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大凡人們還記得：2008年，在第29屆北京奧運會上，一首氣勢恢弘的“擊缶而歌”，帶著華夏禮樂的傳承，帶著炎黃子孫百年的夢想和期盼，奏響了開幕式的序曲。

圖3

圖4

圖2

　　那麼，什麼是缶呢？ 

　　作為辭書之祖的《爾雅》是儒家的經典之一，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詞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在這部典籍中就有關於“缶”的記載了。 

　　按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的解釋：“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缶”字還是漢字中的偏旁部首，代表陶質器皿。漢字的“磬”，也是一種打擊樂器。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曾多次提到擊缶。最為著名的擊缶典故出自《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 

　　此外，李斯《諫逐客書》中有“擊甕叩缶，彈箏博髀”句。意思是，秦國飲宴時，貴族士大夫們往往在喝到半醉時，以擊瓦缶、拍大腿來打拍子而歌。 

　　以上記載都可以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瓦制的樂器——缶就存在了。 

　　那麼，缶是什麼樣子呢？ 

　　考古學界似乎還沒有定論。當年張藝謀的所謂“擊缶而歌”的缶，也不是真正的古代缶，只是仿製古代藏缶的青銅冰鑒，也叫鑒缶，是盛缶的容器。之所以叫冰鑒，是因為古人將酒放在缶裡，將冰放在鑒裡，盛有酒的缶，又置放在放有冰的鑒裡。對此，長期從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國古漢語研究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早有論述。這裡，暫且不表。 

　　好幾年以前，筆者曾收藏了一件醬釉色青瓷缶（圖1）。經過綜合鑒定分析，筆者認為是古代蜀人使用的一種打擊樂器——缶。 

　　往前推上十幾年，筆者曾經上手過一件漢代青瓷鐘。藏品的持有者說是成都牧馬山一帶開發房地產時出土的。當時，筆者有意出價收藏研究，無奈價格太高，失之交臂，好在留下了照片（圖2）。正是有這次見聞，後來筆者才能果斷地收藏至今珍藏的醬釉色青瓷缶。 

　　根據多年的有關缶的古代實物資料的收集和研究發現，古代的缶，材質應該是多樣化的，有陶質、青銅質、鐵質、木質等，大小形態和規格也不盡相同，但大都具有“小口大腹”的特徵，而且可以用木棍或手掌擊打，從而發出悅耳的打擊聲，被擊打的口部有的曾用羊皮封口。 

　　根據史料記載，器身銘文稱為“缶”的，有春秋時期的“欒書缶”和安徽壽縣、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缶”。這種酒器能夠成為樂器是由於人們在盛大的宴會中，喝到興致處便一邊敲打著盛滿酒的酒器，一邊大聲吟唱，於是缶就演化成為陶制類的打擊樂器了。 

　　我國古人很早就開始給樂器分類，“金、石、土、革、絲、竹、匏、木”合稱八音，說的是製作樂器的材質。按照這個劃分，缶是土類（可以理解為陶瓷類）樂器。最原始的陶缶由於易碎，已經基本看不到完整的了，保存較多的都是青銅缶。因此，留存至今的“土類”缶的確是十分珍稀的！ 

　　2015年12月，“中國古陶瓷學會2015年年會暨繁昌窯青白瓷學術研討會”在安徽省繁昌縣召開，在會議期間，筆者將收藏的醬釉色青瓷缶照片給與會的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李建毛看。李先生只看了一眼，便果斷地說：“缶！” 

　　最近，筆者認識了一位熱愛中國古陶瓷文化的年輕藏友，他拿來了祖上傳承下來的、與筆者收藏的缶大致相同的青瓷缶（圖3），區別主要是筆者的漏胎多一些，藏友的施釉飽滿一些，筆者的缶下部是直筒形，藏友的缶下部短，底部呈倒喇叭形。這件缶的口沿殘缺較筆者的大得多，而筆者的缶只是有一塊不明顯的小缺。此外，筆者收藏的青瓷缶腹部刻有由四道線組成的連續幾何紋，腹部四周刻有平行的兩道鋸齒狀紋飾。讓筆者最感慨萬分的是：藏友青瓷缶光滑的腹部上面刻有“鸞鳳和鳴”四字（圖4）。 

　　從傳統文化上說，“鸞鳳和鳴”特指夫妻恩愛、家庭和睦、子孫繁盛、家業興旺。但將鸞鳳（鸞鳥與鳳凰）與和鳴（互相應和而鳴）分開釋義，意義便是多重的了。比如，鸞鳳的本義是“知音堪共語”的鸞鳥和鳳凰（古代傳說中的神鳥），但歷來也被古人比喻為賢俊之士、君王、美人、夫婦等；和鳴就是互相應和而鳴。 

　　既然如此，對於青瓷缶上刻下的“鸞鳳和鳴”四字的內涵或許就不是那麼簡單唯一了。缶在古代，無論君主王爺、賢君之士、靚女美人聚會作樂的時候，缶都是可以用上排場的，特別是新婚典禮、洞房花燭之夜以缶應和其他樂器不更是錦上添花嗎？！ 

　　綜合分析，上述兩件青瓷缶應是漢代四川陶瓷工匠的傑作。特別是筆者收藏的這件青瓷缶，由於腹部以下呈長筒形狀，很適合說唱藝人將其夾在腋下肩窩和手腕之中敲擊。 

　　筆者對所論陶瓷器物的鑒定分析考證，權且為一家之言，供學界參考，同時也期待方家進一步探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