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種曲》之“琵琶記”，明代汲古閣原刊本。

　　四百年前，江蘇常熟人毛晉（1599—1659），開始按頁以黃金作價收購宋版書。家族祖輩留給他的千畝良田，變作了他書齋裡的一頁頁故紙古卷，以及他自己整理刻印的各式書籍。在他死後不到300年，不用說宋版書更加難求、幾乎杳絕塵寰，即使是他自己當年校印的圖書也已成為善本。他的書齋名號“汲古閣”成為金字招牌，“汲古閣”印行的各類圖書成為讀書人的新寵。“汲古閣訂”《六十種曲》就是這新寵中的一員，在20世紀上半葉已屬鳳毛麟角；能將整套書齊備收藏者，少之又少。

《六十種曲》，吳梅題箋。

《六十種曲》，1935年開明書店線裝排印本。

　　《六十種曲》是中國戲曲史上最早的傳奇總集，也是規模最大的戲曲總集。《六十種曲》彙編於明代崇禎年間，分6帙，在3年內陸續出齊。初印本沒有總名稱，而是在每帙第一種的扉頁上題 “繡刻演劇十本”，每一種又題“繡刻某某記定本”，所以也有人稱這部書為《繡刻演劇十本》，或《繡刻演劇》。到清代康熙年間重印時，6套同時出齊，才有了《六十種曲》這一總標題式的書名稱謂。書中收集《琵琶記》等傳奇劇本59種，雜劇《西廂記》1種，共60種。這套書之所以口碑甚佳，刊行後300年間備受推崇的根本原因，在於選收劇目基本體現了明代以來的戲曲創作最高成就，成為一部里程碑式的明代戲曲總集。 

　　據考證，明代戲曲創作異常繁盛，僅就傳奇而言，有目可查者就多到950種（此據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六十種曲》編者披沙揀金，兼顧種種因素，選輯其中最為流行的六十種成集，為讀者精中選精、精益求精，將宋元明三代劇作精華盡收眼底。從選收的劇目看，“荊、劉、拜、殺”和《琵琶記》是宋元南戲的傳世名篇，對傳奇劇本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明人的作品則選收了包括《牡丹亭》在內的湯顯祖全部作品，還有《浣紗記》《繡襦記》《鳴鳳記》《玉簪記》等，都堪稱明代傳奇劇本中的精品。《六十種曲》所輯選劇目，大都是當時廣泛傳唱的場上之作，幾乎每部劇本都有精彩的折子戲成為昆劇保留劇目，至今傳演不衰。 

　　正因為如此，研究戲曲、欣賞戲曲的國人，無論專家學者還是資深票友，無論文史愛好者還是普通讀者，都以案頭櫥中備一套《六十種曲》為榮為樂。但時至20世紀上半葉，尋求完整的一套明末清初初刻初印《六十種曲》的難度，與當年毛晉按頁以黃金作價搜求宋版書的難度相當，成了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奢侈與夢想。 

　　曲學大師吳梅就曾為之感慨說，“六十種曲，以汲古初印者為佳，其後修板覆印往往上下葉倒誤，幾不可讀矣。余藏本亦修板後印。”當時吳氏“奢摩他室曲叢”藏書已頗具規模，其書齋“百嘉室”也以擁有一百種明代嘉靖刊本的藏書規模而名揚海內；即便如此，吳氏對《六十種曲》初印本也只得望書興歎，也只是收藏了清康熙、道光年間的重刻重印本而已。他的弟子、後來也成為著名曲學家、學者的盧前，對此也深有同感，也曾提到，“少時治曲，求毛刻六十種，遍訪諸坊肆不可蹤跡。後於役蜀中移硯河南，合所購者始成完帙，而漫漶乖逆，不能卒讀。”本來藏書頗具規模，曾廣搜明清各類曲學文獻的盧氏，輾轉南京、四川、河南等地，多年之後所購齊的《六十種曲》也不過是重刻重印本，仍然是“不能卒讀”的普通版本。 

