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鑃（gou diao）是古代樂器以青銅器為主要材質，一套由若幹件組成，句鑃其形似鉦，有柄可執，口朝上，以槌擊之而鳴，主要流行於古時吳越地區的一種青銅打擊樂器。
句鑃的形制
 句鑃的形狀分為三種，A型句鑃、B型句鑃和C型句鑃
 句鑃的形態，有似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甬鐘，體腔為合瓦形，兩側尖銳；截面為瓜子形；口部中間凹下而成彎弧形；頂部（舞）封閉，上有無干的甬（柄）。它區別於這一時期甬鐘的，主要是：體上無枚，多為素面，有紋飾的也很簡單，甬（柄）無干、旋，只能手執，或口向上插架演奏。現結合出土情況，根據其形制和紋飾上的差異，把句鑃分為三個不同類型。
    A型句鑃：深腔，腔體為扁圓形，截面似西瓜子狀。長方或半圓柱實柄，侈銑弧於，柄近舞部及器體近舞部均有紋飾。
    B型句鑃：體形及甬與A型基本相似，其特點是素面，沒有紋飾。
    C型句鑃。素面，深腔，體扁甚，長銑，短柄，壁薄。山東省章丘縣小峨嵋山出土22件句鑃，濟南市博物館收藏有2件。

 句鑃，A、B兩型均發現於長江以南的吳越地區，時代主要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最早的不超過春秋早期。C型的資料較少，章丘所出的兩組，雖與春秋早期或中期的甬鍾伴出，但兩者未必屬於同一時代。從器壁甚薄這一點看，C組的時代似乎不會太早，有可能是戰國時代的遺存。

句鑃樂器音色特點
句鑃發出的音衰減較快，具有雙音特性，比發出單音的圓鍾類樂器更加複雜。其外形雖與編鐘相似，但是它們的擺放形式與演奏方法均有所不同，一般的甬鍾、鈕鍾是懸掛或者斜掛，而句鑃是倒插在座架上，演奏方法是置於座架上以椎擊奏鼓部。考古發掘的文物表明，句鑃常與其他的樂器組合演奏，充當低音的角色，是一種具有吳越文化典型風格特徵的樂器。

歷史上出土的句鑃文物

1.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套句鑃，銘文「文帝九年 樂府工造」，句鑃文物出土確定了墓主是南越國文帝的身份。1983年發掘的廣州象崗漢初南越王文帝趙眛之墓⑾，曾出土一套8件被稱為銅鐃的樂器，其銘文排列也如句鑃，自口而下行，形制與本文所說的B型近似，我們覺得把它們稱為句鑃似更確切。如此，則句鑃的時代可延續至西漢初，地域擴大至嶺南，但已是這種樂器的尾聲了。這幾種類型的句鑃，凡屬出土情況比較明確的，其數目都在兩件或兩件以上，其中7組都在7件以上，最多的有14件，僅兩件的兩組，不是全編。句鑃與當時流行的編鐘一樣，是成編應用的。但它的甬（柄）上無旋、干，不能懸掛演奏，與甬鍾、鈕鍾都不相同。

