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窯瓷器鑒定(越窯瓷器各個時期的紋飾、工藝、燒造特徵) (共2張圖片)
  • 24年7月3日 12:01发布

作者簡介:芝麻开门,古董臺灣網網站站長,愛好古董古玩收藏,尤擅長古錢幣類鑒定。

越窯瓷器鑒定(越窯瓷器各個時期的紋飾、工藝、燒造特徵)

越窯瓷

越窯瓷器鑒定(越窯瓷器各個時期的紋飾、工藝、燒造特徵)

越窯的研究,可以說,從淺層次而逐步向深層次的深度、廣度 拓展。鑒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裡,從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類型學研究入手,對瓷器進行科學的總審。使鑒定的結論更符合歷史事實。鑒賞的水平,也隨著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博物館、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窯瓷器,則是為研究、鑒賞創造了條件。

越窯瓷器的鑒定是一門科學,是古器物學的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發掘的古墓葬、古遺址、古窯址中出土了不少各個窯口的瓷器製品,有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的器物,這些器物為我們鑒定提供了標準器。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製品,在器物的鑒定中,要掌握造型、紋樣、胎釉、裝燒工藝與款銘五大要領。這五大要領要互相有機的結合。

越窯瓷器的鑒定也必須掌握五大要素。這就是製品的造型與文飾、裝飾藝術與方法、釉色與胎體,銘文與款式五個方面:

造型與裝飾藝術鑒定

造型與裝飾往往密切聯繫。東漢晚期瓷器的造型,多來自原始瓷製品的延續。主要有:壘、五聯罐、鍾、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製品。。壘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紋、蝶形紋、梳紋、方格紋、菱形紋、蛛網紋、葉脈紋、網格紋等,從工藝角度觀察,這類紋樣多見於泥條迭築的製品。到吳時已消失。瓷鐘的造型與陶鍾相似,瓷質的鍾最早出於永初三年(109),鄞縣出土的青釉鐘,體積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隸書「王尊」兩字,吳時已不見。

五聯罐是從五罐瓶發展而來,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兩類製品,除五個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狀)、爬蟲和鳥類。這類五聯罐,東吳時,五管變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飛鳥、活動胡人等形象所佔踞,吳早期罐中部出現屋簷,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龜、蛇等動物。中晚期,罐下層堆貼內容更豐富。有人物奏樂、雜耍、仙人等,上層出現歇山頂建築,中部樓闕增加,多至五、六層。下部人物動物繁複。西晉時,人物堆塑罐的五個管為亭、台、樓閣所取代。到西晉永壽七年(313)以後,堆塑罐消失。新出現「井」,實際上是一個罐,這種瓷井出於熹平四年(175)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變而來,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稱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劃刻魚、肉圖案。灶上飾魚、肉,既點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魚肉為食,寓意深刻。紹興紅山東吳墓出土灶,灶面上刻錄書「鬼灶」。其實在公元175年前,已生產這類鬼灶。

東漢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襲了西漢時銅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較簡單,橫臥圓筒體,前面向上有一個突出的,微微向上翹的圓形口,背部裝提梁,沒有虎形裝飾。東吳早期的赤烏(238——249)時,虎身還是圓筒形,但已開始呈蠶繭形演變趨勢,光素無紋。器口基本不見虎頭裝飾,只是提梁作奔虎狀或臥虎狀。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蠶繭形,腹部兩側出現刻畫羽翼紋。西晉太康九年(288)開始,在中部作成張嘴或筒口的虎頭,此後虎頭逐漸縮至口上部,提梁印絞索或方格紋。東晉初至鹹和四年間,虎子已作無頭形制,鹹康後紀年墓中不見虎子。南朝虎子趨圓形刻蓮瓣紋。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為褐釉。到了東吳時基本造型未變。西晉元康朝出現三熊足的承托盤,香熏爐身為三排三角形樓孔,東晉時增至四層楓葉樓孔或山峰式鳥鈕豆形等。南朝紀年墓中不見香熏。東吳永安六年(263)時出現了新的器形,如格盤; 甘露元年(265)勺、熊形燈;鳳凰二年(273)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硯、豬圈、雞籠、欄圈等。這些都是動物形象作整體造型的典型。東晉時冥器消失。在鑒定中,注意造型的演變。罐、壺類,東吳至西晉時較矮胖,東晉時器形逐漸增高,至南朝器形演變成瘦長、大口、大平底。

