河西走廊到長安洛陽都可以看到火祆祠的蹤跡。不過,祆教主要是在華的胡人信奉,本地的居民不可以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傳佈。唐代會昌滅佛期間,對西方來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祠寺也一併禁毀,祆教在中土受到了打擊,雖然會昌之後還有留存,但影響漸漸小下去。宋代還有殘存的祆祠,南宋以後,中國的典籍上已經很少見到祆祠的名稱。
虞弘既為祆教徒,又在中原三朝為官,且任過檢校府之職,說明他是一位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祆教領袖。他死後能享受如此規格的墓葬形式,特別是石槨上能刻有如此豐富的祆教文化圖像,與他本人的特殊宗教身份不無關係。這些圖像既是傳入中原之祆教教義的圖示,也是虞弘本人宗教信仰的反映。
虞弘墓中的人物形象,有的身著長帔,或頭後飾以飄帶,甚至馬、鳥也飾以飄帶,這也是典型的薩珊藝術風格。虞弘應是一位虔誠的祆教徒,雖然漢化較深,但在墓中可以看到,他終生未改其宗。至少在他的後人和喪葬主持者看來,對於他,只有用這樣胡漢結合、祆儒兼顧的墓葬形式才最為適當。虞弘墓中圖像的祆教文化更真實地反映了西域或中亞、西亞祆教廣泛流傳地區的民族風情及其精神世界。這與他本人的民族與宗教身份,以及他與西域地區其他民族的廣泛接觸和交往,尤其與出使波斯之行是分不開的。
或許可以做一個推想,虞弘或他的族人直接從波斯地區帶回了這套圖像的底本,而它的創作者一定是那些對祆教教義、伊朗神話和波斯歷史文化傳統有深刻領悟的當地祆教藝術家或工匠。他們在歷史中各自努力,才讓我們看到這石上盛開的祆教。
在古代,橫跨亞歐的絲綢之路是一條曾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貢獻的路,也是一條充滿夢想和傳奇的神秘之路。通過這條路,遙遠的西方文化藝術穿越沙漠、草原,隨著駝隊到達了古老的東方,隋代虞弘墓石槨浮雕彩畫內容表現的是起源於波斯帝國的國教——祆教。祆教曾在中西亞興盛多年,後隨著波斯帝國的衰亡而式微。對其民族、宗教文化的探尋和研究是當今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古代文獻中有許多關於人華西域、中亞人文化生活的記載。但沒有科學地發掘過一座當時人華中西亞人的墓葬,最多只有墓誌發現。虞弘墓是一座人華中西亞人的墓葬,而不是人華中西亞人後代的墓葬,所以它的發現和科學發掘,更有益於研究北朝時期中西亞遊牧民族在華的活動及與華夏民族融合的情況。從這個角度講,虞弘墓的發現,撩開了古代入華西域、中亞人的神秘面紗。隨著其後西安安伽、康業等一批中西亞人墓葬的發現,人們對他們的文化及那時中國古代的開放情形有了新的理解。從虞弘家族定居晉陽及晉陽有「薩保府」看,定居在晉陽的中亞人數量一定很多,並且延續了幾個世紀,說明早在1400多年前,晉陽與中、西亞就有著緊密的經濟、文化和藝術交流,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地位。晉陽在當時已是一個對外交流十分開放的城市,走在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
虞弘墓石槨浮雕彩繪,不但是難得的藝術珍品,而且是反映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最豐富的一批實物圖像資料,也是國際學術界研究古代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實物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