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刻本為首選，石印本及局本收藏前景看好

　　存量多潛力大的通行本

　　傳統意義上的藏書以收藏善本古籍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時期或者不同的取捨而有所區別，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傳較少、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高等幾個方面，但同時善本古籍的市場價格也隨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較高的鑒別水平，還需要相當的經濟條件。除善本以外，藏書界還將流傳較廣、年代較晚或者存世量較大的古籍習慣上稱為“通行本”。通行本這一稱謂的歷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詞以後就相應而生了。不同的時代對通行本的定義也不盡相同，明清時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為了善本。近代的藏書界將清代乾隆朝以後刊刻的一些書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統稱“通行本”，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據清末張之洞的說法，當善本求之難得時，退而求其次。實際上清代中期以後有很多藏書家，將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書，又稱覆刻本或者影刻本。這其中相當多的書籍不但內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風貌，只是生產年代較晚，流傳廣泛，歷來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內容。其中如黃丕烈刻宋嚴州本《儀禮鄭注》、翁方綱翻刻本《淳熙隸韻》、阮元影刻《古烈女傳》、嘉業堂刻本《史記》等，一直為藏書家所珍愛。清代的翻刻本，市場價格大約數百元一冊，價格適中，很有收藏潛力。目前有些拍賣行中經常推出此類拍本，似當引起重視。

　　新藏家可從價格較低的石印本入手

　　清代中期以後，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逐漸向中國傳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過傳教士途徑得以輸入。在上海土內灣一帶（即今日的徐家匯），開始使用德國海德堡的石印技術，最初是用於印刷宗教宣傳品，後為上海點石齋等書肆用來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閣英雄譜》等。石印技術是採用近代的油水分離法原理形成的一種新的印刷方法，不僅印刷週期短、生產效率快，而且有的由於採用照相製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價格低廉，深受當時學人推崇，很快得以風行。清末刊行的石印書籍，大部分採用手工紙，單面印刷，為了降低成本，往往開本很少。這類書中如《點石齋畫報》、《芥子園畫譜》等印製精美，藝術價值並不低。值得一說的還有清末曾用石印技術印刷過一批開本較小的微型書籍，如《四書備旨》、《五經》等，可握於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書由於產量大，且歷來為藏書家所不取，至今價格仍然較低，不過數十元上百元一冊。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細的宣紙印刷。製作精良，有些內容也很有參考價值，加之此種石印技術今日也基本廢而不用，估計此類書籍今後升值空間樂觀，一般初入藏界的書友，不妨從此入手。

　　官刻、私刻和坊刻本的區別

　　清代刊刻發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大類。坊間刻本是民間書坊業的出版物，此類作品由於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為坊刻但情況差異很大。由於坊間書業大部分以逐利為目的，所刻書籍一般粗糙者較多，且彼此翻刻、校對不精，因此歷來不為藏書界所重視。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蘇州等地有些書坊，工匠水平較高，其中如蘇州江氏又曾於清晚期開設文學山房，用木活字排印書籍，被稱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齋於宣統時曾刻有《文美齋詩箋譜》，套色豐富，刀法精妙，是為清代版畫的終結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說。以地方官署而言，由於行政設置不同，又有府、州、縣各衙門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別說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類刻本多為“官箴”或者“則例”“章程”三類，內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於各地物料不同，組織各異，對於研究清代地方出版歷史，頗具文獻價值。關於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組織的，當屬官刻本的延續，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圖振興經義，講求國文傳統，訪求造書，詳加精校，刊刻成書以為惠取士林。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謂獨樹一幟。另外還有一些“書局”，則為地方新興出版機構，有些介於官民之間，有些全系民間出版機構，如北京的開智書局、四川的錦江書局、上海的同文書局等，這類書局，實際上已經取代了傳統的書坊，成為了中國近代新興出版業的前身。由於書局的情況複雜，對“局本”的評價歷來也很有區別，但目前市場“局本”書籍價格不高，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內容詳實、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書友如果對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許會有不少收穫。

　　除了通行本之外，還有一些地方的書坊、刻字店、學校、寺廟甚至私人還刻印了大量的學生識字、講評經義、唱本小曲和一些陰陽數術及勸善公德之類的書籍。有人將此統稱為“俗本”，此類書籍內容俗敗，刊刻粗糙，收藏價值不大，目前在各地舊貨市場上，經常可以見到此類“俗本”，往往已經無數淘選，幾成書渣。對於這種“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選來作為“樣品”，但隨著藏書經驗的豐富，對“俗本”的認知也會逐漸改變。

　　清代的古籍浩如煙海，不但傳世量大而且內容豐富，人們對清代古籍的研究遠不如對宋元善本那樣透徹。因此，也就顯得更有趣味，更加吸引廣大書友投身對清代古籍的搜求與探索，並從中得到發現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