雞頭壺,也稱天雞壺,紀年者見於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實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東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盤口雞頭壺,是件絕品。寬敞的盤口之上,以黃鼬軀身為提梁,肩部雞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鳴的雞首和尾巴。羽毛豐滿,形象逼真。裝飾藝術題材特殊,別具一格,為雞頭壺中所罕見。東晉時的雞頭壺(盤口壺),在南京東晉墓出土的雞頭壺,底部刻「罌主姓黃名齊之」七字,可知這類造型器物東晉時稱為”罌”。這時壺身變大,前裝雞頭,引頸高冠,後安圓股形把手。到東晉中晚期,把柄端飾龍頭和熊紋。雞頭壺到隋代,演變為盤口、細頸、圓腹、餅形足。肩部安雙系。頸下有象徵性的雞頭,把手裝於盤口之上,是隋時雞壺的代表作。

盞托出現於東晉,盛行於南朝。南朝盞與托盤,往往器表都刻蓮花瓣。

關於褐釉點彩,過去在鑒定中都定在西晉晚期,盛行於東晉,自從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270)墓出土青瓷雙系彩繪羽人佛像壺,把早期越窯褐釉彩的出現時間提前到了東吳晚期。

越窯瓷器鑒定(越窯瓷器各個時期的紋飾、工藝、燒造特徵)

越窯瓷

胎釉與裝燒工藝鑒定

早期越窯的胎體,由於瓷土采於當地,因此從化學測試結果表明,胎質灰白,由於燒成溫度的影響,如溫度沒有達到要求,就會出現米黃胎等現象,胎體從東漢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說變化實在不大。對於早期越窯的釉,多為青色,也有青灰,青黃和黑釉製品。早期越窯的施釉都不到底,這與當時施釉技術有關,在無釉的胎體上,可以見到淡紅色的胎體,若是現在仿製品,就做不出這種現象,對鑒定真偽是很重要的一條。對裝燒工藝的判斷,有利於相對年代的確定。

早期越窯的裝燒工藝,鑒定可以概括為三大特點:

第一,明火迭燒。正因為明火迭燒,器物在窯爐中直接與煙火灰塵接觸。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類細小的殘留。這與越窯時代匣燒製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樣。越窯釉面光亮、瑩晶,有的可以達到「似冰」「類玉」的程度。明火迭燒是不可能達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點間隔支燒。早期越窯在器內均為滿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裝燒過程中,為了避免製品的互相粘連,因此,窯工們發明創造了使用支燒具,這類支燒方法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發明。從紹興春秋戰國原始瓷窯址中,發掘與實物證明,當時為了迭燒,防止製品粘連,器物與器物之間,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圓珠形,墊在二器之間,這種泥珠碩大,大者如小餅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窯的歷史階段中,可以說一直延用了這種類型的支燒具。因此,在一個碗與一個碗支燒中,成品中就可以殘留了二種現象,(1)即在碗的內底遺留了圓圓的泥點印痕;(2)在碗的外底由於沒有上釉,在泥點支燒的地方雖然沒有遺留殘跡,但從化學反應中呈現了粉紅色、或淡紅色或稱火石紅的印痕。這種印痕的多少,形狀大小均與支燒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關,並且支燒顆粒排列密疏有關。

