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寶通寶（九疊篆，左寶）

　　古裝劇《清平樂》的熱播，讓觀眾的焦點從流行多年的“清宮劇”一下子上溯六百年，追劇從清朝追到了宋朝。

嘉祐元寶（真書）

皇祐通寶（對錢）

宋仁宗畫像（原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南薰殿）

　　《清平樂》男主角宋仁宗趙禎（1010—1063）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宋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達42年之久。且看整個北宋朝歷經九位皇帝統治，共計167年的“國運”，這位仁宗皇帝在位時間剛好佔據四分之一的帝國週期。宋仁宗登上皇位的那一年（1022），距咱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清平樂》的時間，差不多整整一千年。 

　　縱觀宋仁宗在位期間42年的國家治理，那些宏觀的施政方略與方針，具體的機構設置與運營，自可去翻檢史書典籍，做精細深入的考證與探究。對於一般讀者而言，且去約略觸目一下、稍微瞭解一下宋仁宗“九個年號”的鑄幣——不妨就鑽到“錢眼”裡，換一種眼光，以“見錢眼開”的財經視角，來看一看這位宋代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的經濟治理能力。 

　　“對錢”與“九疊篆” 

　　宋仁宗時期的第一個年號“天聖”，始於1023年，止於1032年，歷時十年。這一時期的鑄幣為“天聖元寶”，幣面文字有真書、篆書兩種字體，首創了宋代“對錢”制度。自此起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為止，整個宋代“對錢”制度施行了160年之久。 

　　“對錢”雖主體上以真書、篆書兩種字體通行於世，可真、篆字體的書寫並無統一模板，各地各時期的寫法都極富變化，造成了同一個年號的錢幣，有多種版本流通行世的狀況，客觀上也開創了宋代錢幣史上書體多變、美感豐富的時代。繼“天聖元寶”之後，“明道元寶”“景祐元寶”均是有著多種版本的“對錢”。 

　　“天聖”與“明道”兩個年號，通行了十二年。這十二年間，乃是宋仁宗的養母章獻皇后劉娥代掌朝政。宋仁宗於明道二年才親政，迅即改次年年號為“景祐”。五年之後，又於1038年改年號為“寶元”，為避免鑄幣中“寶元”年號與“元寶”兩字互為重疊，決定將幣面文字鑄為“皇宋通寶”。 

　　這一時期的鑄幣中，篆書錢裡出現了一種“九疊篆”式樣的珍品。因篆文繁複奇麗，且存世極罕，歷來被錢幣收藏者視作宋代錢幣中的稀世珍寶。此外，不難發現，所謂“九疊篆”字體，也經常出現在道教符菉的書寫中，由此也可窺見宋代皇室崇奉道教之一斑。 

　　“皇宋通寶”之後，有“康定元寶”鑄幣的短暫通行（時僅一年有餘），繼而是長達八年的“慶歷重寶”之鑄行。歷史上著名的“慶歷新政”，與“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岳陽樓記》，正是這一時期的事件與產物。 

　　“慶歷新政”與“慶歷重寶” 

　　所謂“慶歷新政”，始於慶歷三年（1043）。當時，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贊成並支持進行改革。宋仁宗採納了這些官員的大部分意見，決定施行“新政”。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這一群體的抵制與阻撓。“新政”僅施行年餘，即於1045年初宣告失敗。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迅即被廢止。這一場為期不過年餘的“慶歷新政”，雖不如繼之於後的“王安石變法”那麼知名，可卻為後者奠定豐厚的改革理論與實踐基礎，也迫切反映宋仁宗在統治危機日趨惡化中期望通過“新政”達至王朝“中興”的政治訴求。 

　　且不說“新政”如何以具體舉措去逐一裁削冗政冗官，慶歷年間，官方鑄行的“慶歷重寶”，就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慶歷新政”為財政節支增收的新舉措，雖然這一革新舉措並不一定合理且並不一定成功。 

　　此“慶歷重寶”較宋代通行的“小平錢”略大，卻要以一當十，以一枚抵當十枚“小平錢”使用，故錢文既不曰“通寶”，亦不曰“元寶”，而命名為“重寶”。“慶歷重寶”為宋代“重寶”錢之始作俑者，從此，以一當十而鑄行“重寶”大錢為朝廷增收的舉措，開始在宋代各個時期有所施行。 

　　宋代“小平錢”一般而言，一枚自重4克左右。而“慶歷重寶”一枚自重不過6.6-7克左右，如果僅以“慶歷重寶”與“小平錢”的鑄幣重量換算來衡定幣值兌換的話，這與官方強制規定的“慶歷重寶”以一當十的幣值，實在相差太遠。 

　　簡單說來，僅以鑄幣金屬重量來估值，一枚“慶歷重寶”頂多只能兌換兩枚“小平錢”而已。顯然，這樣的兌換比值，官方很是有利可圖（每兌換一枚“慶歷重寶”，淨賺八枚“小平錢”）。因此，“慶歷重寶”以一當十的官方強制幣值，對於民間金融而言，實無異於“圖財害命”，實在是變“新政”為“苛政”了。所以，“慶歷重寶”的命運，與“慶歷新政”的命運相似，不久即因受到強烈抵制，而不得不取消以一當十的規定幣值，改作折二、折三，即當二、三枚“小平錢”等值流通了。 