　　《六十種曲》這種聲名遠播，卻難得一窺全貌的情況，除了吳梅、盧前等曲學研究者感同身受之外，也同樣引起包括鄭振鐸、葉恭綽、馬隅卿、徐森玉等藏書家、學者的廣泛關注。他們共同探討、發起、呼籲和直接參與後來開明書店重新排印《六十種曲》的文化盛舉。 

　　1935年5月，開明書店編譯所正式公佈刊一則“排印六十種曲緣起”的告示。文中末段聲稱：“我們為彌補這個缺憾起見，特地把六十種曲排印出來。我們並不用各種傳奇的其他本子來校勘，要這樣做，原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們訪求了許多部的六十種曲，拿來互相核對，把脫漏處補足，把錯誤處訂正，遇到疑惑難決的時候，就通信請教藏有零種初印本的收藏家。除此以外，我們又加了一番斷句的工夫。於是這部大匯刻換上了一副新裝，以頁數計，卻比較木刻本少了一半；研究傳奇的人就有了完善而且簡便的本子。這足只是微薄的勞力，但我們相信化去這一點勞力決不是無意義的。” 

　　可以看到，一部旨在復原“汲古閣訂”《六十種曲》原貌，且方便研究者簡便閱讀的“新善本”，在開明書店的傾力打造、國內眾多專家學者的全力支持下，行將誕生。這樣一來，一部當時拿金條銀圓也購置不齊的明代原版《六十種曲》，僅就其劇本內容而言，只需在開明書店的排印本中，就基本可以概覽全貌，一睹真容了。 

　　吳梅為此題寫了《六十種曲》的總書名及每冊戲曲名目，並為之題詞盛讚。鄭振鐸的題詞則更難掩激動喜悅之情，他盛讚此書為開明書店的“扛鼎之作”，並羅列了此書編輯操作環節上的精英譜，有“葉聖陶、胡墨林、王伯祥、徐調孚”等，對這些出版界同道同仁的鼎力合作致以由衷敬意。最後，他斷言“今後元明戲曲史之研究者，當以此書為必備之籍”。著名收藏家、學者葉恭綽也欣然題詞，曰“開明斯舉有功於斯道，此書之印行，至深欣躍”。 

　　這些來自社會各界，或藏書家或曲學家，或詞學家或出版家們的盛讚與感懷，在當年開明書店一冊《六十種曲》的預約樣本中一一呈現。 

　　一部古籍的流轉變遷，在歷史與文化的顯微鏡下，格外清晰地展現著國運興衰與文化變遷。《六十種曲》這部300年間從盛名遠播到難睹全貌的珍貴古籍，在經歷了明末清初的戰亂衝擊之後，本已趨於湮沒。但清初的戲曲繁盛，又給這樣的古籍以苟延殘喘的歷史機遇，重刻重印的水平雖然差訛很多，但畢竟也從客觀上起到了部分保存與延續書籍內容的作用。到了20世紀上半葉，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讓學者們重新關注戲曲藝術的文化研究之價值，戲曲史、戲曲版本學及曲學本身的研究需求日益高漲；在這種情勢下，就不難理解如開明書店這樣的現代出版機構傾力重印《六十種曲》的文化訴求所在。在經歷三百年各式各樣的衝擊與機遇之後，《六十種曲》就這樣在20世紀上半葉破繭化蝶、重獲新生。 

　　也正是在當年重要參與者鄭振鐸等人的提議與推動之下，集合全國古籍收藏資源與古籍整理人才資源之力，經過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1958年、1982年中華書局的再次修訂重印，《六十種曲》早已走出高閣深櫥，為廣大戲曲研究者與愛好者所熟知。一部古籍的前世今生就這樣翩然轉換，《六十種曲》從異常珍罕的秘本化身為天下公器，成為中國文化典籍中的一塊常青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