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 絳

陶瓷界所說「淺絳」，指晚清流行的一種淺淡相間的墨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繪製花紋，再染上淡赭和極少的水綠、草綠、淡藍等彩，經低溫燒成，使瓷上紋飾效果與紙絹本上淺絳畫效果近似。題材有山水、人物、花鳥等。陶瓷界比較認可的說法，稱淺絳彩的開創者是程門。

目前，很多收藏者分不清淺絳彩與民國新粉彩的區別。

關於淺絳彩瓷的斷代通常有以下幾種提法：

1、部分學者認為淺絳彩瓷畫創燒於清嘉慶、道光年間，盛行於清末的同治、光緒時期和民國初年。

2、也有的學者認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清康、雍年間的墨彩瓷繪，認為「在清代彩瓷大家族中，有墨彩這個譜系，這個譜系發展到清代晚期，出現了水墨五彩這個分支，為了突出水墨五彩的時代風格……稱之為『淺絳彩』」。

以上僅見於著述並無實物資料佐證。

3、近年來眾多的淺絳愛好者通過數理統計、實物考證，憑借最早年份的實物認為淺絳始於同治1867（1866）年。（比如：胡夔的淺絳墨彩尊）

4、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劉新園先生在安徽省黟縣文管所看到的咸豐五年程門及其子程盈創作的淺絳山水人物螭耳扁瓶為目前發現的最早紀年的淺絳彩瓷。這一說法已為曙光和昌水漁者考察證實為「乙卯（1855）」與「己卯（1879）」紀年之差。

5、昌水漁者熊中榮老師認為淺絳始於1860年或者說始於咸豐晚期至同治早期。「淺絳彩繪瓷自清咸豐、同治時期興起，於同治、光緒時期盛行，至民國二十年後消退。」

好在大家都認為淺絳彩瓷盛行於清末的同治、光緒時期和民國初年的。

6、七十年間，大量的傳世實物是同、光和民初時期的產品。一種文化現象的產生是有著其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和誘因的。淺絳彩繪不會憑空突兀出現在清末，事物的發展是應該有其產生的歷史、文化淵源的。淺絳彩繪是傳承有序的。

根據近來的考證，筆者認為：淺絳彩創燒於乾隆，流行於清末、民初。「乾隆是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創意和倡導者，而唐英則是創燒者無疑。」

其特點：可以簡述為「中國畫入中國瓷」

（1） 用彩料直接在釉面上作畫，經低溫燒成。其瓷上紋飾與紙絹上之水墨設色國畫近似。其色調淡雅清新，色彩淺淡柔和；其畫風飄逸，筆法細膩。與傳統的粉彩相比，具有濃郁的書卷氣。

（2） 開創在瓷畫上題寫詩詞、干支年款和作者姓名的先河，有的還加繪紅色印章。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

從以上兩大特點即「中國畫入中國瓷」的角度出發，我認為：

淺絳彩繪的創燒始於乾隆皇帝和其督陶官唐英。流行於清末、民初，其誘因是由於咸豐、同治年間御窯廠被毀、沒落，解除御窯廠的清規戒律的御廠畫師為求生計對唐英創燒的承繼和發展而為。

唐英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任和兼任清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歷時二十七年，史稱「唐窯」。乾隆繼位後，要求唐英將詩、書、畫、印搬上御用瓷，供其玩賞。

歷史上唐英不僅僅是一般的為皇帝督陶的官員，從相關史料和傳世實物我們得出唐英還是一位能詩善畫、多才多藝，富有藝術修養的一代工藝美術大師。才能秉乾隆旨意將「詩、書、畫、印結合的文人繪瓷」創燒出來。

作為壹代陶瓷工藝美術大師，除了遵旨燒造御用瓷器之餘，每每以「陶人」自喻的唐英，還為世間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有椐可考的「唐窯」精品，某些有唐英自書款銘的瓷器，更屬可貴。為我們研究「文人繪瓷」的產生提供了絕好的實證資料，這些作品多是其自娛自樂之逸品。

世人對唐英的詩文瞭解較少。其實，在《陶人心語》和《陶人心語續編》裡收有他的全部作品，不僅能詩文，而且有相當造詣。唐英自製瓷器上大都題寫五言或七言詩，其內容常與所繪紋飾題材相呼應。久歷官場的唐英寫出來的詩大多樸素無華，恬淡自然，例如：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亦文章。」