第三、間隔窯具的支燒。隨著制瓷業的發展和生產工藝的改進,在東漢晚期開始,工匠們又發明了間隔窯具。這類間隔窯具,由一個小小的圓餅,其餅上安三個乳釘,我們稱為「三足支釘」這類間隔窯具,雖出於東漢晚期,大量使用卻在東吳時代。比原來泥點支燒的優點是:(1)接觸面擴大,因此相迭得數量增加;(2)「三足支釘」是制好後,經過燒成,已變成堅硬的裝燒的專門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製作,所以與製品一樣牢度,由於比泥點牢固,減少塌倒、壓變形的情況。這類「三足支釘」在吳時大量使用,產量是增加了,但這一時期的製品中最大的特點,即在內底遺留了「三足支釘」的殘跡,這為我們鑒定這時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徵。眾所周知,迭燒時把「三足支釘」的圓餅面直接與平底碗的底部接觸,另外三足與另一個碗內底接觸,由於一個一個往上迭,重量不斷增加,待窯爐燒成溫度,達到釉胎熔合階段時,這三足直入胎體,燒成後,只得將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窩和遺留物成為東吳時期裝燒的一個特徵了。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晉時匠師們,發明鋸齒形等間隔窯具,到南朝多為扁平形,上述窯具運用中,都與泥點支燒互相配合,原來只用泥點來隔開器物,現在再加上一個窯具,在這個窯具的接觸面上排列泥點,其優點接觸面大了,迭燒穩定,可減少倒塌的廢品率;其留給我們的依據,是火石紅或稱淡粉紅的泥點印痕。所以說泥點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為我們判斷當時使用的是什麼式樣的支燒具,由於支燒具有時代特徵,也為器物燒造提供了相對年代。

各個時期越窯瓷器的造型與紋飾

造型與紋飾兩者密不可分,是鑒定越窯瓷器的關鍵。再結合釉、胎、支燒工藝和款銘更為精確。

唐代越窯的造型,從總體上看廓線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從早期越窯的深腹型,逐步演變為敞口(侈口)、斜腹的淺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時,假圈足中挖一個小淺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稱玉璧底,同時開始出現矮圈足的環底碗。晚唐時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環底外,而且出現了端巧美觀的花口。特徵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與缺口相對位置壓有突筋。總之從底足的變化,發展到口沿的變化,使碗的造型輕巧端雅,線條流利美觀。

越窯早期的標準器,陝西禮泉縣唐龍朔三年(663)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條筋,矮圈足。河南偃師杏園大歷十三年(778)墓出土的魚紋碗,在碗的內底刻繪一條游躍的魚,自由流利、活潑可愛。寧波和義路唐代遺址元和朝(806~820)文化層中出土大碗(洗)內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類的器內刻劃各類荷花、朵花、模印鶴、魚等動物,形象生動活潑。「大中二年」雲鶴紋「壽」字碗,與其共存的器物,成為鑒定的標準器。

壺類,從初唐開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窯的盤口壺,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器型有碩大豐滿變為瘦雅秀麗。到了中唐元和朝時,壺的盤口消失,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時出現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帶狀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爾後也有平底變為矮圈足。這類造型的壺,文獻上常常稱為注子,即執壺。所以說由早期越窯的壺,到中唐元和朝時演化為注子,這是壺造型變革的轉折點,也是執壺的造型與早期越窯的壺,造型完全變了一個面貌。

晚唐時期,越窯執壺,造型的基本格調不變,具體的線條變化多姿,使人感覺器形豐富多彩。僅舉唐大中朝執壺器形為例,這時有鳳頭執壺、帶流的瓜稜壺,筒口、雙系、圈足壺,喇叭口、瓜稜、圈足執壺等。在唐代所有執壺中,惟獨”會昌七年改為大中元年”刻花執壺(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標準器,這類刻花,恰恰與寧波市和義路唐代「大中二年」、「壽」字紋碗地層,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盤的紋樣,似出一人之手。

唐罌,在鑒定中有三類:

