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媧神龍交尾圖”畫像石

　　遵義南宋楊粲夫妻合葬墓發掘問世以後不久，因其精美的墓葬裝飾石刻，進入了藝術史家的視野，其中的女墓主石刻、進貢者石刻和虎柱石刻，無不細膩地反映社會芸芸眾生。收藏在貴州省博物館內的“演樂圖”、“備宴圖”等石刻，都從一個側面表現了古代社會的生活。 

　　今年是貴州省博物館建館62週年。不久前，醞釀已久的《征途——貴州省博物館建成六十週年紀念專集》正式出版。“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經授權刊發書中《館藏石刻》一章。 

　　在館藏文物中，石刻文物亦是我們珍藏的重要類別，雖然從至今的入藏量來看，與其他類別的文物相比，並不佔優勢，有近二百件，但其價值是多方面的，已在我們舉辦的許多展覽中，各種研究中，體現了這部分文物不可或缺的價值。 

　　一、石刻文物的來源及組構 

　　在我們的石刻文物中，傳世品很少，主要是經過六十年來，歷次考古發掘，不斷入藏的。具體內容是與墓葬相關的石上文字材料，指那些墓碑和埋入地下的墓誌銘以及買地券等，還有就是裝飾墓葬的各種物象石刻。這些石刻文物發現於我省的漢、宋、明、清這幾個時期的墓葬中，其中飾墓石刻的發現主要集中在黔北地區。 

　　二、代表性文物點評 

　　對館藏石刻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選擇其中部分大致以時代先後之順序，作如下評述： 

　　金沙後山漢墓出土的石刻，共有七塊，一塊買地券及六塊畫像石，是1991年考古人員清理這處墓葬時所發現。買地券是刻在這座漢墓的封門石內側壁上的，刻的是六個字“巨塚直二萬五”，字體是隸書，這幾個字是目前所見的，我省考古發現中較早的石上鐫刻字跡。買地券是古代墓葬中經常出現的一種隨葬文字材料。這幾個字的意思就是這個墳塚價值二萬五，在這裡的“直”與“值”的意思相通。在古代人們安葬死者，將買地券埋入地下的目的，意在讓死者到了陰間也有一片棲身之地，而不被其他人侵擾。從探究古代貴州書法藝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它是現知的最早的實物性材料之一。幾塊畫像石，分別被命名為“雙闕圖”、“伏羲女媧神龍交尾圖”、“人物圖” “奏樂俑” “耍丸俑”、“鎮墓獸”，這些畫像石的表現題材，大都具有普遍性，如“伏羲女媧神龍交尾圖”畫像石（圖1 “伏羲女媧神龍交尾圖”畫像石），這種題材的畫像石在漢墓中常見出土，伏羲女媧是人所共知的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作為每每喜歡選擇的，喜聞樂見的題材在各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中得以淋漓盡致地表現，在貴州出土的畫像石數量甚少，但仍可看到這種題材偏好影響的存在。這塊伏羲女媧題材的畫像石，其構圖與毗鄰的滇、蜀及中原地區的同一題材畫像石有著較多的相似之處。再如“雙闕圖”畫像石（圖2 “雙闕圖”畫像石），闕原為古代建築中一種特殊的類型，對稱的台樓，中有通道，建於宮殿或墓前，是體現封建禮儀的一種標誌性兼裝飾性建築，對這種建築的描寫也屢屢出現於古代文人的詞章詩賦中。它作為題材也常常出現在我們看到的漢代畫像磚石中。六塊畫像石，從製作上看都顯得古樸、稚拙。這種構圖和題材與其它地區所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有較多相同之處，自然反映出與外來文化的交融。這種裝飾墓葬的畫像石，迄今在貴州考古發現中少見。