「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天際晴雲舒復卷，庭中風絮去還來。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開。」

「懶視門前長者車，有山堪采水堪漁。是非不入東風耳，花落花開只讀書。」

在這幾首短短的小詩中，詩人選擇了最富於表現力的自然景色和庭院風光，充分利用七言律詩的對仗，交織成一幅清新動人、恬淡雅致的圖畫。唐英這種超脫淡定，寵辱不驚的樸素文字特別適合現代人「久居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心境。

清乾隆 唐英詩文粉彩筆筒

成交價：RMB 550,000

來源：中國嘉德2005春季拍賣會

筆筒呈正方形，承以四足。四邊框及內裡施木紋釉，古樸自然。兩側詩文一是：「天際晴雲舒復卷，庭中風絮去還來；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開。琴川銘制。」「銘」「御章」印。一是：「懶視門前長者車，有山堪采水堪漁；是非不入東風耳，花落花開只讀書。甲戌（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仲冬。沐齋書。」「陶」「鑄」印。另兩側繪粉彩山水圖，高山流水，蒼松古柏，茅屋小橋，高士漫步其間。筆筒形制規整，詩書畫印，文人雅趣，躍然案頭。有小修。

參閱：《景德鎮陶磁·紀念唐英誕生三百週年專集》1982年，封底。

如唐英粉彩山水詩文方筆筒，其山水畫技高超、詩書蒼勁有力、畫面淡雅深邃，題款用印，文人氣息十足。將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特點一絲不苟的再現於光滑瓷釉上。

唐英不僅在粉彩作品上題款，且在其創燒的天藍釉、仿哥釉、仿官釉墨彩、仿汝釉的瓷器上題詩作畫，並在詩尾屬款「蝸居唐英制」、「蝸居」、「權陶使者唐英制」加畫「蝸居」、「陶」、「權」等印章。

傳統的說法是御窯廠的畫工是完全秉承「由宮中發樣，工匠按樣照描，描完後交填色工填色（即清人唐英所謂『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故很難表現藝人的個性。」 而恰恰唐英是個例外，如前所述，唐英自雍正至乾隆督陶總領御窯廠二十七年，且深得皇帝的賞識，瓷畫可「亦酌量燒造」。唐英的督陶官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可以利用御窯廠得天獨厚的條件在瓷上一展繪畫的才華。其他的御窯廠畫匠即便畫技高超也不能隨心所欲的進行瓷畫創作，因此歷代的繪瓷高手難有唐英的成就。

同是督陶官有清以來歷任督陶官均總領御窯廠雖亦可「酌量燒造」，諸如熊窯、郎窯等其他的督陶官儘管得到皇帝的支持，也在陶瓷燒造上有所成就，如「郎窯紅」、「康熙五彩」、「康熙珠明料青花」等等。可是為什麼沒有能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創燒出極具書卷氣的瓷畫？如前所述，是因為唐英的繪畫、詩書造詣和其深厚的文化積澱使然。其他的督陶官不具備這樣的藝術造詣。他們自以為是，對地位低下的工匠的彫蟲小技不屑一顧，因此不可能有唐英取得的成就。況且乾隆的後代嘉慶、道光甚至咸豐皇帝遠沒有乾隆的文采和藝術造詣，沒有在瓷上吟詩作畫的情趣。因此，嘉道以降，即便是官窯粉彩器也多是傳統的纏枝、龍鳳、寶相花、壽桃、蝙蝠一類的圖案化作品。沒有文人瓷畫再深化發展的條件和土壤。只是到了鹹、同時期，官窯的衰敗、御窯畫師被束縛的藝術情愫得以解脫，這些畫師以自身高超的文化藝術修養和高超的繪瓷技能承繼唐英「文人繪瓷」的創意，為同、光時期淺絳彩瓷盛極一時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所以說從淺絳「中國畫入中國瓷」的特點，說乾隆是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創意和倡導，而唐英則是創燒者無疑。」從這個意義上講，應該說清末御窯廠畫師們的淺絳彩瓷繪「文人畫」風格是對唐英創燒的承繼和發展。從唐英的粉彩山水到清末淺絳山水用料工藝上粉彩和淺絳彩並無實質的差別，只是在瓷上敷彩的方法之間的區別而已。

因此，我們說淺絳彩的文人繪瓷傳承有序，創燒於乾隆，流行於清末、民初的提法，似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