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新舊石器時代交替並存時期，玉器主要是作為一種「玉石不分」的生產工具和武器，那麼到了新石期時代中晚期，玉器因自身特質而受人們格外喜愛、甚至崇拜，而逐漸發展演變為一種禮儀之器，成為人們社會地位、權力和文化的象徵。這時的玉器，多用於祭祀天地神靈和死後隨葬用品，還有一部分變成日常生活中的飾品和辟邪用品。
　　原始社會特別是中後期，玉器在整個社會中用於宗教、權利、禮儀已很盛行，成為原始社會重要的特徵，並對後世玉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楊伯達先生在《古玉史論》中所指出的：「此長達6000年的玉文化已經了各個階段的發展，並逐步廣泛化、深化入，並終於成為文化主體，成為巫神媒介及華夏文明的第一塊奠基石。」這一時期，出土了一大批製作精美、形制規範、紋樣統一的非實用玉器，具有明顯的原始巫術內涵。比如距今4500—5500年前的凌家灘——良渚文化遺址，三號墓隨葬玉器120多件，其中璧24件、琮33件。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工藝精湛，基本形制有圓筒型和外方內圓型，體現了天圓地方的觀念，其「外八方像地之形，中虛圓，以應無窮。像地之德，故以祭地」。

　　進入夏、商、周奴隸社會時代，玉器製作工藝技術長時間磨合統一，逐步形成了統一格調的禮玉文化。這一時期的玉器，其表現形式主要是用象徵的藝術手法，誇張雙眼以突出人物的神采，動態或立或跽（跪）均合程式。玉材來自各地，同時和闐玉增多，成為王室、貴族的主要玉材。《周禮》記載的瑞玉有六種，蒼璧祭天、黃琮祭地、青圭祭東、赤璋祭南、白琥祭西、玄璜祭北。目前，出土夏代玉器較為集中的地方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玉器長且寬大，薄而有刃，仿自工具或武器，但均不能實用，是統治者顯示威嚴和神聖的儀仗禮器。玉器是商代王室的專用品。商代玉器出土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陽的殷墟，如1976年發掘的「婦好墓」。婦好是商代著名帝王武丁的妻子，死後受到厚葬，曾出土玉器755件，代表著商代治玉的最高水平。西周東周玉文化延續夏商王朝，山西侯馬晉國發現盟誓玉圭、玉片，上面寫著盟誓內容，證明了玉用於禮儀、慶典、祭祀的實際情況。這一時期的玉文化有了新的發展，由祭祀用具逐漸向君子藉以修養品德的用具轉變，「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彼其之子，美如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這種思想逐步成為崇玉、用玉的一整套制度。
　　到了戰國時期乃至秦漢，先有列國爭霸，後有連年戰爭，作為禮儀之器的玉器，使用中等級制度逐漸混亂，在形製造型上基本突破了禮儀器的限制，創造了精雕細刻、生動傳神、精緻靈巧的新型玉器。戰國時期的代表作有玉製多節佩、玉製龍首璜、玉製獸面紋琮、和闐黑玉帶鉤等。值得一提的是，漢高祖劉邦是一介農民出生，加之漢初百業待興，所以周朝興起的成組佩玉，雖然具有美感和禮儀作用，但製作困難，勞民傷財，佩帶時行走、勞作等極不方便，一度被嚴格禁止製作和使用。一直到漢武帝以後，隨著「絲綢之路」暢通，產自新疆和田的玉料大量運到內地，加上國力漸強，社會流行厚葬之風，玉器在日常生活和墓葬中大量使用。
　　兩晉、隋唐以降，及至五代、宋、遼、金以來，玉器作為禮儀之器的地位逐步降格了，而更多地變成了專供佩戴裝飾、陳設、觀賞、把玩的飾品了。禮玉地位下降的原因，根本上在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審美情趣的變化。應該說，在玉器發展演進過程中，陶器及後來的瓷器也在發展進步中。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景德鎮有人將瓷器運至當時的國都長安城，進貢給唐高祖李淵，號稱假玉器。此後，瓷器類玉的說法貫穿以後整個年代。大詩人杜甫就曾做詩稱：「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禮玉衰落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佛教文化的興盛。如果說，儒家文化崇尚玉器，而在佛教七寶中，紫金、琉璃、白銀、玻璃、珊瑚，甚至排在了瑪瑙、硨磲的前面，這就動搖了一直以來禮玉在人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
　　及至元、明、清之際，玉器從宗教、祭祀等神壇上走下來，更多地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裝飾品，各種形制和紋飾的玉器日益增多。用於佩戴和把玩的玉器，多是小巧可愛。用於陳設觀賞的玉器，則往往器型碩大。如清乾隆年間雕造完成的「大禹治水圖」，玉料采自新疆，重達5300公斤。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玉器由帝王和官府，逐漸走向民間。清代玉器得到了空前發展，不但數量多、做工精，而且大型的重器也多，品類、裝飾題材、雕琢工藝都進入了全面發展繁榮的階段，形成了玉器發展史上的最高峰，也為民間玉器技藝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