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急就章(局部) 紙本 縱20.3厘米 橫342.5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

宋克的書法在元末明初的書壇中，一方面承繼元人，使趙孟頫一脈書風在明前期有了延續；另一方面，他能「體法一變，脫盡元人風氣」，[1]在元人書風基礎上有了新發展。說其「體法一變」，主要是指其小楷師法鍾繇，和在草書上糅合章草、今草和狂草成一體，打破了元代趙孟頫書風籠罩的狀況。近人羅振玉跋康裡子山《雜詩卷》云：「有元一代，書家多不能出趙魏公範圍，惟康裡子山、楊廉夫、饒醉樵三家及宋仲溫，能超然獨異，導源鍾傅，和淑素師」，[2]從康裡子山、饒介到宋克一線相傳，以及楊維楨、倪瓚等人的貢獻，使得明代初年的吳中書壇打破了元人風貌，宋克一脈書風盛行。詹景鳳稱：「自洪武而下自永樂，多法詹（希元）、宋（克）。」[3]宋克書法除了對蘇州地區文人如北郭諸友影響之外，松江、嘉定、太倉等吳中地區書家多受其沾溉，其中尤以松江書家為多。

松江華亭人陳璧，真草隸篆皆擅，尤以草書最有影響。顧清《松江志》載：「宋克游松江，陳文東嘗從受筆法，吳僧善啟謂宋筆正鋒，陳多偏鋒，以是不及雲。」從陳璧所傳長卷〈千字文〉（故宮博物院藏）及〈五言古詩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等作品來看，其作品以唐代張旭、懷素為宗，運筆暢達矯健，比宋克草書更多纏繞圓轉和側鋒用筆，但可以明顯看出其氣格與用筆與宋克較為接近。《晴山堂法帖》所錄其《送徐本中詩》書風亦與宋克為一脈，但骨力不及宋克，少清勁之美。陸深曾言：「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大抵皆源流於宋仲溫、陳文東」。[4]陳璧在松江先於沈度、沈粲兄弟名世。而沈度之小楷、沈粲之草書正是取法於陳璧，王世貞論及陳璧時極為推重，稱其為「雲間之破天荒者」，[5]宋克書風或正通過陳璧傳至二沈的。

被成祖稱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和其弟沈粲的書法在明初宮廷書家中甚有影響，即為宋克書法的餘脈。王世貞曾將陳璧、沈度、沈粲三人「圓熟精緻」的書風稱之為「雲間派」，在《三吳楷法十冊》第一冊他跋云：「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璧，華亭人。國初以書名家。沈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望大理《虞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沈以書取貴顯，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稱為我明右軍，而陸文裕獨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今一旦駢得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黃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則妙矣。蓋所謂雲間派也。」[6]所謂「院氣」，即指明代初期的台閣體，台閣體的代表書家沈度、沈粲兄弟，正是取法宋克而成。

或許正因為陳璧、二沈的書風直接來自於吳門的宋克，台灣學者朱惠良稱宋克為「雲間派開山鼻祖」，[7]傅申先生也說：「宋克一脈，傳於雲間，至永樂、宣德間，經二沈之發揚，使此派楷法，成為館閣體之濫觴。」[8]儘管關於「雲間派」的概念和成員有異議，[9]但客觀上宋克對明初松江書家的影響極大，他們在筆法上幾乎都受到宋克的影響。如成化年間有影響的松江書家張弼以草書名重於時，早期書法中亦有宋克筆法，其師法旭、素的一類作品完全改變元人和宋克書法中蘊藉古樸的章草書風特徵，形成了放縱激盪的書風。

明初書家中，張弼的草書取法宋克一脈草書而能拓展，在明初也很有代表性。張弼，字汝弼，號東海。松江華亭人。[10]張弼為人高邁曠達，寫詩常常是興之所至，不事雕鑿，表現其爽朗、自負的性情，得到李東陽的激賞。[11]他的草書和詩文相結合，雄偉俊逸，信手縱筆，常為時人所好，視為「雙璧」。

