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堅（1199～1264）中國南宋畫家。生於慶元五年（1199），卒於景定五年（1264），一說卒於鹹淳三年（1267）。字子固，號彝齋；宋宗室，為太祖十一世孫，曾任湖州掾、轉運司幕、諸暨知縣、提轄左帑。工詩善文，家富收藏，擅梅、蘭、竹、石，尤精白描水仙；其畫多用水墨，用筆勁利流暢，淡墨微染，風格秀雅，深得文人推崇。有書法墨跡《自書詩卷》，繪畫《墨蘭圖》、《墨水仙圖》、《歲寒三友圖》等傳世，著《彝齋文編》4卷。

趙孟堅《論書法》一卷，較早著錄於元人蘇霖(字子啟，生卒年不詳)《書法鉤玄》(元統二年甲戌自序，1334)卷三，後世著錄主要有：明王世貞《古今法書苑》卷一五《五之評下》，題為《趙子固書評》(不全)；汪砢玉《珊瑚網》卷二三下《法書題跋》，題為《趙子固書法論》；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三《書三·書旨》，題為《趙子固書法論》。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二七四《歷代書論四》，題為《宋趙孟堅論書法》；清康熙內府敕修《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論書七·書學下》，題為《宋趙孟堅論書》；又，清馮武《書法正傳》卷五《纂言上》節錄。近年，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據《古今法書苑》本輯人。

《論書法》一卷大體區分為五條，其中前兩條占主要篇幅，自然也是全卷的精華之所在。當今學者以為：「其中多誨人之語，若從其晚年隨心所欲的創作實踐這一點估計，此卷當為中年之作。」其核心觀點大致如下：

第一，提倡學書要由唐人晉，深信「以間架牆壁為要」。此一觀點，既與宋高宗有很大不同，也與北宋尚意書家不同。其理論價值在於能以切合實際的意見提出學習書法的途徑與要領，既不盲目追求取法魏晉，又不盲目提倡創新。其言云：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欹斜，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間架牆壁，則不骫骳。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間架牆壁處不著工夫，此理可為識者道……故予深信，問架牆壁為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勤，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壑巖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勤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規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者評之。

第二，提倡嚴格的楷書學習要求，以初唐楷書碑版歐陽詢《化度寺碑》、《九成宮醴泉銘》和虞世南《孔子廟堂碑》三書為「人道」之首選，同時高度評價了隋代書家丁道護的成就。其言云：學隸楷於魏、晉之下，邈乎無以稽也……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啟法寺》、《興國寺》二石，《啟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粗甚，如出兩手。天不壽精而壽粗，良可歎也。北方多樸，有隸體，無晉逸雅，謂之「氈裘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於是歐、虞大宏厥聲。始者虞於《隆聖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未臻絕藝也；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為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捨此三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淡，分間布白，行筆停勻……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便不俗氣……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捨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勻勻。

第三，認為書法學習必須從古人之書中求其義理，且以「中正」為尚，以「中庸」為難，書法與文章一樣可以觀人。其言云：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欹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曰「中正」，此李後主譏魯公為「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所)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尚之，甚有疏拙；薛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尚不回，幾致迂疏。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能鮮，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詣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惟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怠也。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尚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眠則畫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工，此藝厥為不易哉。

第四，強調行草書的用筆之要在於「勿使筆尖」，而草書更貴在「法度端嚴中蕭散為勝」。其言云：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折裊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如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知之。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罨橫豎，最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鉤懸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綿宛轉，然須有停筆……草極難於拙……

晉賢草體，虛淡蕭散，此為至妙。唯大令綰秋蛇，為文皇所譏。至唐旭、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籐纏者，為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為勝耳。

第五，對若干傳世書跡，提出了自己的鑒賞意見，為後世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書法史信息。儘管片言隻語，但後世研究者已經無法繞開。如，針對摹刻於長沙的「綠天庵本」《懷素自敘帖》，趙孟堅提出了乃是蘇舜欽(自號滄浪翁)輩所書的觀點，對至今仍有爭議的懷素《自敘帖》真偽問題，應有借鑒價值。其言曰：今長沙所刊《懷素自序》，乃蘇滄浪輩書，一向裊側無典則。北方有一正本，不如此，或歇或連，乃為正當。

又如，提出了施宿摹刻《海陵帖》的問題，近世帖學研究者沈曾植、張伯英、容庚等均受啟發，均有發論，而今的帖學研究遂能形成這樣的共識；施老子(即施宿，字武子，1164-1222)晚年任淮東提舉茶鹽常平使司時，在泰州治海陵縣(今江蘇泰州海陵區)常平使司「澄清堂」，刪訂《閣帖》中的王羲之諸帖，汰去偽跡，輯其真跡摹勒上石，成專摹王羲之法帖的《海陵帖》五卷；而此五卷，又與後來者摹刻於澄清堂的其他諸卷，共同成為《澄清堂帖》(全十一卷以上，或為十二卷)，《海陵帖》五卷為《澄清堂帖》的前五卷。一段公案從而大體得以明晰。其言曰：

右軍三卷，僅一半真，施老子印證簡齋、堯章諸公議論，去其間偽跡，如《求屏風貼》、《早乘涼帖》，止開真帖五卷於海陵，當以此為區處。

後世學者，充分注意到了趙孟堅以上理論的時代特徵與理論價值，因此在討論南宋書法理論時，均給予了重點關注。尤其對其由唐人晉的觀點，認為是「體現了南宋後期書法風尚的轉型契機與宋末士人的創作心態」，特別是「對趙孟頫理論的形成，似乎起了一定的作用」，「趙孟堅的理想在他的從弟趙孟傾手中才得以實現。而虞集的學虞(虞世南)，柯九思的學歐(歐陽詢)，從理論上說應該是受到趙孟堅的影響」。因此，趙孟堅《論書法》一卷對元代書法復古運動提供了足夠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