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紋是青銅禮器上重要的裝飾，主要分為具象的龍紋與抽像的夔龍紋兩個類型。商周青銅器上常見的平面龍紋及其立體造型，多為昂首狀，前額雙角十分發達，雖未如後世之龍長身多足，也沒有細緻刻畫指爪，僅以側面圖所示的兩足表現前後兩對龍足，軀體不長，卷尾上翹。商代中期以後，具象龍紋的姿態愈加豐富，有爬行龍紋、卷體龍紋、交體龍紋、雙體龍紋、兩頭龍紋等。此處例舉的五種龍紋構圖方式，沿用了馬承源先生主編的《 中國 青銅器》一書的紋飾定名。關於龍紋的不同姿態，該書相關章節已有較為詳細的描述，本文不再贅言。夔龍紋則是具象龍紋的抽像化變體，以簡明流暢的細長線條表現龍的身軀，角、足皆不明顯，上翹的尾部也僅以稍微上揚的線條意會，狹長的夔龍紋帶較為常見。由古器圖錄與實物遺存可證，商周時代龍的形象已經形成並固定化，是後世龍的雛形。然而，青銅禮器上的龍紋飾是成熟的形式，並不是龍形象的原型。

　　考古學家考察龍的原型是具有客觀標準的，其文獻依據即是甲骨文的象形文字。刻劃於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是以固定語法結構敘事達意的成熟文字體系，是迄今可見的最早的漢字。甲骨文以描摹事物使觀者領會其意，然而對同一事物的簡筆描繪畢竟存在差異。因此，同一個文字存在多種寫法的現象屢見不鮮，但諸多寫法都極力凸顯事物最主要的本質特徵以便像形達意。金文則是對甲骨文的直接繼承與發展。也許是由於鑄刻載體不易保存，也許早期的表意符號已見於世，卻始終未被認知等諸多頗具可能性的原因，迄今未見早於甲骨文的文字記錄，但無論是甲骨文與金文的“成熟”，還是商周禮器紋飾的“成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歷經了漫長歲月逐步演進的結果。因此，甲骨文不可能是華夏人類最初使用的交流符號，而青銅禮器上的紋飾亦非事物的原初形態，但甲骨文與吉金紋飾具有共同的特點就是象形會意。甲骨文的“龍”字與青銅器的龍紋鑄刻於同一時期，都要表達同一事物，因此二者存在必然的聯繫。甲骨文“龍”字的多種變體，無一例外地以流暢的曲線表達龍可以靈活運動的身軀，並都著力表現上翹的卷尾，而此兩點與青銅器上鑄刻的龍紋及夔龍紋的特徵完全吻合。

　　關於龍原型的探討可謂諸說雜陳，目前已知的假說有二十餘種之多，都為研究龍的原型及其文化意義提供了有益的 參考 。其實這些假說無所謂對與錯，也沒有必要追求統一的結論，因為提出各種假說的依據是不同的，體現出鮮明的區域性特徵。其一，所認定為龍原型的出土實物源出於不同的地域。在廣袤的中華領土上，追溯人類文明的足印多可尋見史前時期的龍遺跡，比如，在遼寧省阜新縣查海遺址發現了用紅褐色碎石堆塑的巨龍，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了豬首蛇身的C形玉龍，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45號墓發現了蚌塑龍，湖北黃梅焦墩遺址發現了河卵石擺塑的龍，浙江餘杭反山墓地發現了雕龍白玉圓牌等。其二，不同區域發現的史前龍遺跡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仍以上述實例為證：東北地區的碎石塑龍屬於距今約八千年的興隆窪文化時期，C形玉龍屬於距今約五千年的紅山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的蚌塑龍屬於距今約六千四百多年的仰韶文化時期，長江流域的河卵石塑龍屬於距今五六千年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雕龍白玉圓牌屬於距今約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時期等。龍在每種文化類型中的形象不盡相同，卻都體現著彼時彼地的文化特點。因此，龍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其三，各種龍原型的假說所依據的地域文獻(含傳說)差異頗為懸殊，本文不再逐一列舉。龍的形態在文化增值過程中，演繹的色彩愈加濃重，以至形成了 現代 世俗經常使用的龍形象。當前民間最為流行的觀點，也是常見於外事宣傳中的一種說法，即龍是綜合了鹿角、駱首、兔眼、牛耳、蛇身、蜃腹、魚鱗、鷹爪、虎掌的特徵而具有超凡威力的神物，並使之人格化，視之為中華民族品格與精神的象徵。

　　如今常見的“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之說，是在龍的形象與文化內涵已然豐富的基礎上形成的觀點，是後起之說，與原始社會“氏族圖騰”的概念，無論內涵還是外延，皆所指殊異。此說旨在強化民族凝聚力，延續並強調圖騰作為“精神象徵與集體崇拜”的意義而已，二者不可等同視之。從另一個角度審視這種現象，也反映了龍文化在現代的嬗變。至於夏部族的圖騰非龍的觀點，已為學者所證實，本文不再贅述。由此觀之，龍雖然具有作為原始氏族圖騰物象的可能性，卻並非作為上古華夏民族集體共同尊崇的圖騰形象。不同歷史時期，龍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地域文化的諸多差異共同造就的。因此，對龍紋飾的研究必須進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某一區域的龍紋飾特徵及其文化意義並不適用於其他地區，不具有普適性。釐清上述問題，為進一步研究商周青銅器上的龍紋飾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