明代初期宋克一脈文人書風衰落後，永樂年間盛行著台閣書風，此後的宣德到天順年間書法一直處於台閣體的籠罩中，到了成化年間，隨著「茶陵派」、前七子等文壇新思潮的出現，客觀上也刺激了書風的轉變，張弼就是這種轉變中透露出消息的重要書家。正如顧璘所說：書法自前元趙松雪以後到國朝鮮，宋諸公稍振。成化間，東海公始以草書卓然獨步，為一代名家。

張弼書法的師承，都穆稱其「草書師宋昌裔（廣）」，[12]從風格上來看，宋廣一路上追唐人草書，打破元人蘊藉書風，易為縱宕之勢，張弼在創作中確有延續和發展，他論宋廣書稱「倜儻善書，評者謂如白雲出岫，悠揚卷舒，連綿不絕，天不自得，誠顛旭之後一人而已。」[13]這可看出他對宋廣的推重。但是不是僅僅師法宋廣呢？其實他對「三宋」都很重視，他評「三宋」說：「皇明初之擅名者有三宋，即仲珩、昌裔、仲溫也。談者以昌裔為尤誠，以其自然又老健也，然精粹飄逸，各臻其妙，未可邃短長也。」[14]他寫章草一類的作品不僅僅取法明初書家宋克，還對同一脈絡的康裡子山書風亦有心得。他稱康氏「工羲而有自得之妙，所以不為之奴，卒以名世。造道者貴自得焉，於次亦可識矣。」[15]他對康裡書風的推重而將其融入書寫是亦十分自然。董其昌《容台別集》卷二《書品》則稱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然行押尤佳，今見者少耳。」這一方面說明他不僅如都穆所說的學時人，更能上溯唐草，並兼擅行書，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震盪人心。

張弼的書法，經過了一個由繼承宋克等人而發展創造的過程。祝允明稱：「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內，而知音歎駭。」[16]這一方面是指其對元人和明初書家章草書風的吸收，又突出了其在草書上「飄肆」書風的創造。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張弼書《宿友人別業詩翰》用章草書寫，字形偏扁，多見波磔，氣格上與元人和明初書家相近。他代表性作品中雖然多見章草筆法，但比起較重法度的元末明初書家宋克來說，更多的是隨興所至，不假雕琢而縱橫排宕，放蕩不羈。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御溝流紅詞》、故宮博物院藏《七律詩》、《懷素歌》、《梯雲樓歌》、首都博物館藏《碟戀花》、蘇州博物館藏《題水月軒》、青島博物館藏《李白懷素上人歌》等作品集中體現了他在草書上的鮮明風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一生多次以草書來寫《千字文》而表現出不同的面貌。如故宮博物院藏《千字文》，為張弼四十二歲時所作，因此作為給友人徐廷章之子臨池所用，開始部分點畫緊湊，運筆矯健，越往後寫越是迅疾灑脫，山東省濟南市博物院藏《千字文》為張弼六十一歲時作，點畫更加誇張，字形對比強烈，常常出現一二字特別跳眼，打破常格。難怪陳繼儒評云：「吾松書苑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懷素，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比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他的行書成就亦很高，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其尺牘兩幀，行筆爽利，神氣飛動。張弼的行書還常常是和草書給合，行草相雜，變化豐富，如文徵明《停雲館法帖》中所收《憶昔詩》、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雜書》等作品自然多姿，雅逸中含縱意。董其昌評其勝於草書，雖過譽之辭，但說明其在行書上確實有個人創造。此外，張弼的許多草書作品並不是全是放蕩無形的，在《蘇軾太白仙詩》、《登遼舊城詩》等作品中亦可以看出他努力將行書筆法在草書上得到呈現。