2.山東章丘出土的句鑃文物分兩式。Ⅰ式12件，柄為扁圓柱狀，大小相次，最大的通高34.2、柄長6.3、舞徑2.4—14.7、銑距18厘米，最小的通高21.5、柄長5、舞徑1.5—10.8、銑距12厘米；Ⅱ式10件，體形與Ⅰ式同，惟柄為一面平一面圓的柱體，中部有一周凸稜，亦大小相次，最大的通高23、柄長3.9、舞徑2.2—10.5、銑距12厘米，最小的通高23、柄長3、舞徑3.3—7.8、銑距9厘米十。此組句鑃，原報道稱為鐃形器。按目前考古學者所說的鐃，多指流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初的一種樂器，其特點是體腔短闊，銑距大於體高，甬中空與腔體相通，與章丘這一組出土物形制差異頗大，所以稱為句鑃似較確切。與這一組器物伴出的有甬鍾4件，銅圭形器30餘件，璧形器25件，報告認為，甬鍾可能是春秋早期之際的遺物。
    濟南市博物館館藏的兩件句鑃，扁柱形短柄，器壁較薄，通體銹蝕，體腔內存有范土。一件通高32、柄6.2、舞徑2.4—13.6、口長16.6、口寬3厘米，一銑殘。另一件通高31.2、柄長6.3、舞徑2.5—13.7、口長17、口寬3厘米。此兩器是歷下古玩店購得，與章丘出土的形制完全相同，也可能是濟南一帶出土的。
3.道光初年浙江武康縣山中出土，此器曾歸山東諸城收藏家王維樸所有，他在《東武商盉堂金石叢談》一文中說：「向傳無字者十餘，惟二有字，一首缺唯字。初為海寧蘇花農外翰所得，釋六舟《寶素室編年錄》詳紀之。後經烏程溫氏、本邑劉氏，而歸予家，載《捃古錄》、《金文存》各書。」可見其次句鑃是成編出土的。郭沫若先生考定為春秋越國之器。通高51.4厘米，腹下飾雷紋及三角雷紋。銘兩行31字，皆反文，在器的兩旁。「隹正初吉丁亥，其次擇其金鑄句鑃，以享以孝，用祈萬壽，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姑馮句鑃，1件，江蘇常熟縣出土。有銘39字：「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馮□同之子擇□吉金，自乍商句鑃，以樂賓客，及我父兄，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對銘文，王國維、郭沫若、楊樹達諸先生均有考證。楊先生說：「王靜安謂即《越絕書》之馮同，郭沫若謂《史記?越世家》、《韓非子?說疑篇》及《越絕書?外傳記地》之逢同，《吳越春秋?勾踐人臣外傳》之扶同並即此人。樹達按：王、郭兩君之說是矣。余謂姑鵬□同不僅見於前舉諸書，《左傳》及《國語》之舌庸，亦即此□同也。《左傳》哀公二十六年云：『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舌庸……。』又二十七年云：『春，越子使舌庸來聘。』《國語?吳語》云：『越王勾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熊夷。』」哀公二十七年為春秋最後一年，作器者既為姑馮舌庸之子，則姑馮句鑃自應為戰國初期越國之器。
    配兒句鑃，兩件同銘，1977年浙江紹興出土，春秋晚期吳國之器。據沙孟海先生考證，作器者是吳王闔閭的兒子太子波，其人是夫差之兄，未即位。
    甲器：鍾體修長，為雙范合鑄而成，侈銑弧於，舞及執柄大多殘缺無存。器表經錯磨光亮，呈暗灰綠色，柄近舞處銹甚，隱約見有花紋，似為羽狀（或雲雷）紋和獸目紋。平舞，遍飾雲雷紋，器體近舞部飾雲雷紋和三角勾連紋。鉦間兩側分別刻有兩行銘文，計60餘字。此器通高40、執柄長14.5、舞縱長10.4、橫長12.7、鼓間12、銑距15.4厘米。
    乙器：器形較甲器大，保存稍好，因綠銹嚴重，銘文大多殘缺。形制及花紋等均與甲器全同。鉦間兩側也分別刻有兩行銘文，依其僅存字跡，知與甲器同銘。乙器通高45.4、執柄殘長16.4、舞縱長11.2、橫長14.8、鼓間14.6、銑距17.6厘米。
    馬承源主編的《中國青銅器》「樂器」一節中，著錄上海博物館所藏鉤鑃一件，形制與A型相似，此件鉤鑃口的縱橫比例是1：1.36。
另外1983年4月初，在浙江省海鹽縣黃家山採石場出土的戰國原始瓷質句鑃，其形制與A型極相似，只不過瓷質句鑃腔體為圓形，而A型句鑃的腔體較圓形略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