“雙闕圖”畫像石

　　雷公山殘碑，是民國年間在貴州雷山地區發現兩塊碑刻殘片（圖3 雷公山殘碑）。後來有人將又一塊碑刻殘片捐贈給貴州省博物館，殘片上僅有兩個字完整，另外三字均有不同程度的殘損。這些殘碑上的字體非常奇異，不像漢字，也非苗文或其他的文字，碑刻的時代很難斷定。細觀這些刻字，筆法挺勁，與在雲南出土的東晉時期的《爨寶子碑》，和南朝劉宋時期的《爨龍顏碑》，筆意有相似之處，或許是與兩者時代接近的產物。

雷公山殘碑

　　遵義南宋田通庵墓出土的一對圓雕石像，高28厘米（圖4 頂棺奴石雕像）。五官雕鑿精細，頭上的髮絲以線刻表現，雙手搭在一屈一跪的雙腿上，因用以承托田墓女室的棺床，雕像頭頂被鏨平，出土後被命名為“頂棺奴石雕像”。這是迄今為止，我省出土的罕見的精美石圓雕。

頂棺奴石雕像

　　遵義南宋楊粲夫妻合葬墓女室石刻是館藏石刻的精華，在此先將墓主楊粲代表的遵義楊氏家族稍作介紹，唐代末期，位於今天雲南大理一帶的南詔國，派兵攻陷了轄制現代貴州遵義大片地區的播州，唐帝國下詔募人進剿，太原人楊端應募平息播州兵禍。唐中央政府給予楊氏家族世領其地的殊遇，從此，楊氏家族盤踞播州，經歷了二十九代，直至明朝萬歷時期楊應龍起兵反叛朝廷，在征剿大軍連連取關奪隘的迅猛攻勢下，他最後在海龍囤自焚身死為終結，歷時七百餘載。楊粲，字文卿，是播州楊氏家族的第十三代。

楊粲墓女室出土少女啟門石刻

　　楊粲墓自從發掘問世以後不久，便因為精美的墓葬裝飾石刻，進入了藝術史家的視野。女室裡的石刻裝飾在發掘時，便運至貴州省博物館編號存藏，其中重要的文物如“女墓主石刻”，在考古人員發掘之前頭部已毀，僅存身體部分，是袖手端坐的樣子，高104厘米、寬82.5厘米，原來是位於墓中女室後壁壁龕中央，這座雕像雕鑿高度寫實，女主人身著對衽寬領長衣，人物衣衫上衣紋折線的處理，已經襯托出這位女主人的體態豐腴，雍容端莊。

楊粲墓女墓主石刻

　　其二，“進貢者石刻”，從人物的形象上看，不像本土人士，而像異域人物，卷髮，深目、高鼻，赤足，赤露上身，雙手高舉托有寶物的盤子，趨步向前，一個向上呈獻貢品的姿勢，由此讓觀者感到是在表現一個“進貢者”的形象（圖6 楊粲墓進貢者石刻）。這座雕像原置於女主人像的左側。

楊粲墓進貢者石刻

　　其三，女室出土的高浮雕虎柱，高129厘米、直徑26厘米（圖7 楊粲墓虎柱石刻）。原立於女室之中的武士像側面，這件雕塑設計上十分巧妙，虎首龍身，盤繞在一根石柱上，這樣將龍虎融合設計，似龍非龍，似虎非虎，好像把龍盤虎踞的寓意都涵蓋了。這件虎柱製作精良，細微具體之處如鬚眉、口眼、足爪都刻琢得很精到。

楊粲墓虎柱石刻

　　另外還有“野鹿銜芝石刻”、“捧奩女官石刻”、四個“龍首石刻”。野鹿銜芝石刻原在女室南壁，橫36厘米、縱30厘米（圖8 楊粲墓野鹿銜芝石刻）。淺浮雕刻手法，在石刻方框內，有奔跑的野鹿，口銜芝草，構圖簡潔，線條流暢利落。“捧奩女官石刻”，雕鑿的是站立的人物，高168厘米、寬67厘米，女官戴冠，手捧盛放梳妝用具的奩，把一個侍奉主人的侍者拘謹的神態刻畫得淋漓盡致（圖9 楊粲墓捧奩女官石刻）。至於四個“龍首石刻”，原本在墓中是女主人棺材石板下的墊棺石，起著將棺床騰空托起的作用（圖10 楊粲墓龍首石刻）。四個龍頭造型大致都是口微微張開，雙目圓睜，作仰首狀。這四個龍頭是圓雕作品，看得出來是作者依據原石的自然形態，依勢而雕，獨具匠心的創作。