草書唐宋人詩卷 上海博物館藏

張弼的草書改變了元末明初草書的風格特徵，在宋克、陳璧、「二沈」的書風基礎上，更多地表現出一種「落拓」之氣，時人評價很高。王鏊稱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籐，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構求其跡，世以為顛張復出也。」[17]董其昌出於對吳門書派的詆毀，提高松江書家的身價，以為張弼的草書都超過了祝允明，他在《容台別集》卷二評張弼《慶雲堂帖》稱：

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評書，獨推其勝年之筆，當繇為者見翁之大全耳。今觀此刻，眾體畢備，若有意無意，或衿莊如禮法之士，或瀟灑如餐霞之人，雖與希哲同學醉素，而狂怪怒張則希哲不免，翁無是也。

雖然董其昌所評並不客觀，張弼書法在格調上與祝允明不能並論，但也從另一面表明張弼草書取法懷素而能不拘一格的表現，這在明初書家中是有變革意義的。但客觀上來說，張弼的作品確實落差很大，精品與俗書並存。時人評其草書：「好到極處，俗到極處」是有道理的。項穆更是對其草書中「惡狀醜態」大為批評：

後世庸陋無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齊之勢，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或以一傍攢簇數形，強合鉤連，相排相紐，點畫混沌，突縮突伸。如楊秘圖、張汝弼、馬一龍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正如瞽目丐人，爛手折足，繩穿老幼，惡狀醜態，齊唱俚詞，遊行村市也。[18]

項穆所批評的正是張弼草書中的俗書一類，有嬌柔做作之態。楊慎《墨池瑣錄》亦有批評：「黃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古法，但弄纏繞，遂號為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能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為名耶？」豐坊《童學書程》亦論「近時張東海之學，纏繞無骨，備死蛇佶蚓之態」，無論是哪家的批評，都指出了他書法中圓俗之病，但客觀上來看，他的作品並不完全是如此，結法疏、腕力弱是其病處。或許正是由於時代使然，他的草書已與唐人草書相距甚遠，雖以「豐逸妍美」名於世，但其過於「纏繞」而少韻致亦是顯而易見的。他的書風又影響了同鄉張駿，張駿於成化初為中書舍人，後官至工部尚書，《雲間志略》稱：「與張弼齊名，時號二張。」其將張弼草書體變得更加輕弱，故祝枝山譏為：「婢學夫人，咄哉！樵爨廝養，醜惡臭穢」。祝氏所評雖有過之，但也道出了張弼草書一脈之流弊。張弼的後代都能承其書脈，善作草書。朱謀垔《續書史會要》載其子弘至「亦善草書，有奔蛇走虺之勢，弘至子其逞，善詩，草書有祖風。」

宋克之後，草書開始脫離元人的風格特徵，張弼取法唐人草書，追求怪偉跌宕，又積成圓俗之弊，其後師法張弼者，更染習氣，書法偏於俗格。但張弼草書書風打破明初台閣書風籠罩的霧靄，在書法史上仍不應忽視。

除上述書家外，受宋克影響的華亭書家還有：黃翰「善隸書，尤工章草，筆力雄健而有則，與宋仲溫相彷彿」；[19]曹時中「以詩名，尤工書，晉唐名家，皆能以意令，懷素、宋克則愛而摹仿者，晚年益精小楷。」[20]錢溥小楷行草俱工，王世貞稱「原溥書蓋宋仲溫派也，硜硜負負峭骨，所乏者姿耳。」[21]其弟錢博書法「真行出自宋仲溫」[22]至錢溥輩時，從學宋克書風者，故書風日趨近俗，宋克影響日趨變小。王世懋曾指出其中原因：

宋仲溫在勝國時，以書名雲間，其源出章草，後二沈揚波，雲間士人比比學之，至錢原溥輩濫觴，幾以仲溫為惡札祖，此世人不多見宋書，從其末流論也。[23]