　　“慶歷新政”之後，宋仁宗的財政日趨吃緊，在鑄幣方面也相當謹慎起來。1049年，改年號為“皇祐”，這一年號六年間，竟幾乎沒有鑄幣存世。後世偶爾一見的“皇祐元寶”，要麼被鑒賞家斥為贗品，要麼被奉為稀世奇珍，可終歸是真偽難辨，至今沒有定論。 

　　至和年間的“偷工減料” 

　　1054年，改年號為“至和”，這一年號三年間，新鑄“至和元寶”與“至和通寶”的“小平錢”開始流通，且各自均有真、篆兩種字體的“對錢”，製作也較為精良。不過，因為單枚錢幣的重量降低至3.8克左右，實際上也屬於用“偷工減料”的方法來搜刮民財。民間物價因此大漲，一斗米的時價漲至一百枚“小平錢”左右。 

　　據考，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的每斗米價才不過20枚“小平錢”；宋仁宗之後的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每斗米價也不過60枚“小平錢”。可想而知，至和年間的通貨膨脹還是比較嚴重的。當然，米價的漲跌因素是多方面的，與政策改變、戰爭發生、商業競爭及自然災害等均有關聯，但鑄幣貶值也必然是影響米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本文篇幅與論述重點所限，關於這一問題的研討，在此不贅。 

　　稍後，為平抑物價，官方又鑄行“至和重寶”大錢，製作較之“慶歷重寶”更為精美，重量也隨之上升，幣值亦僅作折二、折三流通。據實測，一枚“至和重寶”折三大錢，重量約10克左右，約合“至和元寶”或“至和通寶”重量的2.5倍。也即是說，即便鑄幣技藝與官方定值方面有較大改進，可一枚“至和重寶”折三大錢，仍然為官方牟取了半枚“小平錢”的利潤。 

　　這樣的鑄幣政策仍不可能得到民眾支持，當年應當也未大力推行下去。否則，“至和重寶”的存世量亦當與大多數宋代鑄幣一樣，應有相當數量出土或傳世藏品存世；而事實上，“至和重寶”如今一幣難求，早已躋身錢幣收藏界珍品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至和重寶”中還有一種存世極罕、更為珍稀的品種，即其幣身背面鑄有“虢”“坊”等字者。這樣的背面鑄記地名的“至和重寶”，也被視為宋代錢幣鑄記地名的肇始者。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鑄幣背面銘記地名的情形，無非是官方規定鑄幣需要限定地域流通的標記，這也說明當時在平抑各地物價方面，朝廷與各地官府確乎絞盡腦汁，都在競獻“奇策”了。 

　　宋仁宗的“大錢”與“小錢” 

　　宋仁宗時期的財政狀況，僅僅通過鑄幣流通的情況來考察，總體而言還是不十分樂觀的，但施政策略上盡可能做到所謂“仁政”，即盡可能不“與民奪利”。這一觀點，或可從宋仁宗時期鑄幣數量（尤其是中後期）均不甚大，可予旁證。此外，試觀前述宋仁宗在位時期九個年號裡各種鑄幣，其鑄造樣式與幣值折算上的種種創舉，似乎尚具備一定歷史意義與後世收藏者的“版本”價值。除此之外，這些鑄幣無論從鑄造數量還是流通狀況上而言，在當時國家金融體系中發揮的實際價值，只能說是差強人意。 

　　“慶歷重寶”以一當十的官方規定，最終迫於社會壓力，改為折二、折三的幣值；“至和重寶”吸取教訓，製作更精，重量更足的情況下，也只能以折三的幣值流通。這兩種“大錢”如今的存世量都極為稀少，可見當時流通不暢，鑄量不多。簡言之，宋仁宗時期的“大錢”，沒能為國家財政賺到“大錢”。 

　　至於宋仁宗時期鑄行的各種“小平錢”，如今存世數量，也都算不上十分龐大。除了宋仁宗尚未親政時期所鑄行的“天聖”與“明道”兩個年號的“小平錢”，存世數量尚可觀之外，其親政初期所鑄行的“景祐”與“皇宋”兩個年號的“小平錢”，存世數量一般，“康定”與“皇祐”年間，甚至幾乎沒有鑄幣，如今偶爾一見的這兩個年號的鑄幣，真偽尚無定論。 

　　直至“偷工減料”的“至和元寶”與“至和通寶”出籠，鑄幣數量方才大增。此狀況表明，宋仁宗至和年間，已然迫切需通過減輕單位鑄幣重量，來為國家財政增收一點“小錢”了。可為了這一點“小錢”，也曾付出物價飛漲、社會動亂的代價。到宋仁宗時期最後一個年號“嘉祐”年間，“小平錢”鑄造與流通量再次達到高峰。因同時期可能存在民間私鑄情況，該時期官方鑄幣究竟能為國家財政貢獻多少，恐怕也是一筆糊塗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