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窯中常有不書年款的作品

　　自永樂年御窯廠開始偶爾在瓷器上署款(永樂年制)之後,明、清兩代歷朝官窯多喜署年號官款,但是,並非所有的官窯都會署上官款,大致有兩種情況,官窯瓷器不署官款,一為仿古需要,不署年號款,甚至署所仿年號,如成化、宣德兩朝,後世御廠多有仿造;二為不便署款,清代中期以後,宮中往往添置一些器型龐大的對瓶,即所謂的「地瓶」。圖1這件高達85厘米的地瓶就是文獻中所言之五百圾大瓶。

　　清代中期藍浦《景德鎮陶錄》卷四記:「『圾』作『件』之類。」「凡器之高、大件,最難燒造,如二尺四大盤,頂皮大碗,千圾、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口面既大,圾數又高,造時必倍。其坯式較劣取優者,送窯徑燒,難保不有矯扁損挫之患。」卷十又日:「陶瓷有以圾稱者(俗作件),自五圾起,以至百圾、五百圾、千圾,如尊、星、盆、缸之類。按字書,圾與岌通,危也。則以圾稱,謂其危而成難也。故圾數愈增,則愈難陶成。」

　　道光三年龔鉽《景德鎮陶歌》亦言,「大器難成比踐形,自非折挫總伶俜。要知先立功夫在,不止爐中火候青。五百圾、千圾皆大器,造必加倍,入窯以防蹺扁損挫。」「昨日會經試照回,窯中生熟費疑猜。憑他一片零坯塊,驗得圓融百圾來。買不燒驗日試照,瓷以圾數分煩難,自五圾至千圾不等,圾即件。」

　　乾隆年間,景德鎮已經開始出產器型巨大的地瓶。耿寶昌在其《明清瓷器鑒定》乾隆篇言,「地瓶,器型高大,常見的高達100厘米以上,俗稱『大地瓶』。其造型有撇口式或洗口式,頸部收斂,溜肩,長腹,撇足,足部修飾滾圓,底部大部分露胎。」

　　由於這些地瓶器型龐大,底部多為砂底,無論是吹釉,還是浸釉,都難以施釉,如施釉不慎肯定會令到器物變形,甚至開裂。我們知道,傳統的官窯署款有兩種方式,一為釉下青花(個別出現墨、赭色等)款,二為釉上顏色款,無論哪類,都離不開釉,既然是砂底,則自然無法署款了。

　　地瓶的出現並非是為了仿古,而是用於裝飾殿堂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因為仿古而不署款自然就不是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在於工藝的流程的複雜性。

　　陶瓷生產工藝流程多,而且比較複雜,陶瓷生產流程大致有以下幾個步驟,分別是練泥、拉坯、印坯、利坯、曬坯、手工繪製、施釉、燒窯等。假如生產的是大件瓷器,其所需費用就相當的高。這就要求各個步驟都不能出錯,最後幾個步驟尤其重要,否則前功盡棄。故此,大瓶燒造實在不易,且費貲甚多,如因署款而致坯胎變形、開裂,則得不償失。

　　從台北、北京、瀋陽三地故宮舊藏清代中期陳設大瓶來看,基本上都是沒有官款的。大件的瓷器製造不易,成型難度極高。從陶瓷製造程序來看,署款須候坯干、且未上釉時完成,像這類器型高大、坯體脆弱的瓶子是難以署款的,真要在底足署款,也必須從下往上去完成,其困難可想而知。當然,這個原因並不是絕對的,北京故宮舊藏有署款的巨型大瓶。故此,大瓶不署款並不能單純從技術原因來解析。但是,總體而言,不署款的大瓶遠遠多於署款的大瓶(北京故宮藏有兩件署款的大瓶,號稱瓷王)。因此,雖然在技術上大瓶署款是行得通的,但是,避免變形、開裂現象,節約成本應該是大瓶不署官窯款識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種情況下,款識可以不署在器底處,比如說宣德年的官窯立件瓷器上經常出現署款在器身上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御廠出品瓷器正處在署款的初級階段,所以署款並不規範,在口沿、肩部、底足等都可以書寫款識,即所謂的「宣德款識遍全身」。通常認為,永樂年最早書寫標準的官款,但是絕大部分永樂御廠瓷器也是不署官款的,宣德之後的空白期也難得見有官款瓷器,真正形成署底款常規的是成化年間。

　　像這類巨大的地瓶,除非像明代宣德那樣,款識署在器身上,然而,在清代中、後期並不流行這種署款方式。

　　陳瀏《勻雅》捲上訇雅六日:「國初官窯之大瓶,多系一道釉之仿古者。今世所貴之大鳳尾瓶、大棒錘瓶、大顴音尊,皆客貨之施彩者。官窯以雅飭為貴,客貨彩畫,則不嫌其詼詭也。是以康雍五彩之官窯,以盤碗為多;而有款大瓶,甚不易見(康窯豆彩人物大瓶又多仿成化款也)。」