明代前期受宋克影響的書家有文獻可征者還有如：嘉定人張扆，陸深稱其「國初以能書名。在宋仲溫陳文東之間」；[24]太倉人馬紹榮，蔡羽云：「紹榮與姜立綱並以能書名。姜善子昂，紹榮善宋克，為一時宗」；[25]泰和人羅璟，王世貞稱其「筆法頗欲學宋仲溫，而未成長，然當其時亦錚錚」；[26]大名府同知張汝昌，《太倉州志》稱其「能詩，書法仿宋克」；[27]廬陵人胡正，《續書史會要》稱其「草書用筆如篆，亦宋仲溫之流亞也。」可見，明初書壇的宋克書風，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已形成了強大的陣容，遠勝於宋璲、宋廣等人，但由於師法宋克的書家，多不能直接師法宋氏原跡，僅得其形，書風趨於媚俗，加上無宋克之隱逸胸襟和非凡功力，更不能追溯其書風源頭，導致宋克一脈日趨萎靡。

明初書家中，宋克和宋璲、宋廣被常稱為「三宋」，祝允明《書述》中加上宋濂，並稱「明初四宋」。祝允明《書述》中，對元以來至明初書壇特別是對「明初四宋」作了評論：

吳興獨振國手， 遍友歷代， 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介）、周（伯琦）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昌裔（宋廣）熟媚，猶亞於克[28]

祝允明既肯定了趙孟頫在復興晉唐書法上的地位，又客觀地指出了其缺憾，饒、周能有突破，故能「可觀」，而認為宋克在「明初四宋」中成就最高。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認為「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為第一。」[29]而詹景鳳則認為「國朝楷草推三宋，首稱仲溫。」[30]儘管兩人一說行書，一說草書，但都提出宋克書法為明初之首。屠隆（一五四二—一六五）評國朝書家雖推重祝枝山，但提出「宋克宋璲與文（徵明）、王（寵）並駕」；豐坊甚至把宋克排在祝枝山和文徵明之前，足見對宋克書法的推重。[31]儘管這些評論今天看來，有些並不夠客觀，但也確實反映了明人對宋克書法的認識。

宋克書法與明中後期書壇

宋克書法對明中期的吳門書派的發展具有開啟意義，誠如王世貞所云：「吾吳詩盛於昌谷（徐禎卿）、而啟之則季迪（高啟）。書盛於希哲（祝允明）、徵仲（文徵明），而啟之則仲溫（宋克）。」[32]傅申先生甚至認為宋克「可以看作蘇州書派（吳門書派）的始祖。」[33]受宋克小楷影響最大的是祝允明。祝允明的小楷取法鍾、王，得力於《黃庭經》尤多，用筆渾厚，形態略扁。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其《小楷前後出師表》，與宋克的《七姬權厝志》相類，點畫清剛豐腴，體勢寬綽。款識部分與宋克小楷略夾章草筆意十分接近。翁方綱曾跋此卷云：「祝京兆書以小楷為上乘，有明一代，小楷書能具晉法者，自南宮生（宋克）開其先，惟枝生得其正脈也。」祝允明草書將追溯晉人源頭與個人情性相結合，在草書中夾入章草之法顯然亦是在宋克基礎上的新開拓，《停雲館帖》卷十一所錄其《書述》即是此法。《五雜俎》卷七稱吳門書派之執牛耳者文徵明的草書「得筆法於峱子山，而參以松雪」，文氏得子山筆法正是賴宋克一線所傳。在學宋克筆法後，糅入黃山谷草法，用筆峭利。在其早期行書《文信國詩》、《洞庭西山詩》、《題唐寅黃茆小景詩》等中亦可見康裡子山、宋克之筆法痕跡，到了中年以後，他以王羲之為宗，糅合蘇、黃、米等宋人書風，才形成個人面貌。文徵明於嘉靖六年（一五三七）刻《停雲館法帖》第一卷，內有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臨鍾繇墓田丙捨帖》、《宣示表》等小楷，從氣息上來看，和宋克也是一脈相傳的。「吳門四家」之一的王寵，其草書如《荷花蕩六絕句卷》（翁萬戈夫婦藏），字形疏朗跌宕，多呈縱勢，亦顯示出宋克書法對他不小的影響。[34]