第一類,是以「元和拾肆年」銘罌為代表,特點是在頸部堆刻,戳龍紋、頸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銘文。另一件蟠龍四系特別長,按於頸至上腹,在繫上部堆塑形象生動的蟠龍。

第二類,是線刻龍紋罌。蟠龍從頸中部到腹中,通體滿佈。

第三類,出於晚唐(901)墓中的褐彩雲紋罌。這類罌從罌蓋到罌身,通體繪了褐彩的雲紋,精緻、工整、其繪法、色彩與唐天復元年(901)墓出土的褐彩雲紋缽形燈一樣。這類褐彩雲紋罌在五代時期,錢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時,執壺有三種形式。第一類,整個造型似一個倒掛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觀。第二類,以東錢湖窯場出土為例,執壺製作極為講究,不但造型規整秀麗,而且器身上刻著流利的雲氣、飛鶴及花卉。。特點之一圓嘴、扁帶狀把。執壺上「開光」出現於五代天福6年(941)。第三類,圓嘴、筒頸、鼓腹、圈足、扁帶把。素面。

北宋前期,執壺承五代之「開光」在越窯中時常出現,出土於公元995年墓的「人物坐飲圖」執壺,不但有相對的年代,而且在執壺腹部,四周線刻人物坐飲圖,也就是把書畫上的畫面,移植到瓷器製品上,這屬於首創。這種人物坐飲圖,神仙活動圖等執壺殘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窯址中,均有出土。為北宋前期(有學者劃入吳越時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為我們鑒定提供了樣品。

北宋中期,流行雙線開光,在開光內劃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後期,執壺的造型雖沒有多大變化,但是製作粗糙,頸肩連接處與腹底圈足連接處,往往不大規整。燒成後,由於製作沒有像北宋前期規範端正,因此斷脫明顯。

晚唐時,大中朝生產的盞與托具,造型為最美。與「大中二年」銘碗共存的荷花盞,口作五缺,盞內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葉狀,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這種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蕩漾的水面上。

五代時,托具的沿與托台以素面為多,盞則花口、撇圈足,以青綠釉為多。北宋盞,花口內線刻連環紋或四荷連環紋,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盤沿上線刻蜂花紋。和統十三年(995)墓出土的盞托具就是一個標準器。

盤,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為淺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為主,釉色為青黃佔多數。中唐開始,出現矮圈足與玉璧底。晚唐時品種增多,常見有玉璧底刻花盤,圈足劃花盤,委角盤和花口盤等。唐鹹通十五年,法門寺地宮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盤是標準器。五代時出現方形委角迭盤,盤身有鏤孔,此種盤最早為天福六年(錢氏墓出土)。北宋時紀年的花口牡丹紋盤、花口雙蝶紋盤、花口菊團紋盤、鸚鵡紋盤、龜荷紋盤、丁字款盤以及鹹平元年(1000)墓出土的龍紋大盤等,均為鑒定對照的標準器。

水盂,初中唐時期多為素面。晚唐出現四蹄足,五代,有刻蓮瓣水盂。北宋時水盂四周「開光」,內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圓。晚唐時品種極為豐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蓋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紋樣以刻花為主。北宋鹹平三年(1000)出現雲鶴紋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紋飾有鳳凰、牡丹、雙蝶、鸚鵡、菊花等。

各個時期越窯瓷器裝燒工藝的特點

在鑒定中,辨別器物的裝燒工藝,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每個窯口,裝燒工藝除共性外,還有其獨特的個性,就越窯的裝燒工藝而言,恰恰為我們鑒定提供了可靠的,明顯的依據。

裝燒工藝,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窯的明火迭燒工藝,中唐元和朝發明匣缽裝燒,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說是一次裝燒工藝的革命。越窯的匣燒工藝,不僅僅促使產量提高,而且使越窯燒製的製品質量,上了一個歷史性的新台階。