楊粲墓野鹿銜芝石刻

楊粲墓捧奩女官石刻

楊粲墓龍首石刻

　　這些文物因早已脫離了墓葬建築的本體，我們已看不到它們原本在墓中的排布，所產生的藝術效果。作為貴州省博物館的藏品，無論過去抑或將來，都以展覽的方式，與一定的形式和內容結合，展示其個體的藝術性。楊粲墓刻飾，與我們所見到的宋代石刻，普遍、深刻、細膩地反映社會芸芸眾生。在表現手法上，清晰可見深受宋代流風時尚的影響。由於大足石刻和楊粲墓石刻比較接近的地域位置與製作時間，自然而然地便會將兩者納入比照研究的範疇當中。大足石刻已經不完全囿於純粹的佛教內容，把現實社會中的人和事納入題材範疇。黔北楊粲墓雕刻與大足石刻相比較，在表現內容上雖然各自的取向有所不同，但是趨於世俗化。 

　　墓中出土文物還有楊粲墓誌銘殘石和兩塊殘碑。墓誌銘能夠看得到的是裂開的八塊，上面的文字缺佚不少，其文意已經不可能銜接（圖11 楊粲墓墓誌銘殘石）。

楊粲墓墓誌銘殘石

　　這塊墓誌刻於淳祐七年，即一二四七年，是南宋理宗趙昀在位的時期。刻字中有“管機密文字何大觀書丹”，十個字，這個叫何大觀的人是這塊墓誌的文字書寫者，關於他，未見有更多的記載，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猜測得到的，既然能為貴為播州最高統治者的安撫使楊粲書寫墓誌銘，那麼他必定是當時在書法方面得到大家認可的人物。墓誌銘的文字是用楷書書寫的，兩塊殘碑，其中一塊出自男室，可以看見上面有三行刻字，中間一行有篆書“贈武節”三個字，右行有楷書“太歲丁未淳佑”六個字，左行也是楷書“嗣孫武功……”等字，“贈武節”三個篆字是小篆，用陰刻的雙線鉤成。字寫得筆畫粗細均勻，圓轉流暢，可惜這塊碑殘損太過，三個篆字上下的其它字已經無法得見，所以不能看到這塊碑整體的篆書風貌了。左右兩側的楷書，其風格頗似楊粲墓誌銘上的楷書。另一塊殘碑發現於女室之中，兩端殘去，仍然是三行刻字，左右兩側楷書分別為“嗣孫武功”、“太歲辛亥”，中間是三個小篆“有宋贈”（圖12 楊粲墓女室殘碑），這三個篆字，和“贈武節”三字一樣，也是以陰刻的雙線鉤成。無論篆書和楷書的書法風格，均與男室發現的那塊殘碑頗為相似，筆者以為可能是出於同一人之手。

楊粲墓女室殘碑

　　除了楊粲墓石刻以外，還有在黔北發現的宋代其它墓葬，如遵義趙家壩宋墓出土的“演樂圖”、“備宴圖”石刻，也是可圈可點之作。這兩塊淺浮雕與其它地區出土的類似佳品相比都毫不遜色。它們分別置於一座雙室墓右室後間的左右壁上，浮雕淺到趨近線刻，前者表現台樓中的八位樂伎，挽高髻，穿寬袖衣和長摺群，衣袖飄灑，她們或執幡，或懷抱琵琶，或橫吹竹笛，一幅演樂場景（圖13 “演樂圖”石刻）。後者刻劃在堂前備宴的人們，有拿酒壺的，有捧杯盤的，有端著菜餚的，亦有在一旁恭立待命的（圖14 “備宴圖”石刻）。