吳門書派後的書家，多以前輩如文徵明為師法對象，至萬曆後日趨平庸。明代嘉靖以後，在強烈的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下，一洗明中葉以後陳陳相因的陋習，書壇群星燦爛，明前期書家在吳門書派後直至晚明，影響漸小。此時受宋克影響的書家如松江人孫克弘，《桐陰論畫》稱其「正書仿宋仲溫」，其章草、草書亦法宋克，在晚明已較為罕見。

但宋克草書對明代浪漫書風的發軔作用亦是不能忽視的，從宋克、祝允明到晚明書家中可以看到浪漫書風形成之軌跡。明代浪漫書風在元末明初的宋克「混合體」草書中已見端倪，經過明中期祝允明之發展，在活躍的蘇州書壇已得到相當的發展。到了晚明，隨著思想界的自由解放，書家發抒性靈、極其韻致，使浪漫書風得到拓展，這種書風經歷了重「法度」——重「情性」——重「神韻」之過程，但由於時代的限制，早期之「潛流」到了晚明才凸現出來，掀起晚明浪漫書風的狂瀾。如果說元代趙孟頫回歸晉人書法是文人流派書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的話，在趙孟頫的全面復興的道路上，又孕育著新的變革因素，晚明的浪漫書風則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變革。宋克、祝允明等書家的努力，則起到了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宋克草書書風可視為元末隱逸書風向明代浪漫書風過渡的典型。

今人沙孟海在《中國書法史圖錄概說》中論明代書法，把宋克和祝允明、黃道周、王鐸並稱「四家」，並認為是「帖學」集大成：

明代「碑學」未興，書法家中最突出的，前有宋克，中有祝允明，後有黃道周、王鐸，此四家可說集「帖學」大成，後世難得此佳手。[35]

這是對明代書法不同階段書法成就的概括，宋克、祝允明、黃道周、王鐸都以草書擅長，而又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是值得細細體味的。

（作者：待核中）

《草書進學解》(局部) 紙本 縱31.3厘米 橫467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草書進學解》局部

註釋：

[1]安岐：《墨緣匯觀錄》卷二《宋克書杜工部楠木為秋風所拔歎卷》，《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第九十五頁。

[2]日本《書菀》雜誌康裡子山號。

[3]詹景鳳：《詹氏小辨》，見《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據掃葉山房一九一九年本影印，中國書店一九八四年，第五頁。

[4]陸深：《題所書後赤壁賦》，《儼山集》卷八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集部二七，第五五四頁。

[5]王世貞：《三吳楷法二十四跋》，孫礦《書畫跋跋》，見《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九二頁。

[6]王世貞：《弇州山人稿·題沈粲書姜堯章續書譜》，見《佩文齋書畫譜》第五冊，卷八十《歷代名人書跋十一》，第二二九二頁。

[7]台北故宮博物院曾於一九九四年舉辦《雲間書派特展》，朱惠良編成的《雲間書派特展圖錄》上作此解說：『（宋克）晚歲至松江盤桓，故其楷行草諸體均為雲間書家倣傚，為雲間書派開山鼻祖』。

[8]傅申：《明代書壇》，《書史與書跡》，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二四年，第一八頁。