匣燒工藝,使製品帶來的質量提高,有二個明顯的特點: (1)早期越窯出現的器內支燒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燒後,從此器內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內光潔美觀。這個特徵斷定都是元和朝以後的製品。

匣燒工藝燒製的器物,其外底部都應該有支燒泥點的印痕。這個印痕的大小與形式,對我們瞭解它製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初唐時不用匣缽,明火迭燒,使用的間隔窯具碩大,所用泥點分隔顆粒也就粗大。中唐後期到晚唐,大量採用匣燒工藝,用薄形間隔具,因此,泥點分佈,亦採用了比豆狀更為好看的松子狀泥點,排列細密。這在圓形墊具上,遺留的印痕就是例證。匣燒的玉璧底碗、盤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紅色顆粒狀遺痕,這種遺痕是胎體中氧化鐵的反映。

五代時期,越窯生產器皿不但品種豐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綠。在間隔窯具製作上,也應物制宜,極其規整,所遺留的泥點、支燒印痕也與晚唐時期大不一樣。這與五代時,在匣內裝燒中採用了扁平、扁餅形式間隔具分不開。因為扁平,散佈的泥點多呈松子狀,排列有規律,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五代前期;五代後期,上林湖、東錢湖與上虞的典型窯址遺存,與紀年器物支燒泥點,表明泥點已演化為條形,這種形式的泥點印痕,在盤、碗、盒、罐一類製品底部,一般四條、五條不等,中間有空隙,這種支燒印痕的時代,在吳越開運朝後還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於越窯匣燒工藝發達,各窯場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規格的墊圈(環)及扁平(圓)形或環形的間隔窯具,因此,在各類器物外底中,遺留了長條形的泥點,排列緊密,有的近似相連,從大量紀年器底,遺留的印痕,表明它們應是北宋前期之物。紀年的秘色瓷,匣燒工藝特別講究,所以在支燒的過程中,泥點也與眾不同。像「太平戊寅」紀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窯址中,見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盤,支燒印痕還是條形的。

總之,在鑒定中,要十分重視和注意泥點的變化與特徵。支燒特徵,也不是所有瓷窯都有,像全國著名的湖南唐長沙窯,由於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盤子的盤心與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論是迭燒、匣燒,在底部均不需要泥點間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點支燒印痕。這為我們鑒定該窯器物,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依據。

越窯瓷器各個時期胎骨識別與釉色

釉色不但與釉料化學組成成分有關,而且也與窯爐中燒成氣氛切切相關。

初唐,越窯雖然在窯爐結構上,獲得了改善。但燒造中,一部分還原焰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還原焰或氧化焰燒成,呈色便為青中泛黃或米黃色。

中唐,匣燒使呈色青為多。由於配料差異與窯爐氣氛差別,所以呈色也有變化。

晚唐,由於大量使用匣燒,使釉色大為改觀,加上窯爐燒造技術的改進,使窯溫升高,使製品呈以青翠為多。「貢窯」所使用的匣燒,其質量達到極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類玉」,晶瑩滋潤。

五代北宋時期,大批「貢瓷」色澤以青綠色為主,釉色光潤。民用瓷亦以青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則變成青灰了。

從鑒定角度看,初唐時期絕對不可能有湖綠色的色澤,因此湖綠色釉,首先應考慮,屬於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黃或米黃的色澤應考慮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時期的作品。當然這是一般的共性,有時特殊的個別例子,也不能排除,還得靠鑒定者綜合研究。

越窯胎質,由於所用瓷土含鐵量較高,所呈色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窯製品,胎體呈色,絕不可能像龍泉窯那麼白,也不可能像長沙窯、婺州窯那麼疏鬆。由於缸胎,所以在胎體上施化妝土的工藝。這些情況對我們鑒定,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遺址中出土的標本,釉色很接近越窯製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體呈白色,有人認為是越器,這種失誤也要防止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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