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印作偽的原因
  • 23年2月21日 08:51发布

作者簡介:芝麻开门,古董臺灣網網站站長,愛好古董古玩收藏,尤擅長古錢幣類鑒定。

藏書印作偽即偽造名家藏書印騙人,以達到自己某種目的,主要是射利,間或為虛名。射利者多為書賈(估),為虛名者是少數藏書家。明代王世貞《弁州四部稿》中的《藝苑卮言》一文提到明代著名藏書家豐坊就有此好,他「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贗」,種種不光彩之事,「不可窮詰」。通過在書籍上鈐蓋藏書印的方式來達到版本作偽的目的。古籍版本作偽的原因也即藏書印作偽的原因,細究起來,經濟因素是其決定因素,不法書商利慾熏心是其根源。當然還應當考慮到促發這種貪慾膨脹的客觀因素,比如善本古籍的流傳日漸稀少和藏家的大力爭購之間的矛盾,使古書舊本的商品價值日益增長抬高,加上附弄風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瀾,更使作偽者有機可乘,有空可鑽。

偽本主要是偽宋本、偽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為古書版本的商品差價主要反映在宋元舊刻和明清新刻之間。明初,宋元舊本雖損失慘重,日益稀少,但當時還沒有形成追復宋元古風的勢態,宋元舊刻的身價並未憑空拔高,書商作偽的氣候尚未成熟。而這些條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備的。嘉靖時代出現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時代之風尚,同時也為偽本製作者提供了製作偽本的基礎。所以偽本的大量產生應在嘉靖之際,藏書印作偽也相伴盛行。

藏書印作偽不僅損害讀者的經濟利益,還可能誤導讀者,十分惡劣。但細究根源,是什麼讓書估的這種惡劣行徑得逞,並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下去呢?正是部分藏書家偏嗜宋元舊刻的習慣及迷信名人批校的不良風氣。雖說他們的初衷是想獲取內容訛誤最少的文獻,卻不是人人具備鑒別真假的能力,當時信息的交流更是不暢通,使得書商屢屢得手,暴利刺激出書估的猖狂。明代中後期時宋元版本的身價已達到了按頁計價的程度,毛晉就是典型代表,當時曾有歌謠傳: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曹溶序絳雲樓書目,也曾指錢氏「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後來黃蕘圃名其藏書樓日「百宋一廛」,自號「佞宋主人」;吳槎客有「千元十駕」,另刻一印「臨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誇。到了清中晚期,這種情形更是變本加厲。葉德輝在《書林清話》談到清末光緒年間宋版書的行情時說:「至近時,宋版書本日希見,以吾見聞所及,張南皮以三百金購宋板《詩經朱子集傳》,徐梧生以三百金購北宋本《周易正義》,道州何氏所藏。此在光緒甲乙間事。年來北京拳亂以後,舊本愈稀。故家所藏,頗罹兵劫。猶聞京師書估以五百金售宋人李璧《雁湖集》,醴陵文氏所藏,海內孤本也。貴池劉某以番餅四百圓得汲古舊藏宋本《孔子家語》,縣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購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殘宋本《施注蘇詩》」。

因著藏書家的這種嗜舊心理,書賈自然設法迎合。沒有舊本的偽裝舊本,不全的舊本湊成全本,較好的本子更要錦上添花,所以名家印鑒多多準備,想蓋哪個用哪個。沈津曾於博客中撰文稱:「解放前,蘇州專門經營古舊書的文學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經堂朱遂翔等都是專門偽造名人藏書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數十方以上,什麼惠定宇、顧廣圻、莫友芝等等應有盡有,想用誰的就順手鈐上。潘師景鄭先生曾告訴我,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陳乃乾先生也回憶說,在上海設立古書流通處的陳立炎,亦偽刻藏書家盧文抱經樓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舊棉紙傳抄各書,並將假印鈐上」。作偽者有暴利可圖,見利忘義,也就無所不為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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