“演樂圖”石刻

“備宴圖”石刻

　　由這兩塊浮雕，引發我們聯想到原在龍門石窟，後流落至美國的“帝后禮佛圖”石刻。兩塊分別以刻劃北魏孝文帝與文昭皇后為中心的禮佛行進隊伍淺浮雕。構圖嚴謹，人物普遍著寬袍大袖，衣紋線條疏密有致，流暢自如，從對他們之間所處的位置及儀態的刻劃上，分出主次關係，突破了有些雕刻或繪畫，以增大形象來凸顯主角的手法，把前後簇擁，和諧有序的行進隊列和肅穆的氣氛，以及人對佛的虔誠都表現得十分到位。兩處石雕有不少的相似之處，都著重表現圖面中的人物關係，在雕塑藝術中被稱為“薄肉雕”的淺浮雕語言均得以充分地運用，以這種厚度相差極小的雕鑿技巧把顯得繁複的場景製作得絲毫不顯紛亂，足見這兩處雕刻作者的高超技藝。雖然反映的內容有異，但都從特定側面反映了古代上層社會的生活。 

　　館藏的明代石上刻字如刻有“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 十一個篆字的志蓋（圖15 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志蓋）。墓誌銘於一九五五年在貴陽城西出土，他的鐫刻時間是在正德年間。這塊志蓋上的篆字是徐節寫的，徐節，字時中，貴陽人。他於成化八年（1472年）考中進士，任過知縣，御史、雲南左參政時，右副都御史和山西巡撫，因為為人剛正得罪權宦劉瑾，被免職，劉瑾被剷除後，他恢復原職，為官直至最後告老還鄉。徐節的這十餘個篆字比較多地用了方折之筆，並且在字的結構造型上，具有筆畫向左右伸展的特點。他在當時是一位在書法上頗有影響的人物，“通篆、隸、行、草諸體……為鄉邦楷范。”

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志蓋

　　《楊母胡太孺人墓誌銘》志蓋上的篆字，書寫者是李時華（圖16 楊母胡太孺人墓誌銘志蓋）。李時華，字芳麓，貴陽人。他在萬曆十年（1582年）成為舉人。在他的為官生涯中任過御史，為人耿介，不畏權貴，敢於上書直言。（見《貴州通志·人物誌》）在《楊母胡太孺人墓誌銘》的志蓋上，李時華書寫了共十三個篆字“明故敕贈楊母胡太孺人墓誌銘”。這個“胡太孺人”就是明末貴州最有名的大書畫家楊龍友的祖母，這十三個篆字寫得頗具特點，字的造型，不是給予觀者一種端正凝練的感覺，而是顯得優美嫻熟，那書寫筆畫的線條暢美流動，傾斜彎曲，有一種柔美的姿態。

楊母胡太孺人墓誌銘志蓋

　　三、特點及價值 

　　關於館藏的石刻文物我們選擇了部分重點作了如上介紹。因為這部分文物主要是源於考古出土，反映的是貴州本土的情況，它們的價值是多重。碑刻、墓誌這樣的文字刻石，從內容來看，反映了貴州歷史的方方面面，不少可作為研究貴州歷史的原始材料，同時這些書刻的文字，有些又具有書法藝術學習及欣賞的意義，反映了古代貴州的書法成就，利於我們的相關研究。飾墓石刻既有研究墓葬建築的價值，又展示了古代貴州的雕刻藝術成就，為我們認知古代貴州的美術成就，提供了實物材料。在對這些文物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利用它們舉辦各種展覽。向大眾詮釋我們的文化遺產。 

　　未來無疑會有更多的石刻文物不斷入藏我們貴州省博物館，如同其他的文物一樣，對它們的保護、研究、展示亦需我們不懈努力，對這部分石刻文物在保護前提下更大程度地利用，需要我們多角度，多層次，多方式地進行思考，蓄勢待發，努力進取。 

　　（作者系貴州省博物館學術委員會主任，原業務副館長，研究館員。本文圖片由貴州省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