　　捲上匋雅三十三又言:「鐵繡花大盂,高約六七寸,口徑三寸許,底徑不及尺,口蟠一螭,雍正物也。其官窯方圈耳之方式大瓶,高約二尺,均無款識也。」

　　從陳瀏所言可知,於有清一代,無論清初,抑或清中、清末,但凡大瓶,多不署官款,署官款者極其罕見。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斷,清宮舊藏的很多大瓶沒有官款其實也是十分之正常的。同樣的,圖1這個大瓶不署款也是再正常不過了,我們不能因之而否定其官窯之本來面目。

　　所謂官窯,是指為官府所用的瓷器,官窯瓷器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遠勝民窯作品。至於能夠進入宮廷的瓷器,則屬當時瓷器中的佼佼者,不論其是否有具體的年號款,只要是景德鎮御廠的出品,都屬於官窯,這是無可爭議的。而且,能夠通過揀選進入皇帝殿堂的,就不是一般官窯所能比擬的,這就是俗稱的「官窯中的官窯」了。所以,根據年款有否只是人們判斷一件瓷器是否官窯的重要標準之一,而非絕對的標準。但有的人將之當作官窯唯一標準,凡是沒有年款的都將之看作是民窯作品,這是有失偏頗,值得重新商榷的。事實上,官窯產品裡不帶年款的並不在少數,台北、北京、瀋陽甚至承德避暑山莊的舊藏瓷器裡就有很多就不帶年款的。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琅彩·粉彩》一書中,出版粉彩瓷器珍品241件,屬清宮舊藏的有111件。這111件清宮舊藏粉彩作品中,沒有署款的有10件,其中雍正1件,乾隆6件,同治1件,光緒2件。這10件東西雖沒有署款,但都非常精美,器型規整,彩繪華麗。觀之賞心悅目。這些作為無款的官窯,應是毫無疑異的。有的作品,皇上有時還專門下旨無需署款。乾隆時期的青花壯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官窯燒造記錄中,有「乾隆皇帝傳旨,交唐英按明代官窯壯罐照樣燒造,不必落款,作為冠帽架作用。燒成後,於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運到京城」的記錄。

　　過去人們總是將有官窯款識的瓷器視作官窯、御窯,往往忽視了一些無款的特殊官窯瓷器,如2D07年,北京翰海春季拍賣會上,一件並無款識的乾隆霽藍描金粉彩花卉大瓶以2408萬元落槌。(見圖2)

　　無獨有偶,分別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粉彩霽藍描金花卉詩句大瓶和藏於台北故宮的乾隆粉彩霽藍描金花卉詩句八方瓶俱屬清宮舊藏之物,同樣也都是沒有款識,我們能說它們不是官窯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這三件粉彩大瓶不單單是官窯那麼簡單,還是御窯,官窯中官窯。同樣的例子其實還是很多的,台北、北京、瀋陽等故宮以及承德避暑山莊等地舊藏的無款大瓶俱屬官窯是毫無疑問的。像這樣的大瓶原先有很多,很多大瓶由於特殊的原因,以至於流落在海外,尤其是八國聯軍從圓明園等地搶掠的大瓶,肯定也在這個範疇之內。

工藝複雜精緻,盡現皇家精益求精的風範

官窯瓷器一般分為日常用品瓷、陳設觀賞瓷、把玩瓷、賞賜瓷、祭祀瓷等。把玩瓷是最高檔的瓷器,是藝術品,是能工巧匠們的傑作,一般是皇帝親自下旨燒造或督陶官們為取悅皇上而專門燒製呈供,這類瓷器往往不惜一切工本,只要皇帝滿意即可,有些品種只有皇帝及其后妃們才能享用。琺琅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而陳設觀賞瓷一般是用來裝飾、美化宮廷各堂館,因而對其質量要求也是較高的,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雍和宮、頤和園、北京故宮等皇家辦公、居住、避暑等地方都需要大量的陳設瓷,這些陳設瓷有的擺在博古架上,有的陳設在案頭高几上。而一些重要門廳的兩邊大都要擺放地瓶,而這些地瓶一般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體型是相當巨大的。乾隆皇帝喜歡燒造大型瓷器。燒瓷技術的爐火純青為乾隆皇帝的這種意願的實現提供了可能。雖然該件粉彩地瓶沒有書寫年款,但吻合乾隆喜好大型瓷器的特徵,無疑是一件出自乾隆晚期至嘉慶早期御窯廠燒製的精品瓷器。當然,一般體型巨大的瓷器,其器底基本上都是沙底,其無法施釉燒造的原因就是,器型巨大的物件,其胎體普遍厚重,單靠圈足支撐沉重的器身是極容易造成圈足變形甚至崩缺,故其底部與圈足必須與墊餅同時接觸方能較為保證圈足的完好。這就決定了大瓶底部基本上是不施釉。入清以後的彩瓷,基本上是在器底書寫年款的,器底沒有施釉,自然就沒法寫款了。而該瓶器身滿施彩繪,同樣沒有款識的落腳之處。如此,大件的瓷器沒有書寫年款也就不足為奇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的館藏《琺琅彩·粉彩》一書中,就有幾件大器是沙底且沒有款識的官窯瓷器。236號「光緒粉彩描金五倫圖像耳大地瓶」、254號「光緒黃地凸雕博古圖龍耳大地瓶」都是清宮舊藏之物,沒有離開過皇宮,應是官窯絕對無疑。