[9]台灣學者朱惠良女史在《雲間書派特展圖錄》中，將元末明初活動於松江和松江籍書家如楊維楨、宋克、王逢、倪瓚、陳璧等一併納入『雲間書派』。黃惇先生在《明代雲間書派與董其昌》和《再論『雲間書派』》中認為，明初陳璧、二沈和董其昌所論『雲間書派』充其量只是一個鬆散的地域書家框架，並沒有流派的實質意義，晚明董其昌推出莫氏父子後，才使『雲間派』與『吳門派』抗衡，這一派的先導是莫氏父子，核心是董其昌。詳見《南京藝術學報》二一年第二期和《新美術》二九年第三期。

[10]張弼好友茶陵派主將李東陽曾指出其號來歷：『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於海而有的焉，因以東海自號。』成化二年（一四六六）進士，受兵部主事，近員外郎，遷南安知府，世稱張南安。《明史.列傳.文苑二》中稱：『弼自幼穎拔，善詩文，工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自號東海。張東海之名，流播外裔。為詩，信手縱筆，多不屬稿，即有所屬，以書故，輒為人持去。與李東陽、謝鐸善。嘗自言：『吾平生，書不如詩，書不如文。東陽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是信也。』

[11]《張東海集》附錄題識詩文李東陽序：『華亭張君汝弼博學之詩，有文章，尤雅於草書，乞其門者，踵接無虛日，卷軸填委，名遍天下，凡論今郎屬之有文學者，必曰張君、張君。』

[12]見馬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卷十一，第一七四頁。

[13][14]張弼：《張東海詩集文集. 詩集》附錄卷三題跋《評三宋草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冊。

[15]張弼：《張東海詩集文集.詩集》附錄卷三題跋《書峱峱子山墨跡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冊。

[16]祝允明：《書述》，見《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書店一九九四年版，第七五頁。

[17]王鏊：《震澤集》卷二十六《中議大夫江西知安南府張公墓表》，萬曆王氏三槐堂刻本。

[18]項穆《書法雅言》，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五二五頁。

[19]朱謀垔：《續書史會要》，《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八四頁。

[20]朱謀垔：《續書史會要》，《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八三頁。

[21]王世貞：《三吳楷法跋》，見《佩文齋書畫譜》第三冊，卷四十一《書家傳》，第一五五頁。

[22]王世貞：《藝苑卮言》，見《佩文齋書畫譜》，中國書店一九八四年）卷四十一《書家傳》，第一五五頁。

[23]王世懋： 《明宋克書畫帖》， 見《佩文齋書畫譜》第五冊，卷八十《歷代名人書跋十一》，第二二八七頁。

[24]陸深：《跋張翰宸書》，《儼山集》卷八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集部二七，第五六二頁。

[25]蔡羽：《林屋集》，《佩文齋書畫譜》第三冊，卷四十一《書家傳》，第十頁。

[26]馬宗霍： 《書林藻鑒》卷十一，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七六頁。

[27]錢肅樂：《太倉州志》卷十三，明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刻本。

[28]祝允明：《書述》，見《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書店一九九五年，第七四頁。

[29][30]馬宗霍：《書林藻鑒》卷十一，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六七頁。

[31]詳見傅申先生在《明代書壇》一文中的討論，《書史與書跡》，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二四年第二二三頁。

[32]王世貞：《三吳楷法二十四跋》，孫礦《書畫跋跋》，見《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九二頁。

[33]傅申在《海外書跡研究》， 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的《蘇州派與松江派》一章中闡述兩派在明代的起落問題時指出：「宋克雄健的書法在明初的草書中占主要地位。他出生於蘇州地區的長洲，可以看作蘇州書派的始祖。但是他主要不是對蘇州書法家，而是對松江書法家產生影響。」此說與朱惠良稱為「雲間派開山鼻師」雖有區別，但宋克對蘇松兩地的影響都不應忽視。

[34]王寵：《荷花蕩六絕句卷》參見《海外書跡研究》圖一一，在此卷解說中傅申先生亦有相關的闡述，見該書第四七頁。

[35]沙孟海：《中國書法史圖錄》第二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二年，第三一五頁。

（朱天曙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