現存最大的御廠出品的大地瓶當屬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光緒粉彩描金五倫圖雙象耳大地瓶。該瓶高達130厘米,通體以白釉為地,頸部兩側各飾紅彩描金象耳啣環,腹部主體紋飾為一幅粉彩《五倫圖》,此對瓶同樣無款(見圖3)。

八吉祥的裝飾亦是清代中期官窯裝飾的慣常用法

八吉祥是用八種佛教法物組成的一種吉祥圖案。據《雍和宮法物說明冊》載:「法螺,佛說具菩薩果妙音吉祥之謂;法輪,佛說大法圓轉萬劫不息之謂;保傘,佛說張弛自如曲覆眾生之謂;白蓋,佛說偏覆三千淨一切藥之謂;蓮花,佛說出五濁世無所染著之謂;寶瓶,佛說福智圓滿具無漏之謂:金魚,佛說堅固活潑解脫壞劫之謂;盤長,佛說迴環貫徹一切通明之謂。」八吉祥為神佛所佩飾,能祈福消災,故寓有吉祥之意,是明、清兩代官窯瓷器常用圖案,特別是在清朝,佛教成為連接歷屆中央政府與蒙古、西藏地方紐帶、橋樑作用,而雍和宮則是實現這種作用的核心平台。雍和宮原是康熙三十三年在北京市東北角建造的官邸,因是賜予四子雍親王,故當時稱雍親王府。雍正三年,改稱雍和宮。雍正駕崩後,靈柩停於此,其主要殿堂也因此由原綠色琉璃瓦改為黃色琉璃瓦。又由於乾隆皇帝亦誕生於此,雍和宮出了兩位皇帝,成了「龍潛福地」。乾隆九年,雍和宮改為喇嘛廟,並特派總理事務王大臣管理有關事務。可以說,雍和宮是全國規格最高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皇帝將與紫禁城皇宮一樣規格的雍和宮改為寺廟,可見佛教在大清政權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乾隆皇帝最喜愛的瓷器上面繪畫佛教內容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哪些擺放在雍和宮及賞賜給西藏、蒙古王公貴族的瓷器,自然要將佛教的內容融入其中。本件粉彩大瓶,八吉祥雕刻精細,刀法純熟,上面施彩濃艷華麗,他們有規律分佈在雲龍之間。正面的礬紅金龍應是代表皇帝,四個吉祥分別鎮守在其四個方位護衛著天子:法輪在其東北方,法螺在其西北方,金魚在其東南方,盤長在其西南方。頸部另一側的藍龍的東北方及西北方分別為白蓋、保傘。寶瓶則位於花瓶腹部左側的粉色龍與黃龍之間;蓮花位於瓶身腹部右側綠龍和粉龍之間。在乾隆皇帝的思想裡,佛教確能給他的政權和兒孫帶來福祉,給大清政權帶來穩定與繁榮。而這種思想表現在瓷器上,就是八吉祥與龍紋的融為一體。嘉慶皇帝即位後,基本上全盤繼承乾隆的遺產,並沒有太多的創新,特別是嘉慶早期的瓷器作品,與乾隆晚期的作品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1795年,乾隆皇帝在位60年後退位,兒子嘉慶繼位,乾隆在1799年駕崩前,做了四年太上皇,嘉慶的頭四年,雖然年號從乾隆改為嘉慶了,但乾隆時期的很多朝綱規矩仍沒有改變,很多東西照舊。特別是官窯瓷器的生產,因乾隆的喜愛,仍需投乾隆帝的所好。就書年款問題,督陶官是最為頭疼的問題,乾隆雖然退位,但在朝廷仍享受至高無上的權威,官窯的生產是書寫乾隆年號還是嘉慶年好呢?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御窯廠的管理者們,從尊重乾隆帝及顧及嘉慶帝的面子及大清朝綱,御窯廠的管理者及生產者們或許會採取變通辦法,既保持乾隆皇帝太上皇的面子,又顧及嘉慶作為當朝天子的威嚴,同時保證相應的朝綱不至太離譜,擺放在乾隆太上皇居住或避暑地方的新造瓷器不署年款或許是最好的變通方法。

由此看來,清代中期不署官款的緣由固然有許多說法,或許在乾隆、嘉慶之際做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不得已的折衷是其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