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印作偽即偽造名家藏書印騙人，以達到自己某種目的，主要是射利，間或為虛名。射利者多為書賈(估)，為虛名者是少數藏書家。明代王世貞《弁州四部稿》中的《藝苑卮言》一文提到明代著名藏書家豐坊就有此好，他「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贗」，種種不光彩之事，「不可窮詰」。通過在書籍上鈐蓋藏書印的方式來達到版本作偽的目的。古籍版本作偽的原因也即藏書印作偽的原因，細究起來，經濟因素是其決定因素，不法書商利慾熏心是其根源。當然還應當考慮到促發這種貪慾膨脹的客觀因素，比如善本古籍的流傳日漸稀少和藏家的大力爭購之間的矛盾，使古書舊本的商品價值日益增長抬高，加上附弄風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瀾，更使作偽者有機可乘，有空可鑽。

偽本主要是偽宋本、偽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為古書版本的商品差價主要反映在宋元舊刻和明清新刻之間。明初，宋元舊本雖損失慘重，日益稀少，但當時還沒有形成追復宋元古風的勢態，宋元舊刻的身價並未憑空拔高，書商作偽的氣候尚未成熟。而這些條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備的。嘉靖時代出現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時代之風尚，同時也為偽本製作者提供了製作偽本的基礎。所以偽本的大量產生應在嘉靖之際，藏書印作偽也相伴盛行。

藏書印作偽不僅損害讀者的經濟利益，還可能誤導讀者，十分惡劣。但細究根源，是什麼讓書估的這種惡劣行徑得逞，並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下去呢?正是部分藏書家偏嗜宋元舊刻的習慣及迷信名人批校的不良風氣。雖說他們的初衷是想獲取內容訛誤最少的文獻，卻不是人人具備鑒別真假的能力，當時信息的交流更是不暢通，使得書商屢屢得手，暴利刺激出書估的猖狂。明代中後期時宋元版本的身價已達到了按頁計價的程度，毛晉就是典型代表，當時曾有歌謠傳：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曹溶序絳雲樓書目，也曾指錢氏「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後來黃蕘圃名其藏書樓日「百宋一廛」，自號「佞宋主人」;吳槎客有「千元十駕」，另刻一印「臨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誇。到了清中晚期，這種情形更是變本加厲。葉德輝在《書林清話》談到清末光緒年間宋版書的行情時說：「至近時，宋版書本日希見，以吾見聞所及，張南皮以三百金購宋板《詩經朱子集傳》，徐梧生以三百金購北宋本《周易正義》，道州何氏所藏。此在光緒甲乙間事。年來北京拳亂以後，舊本愈稀。故家所藏，頗罹兵劫。猶聞京師書估以五百金售宋人李璧《雁湖集》，醴陵文氏所藏，海內孤本也。貴池劉某以番餅四百圓得汲古舊藏宋本《孔子家語》，縣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購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殘宋本《施注蘇詩》」。

因著藏書家的這種嗜舊心理，書賈自然設法迎合。沒有舊本的偽裝舊本，不全的舊本湊成全本，較好的本子更要錦上添花，所以名家印鑒多多準備，想蓋哪個用哪個。沈津曾於博客中撰文稱：「解放前，蘇州專門經營古舊書的文學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經堂朱遂翔等都是專門偽造名人藏書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數十方以上，什麼惠定宇、顧廣圻、莫友芝等等應有盡有，想用誰的就順手鈐上。潘師景鄭先生曾告訴我，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陳乃乾先生也回憶說，在上海設立古書流通處的陳立炎，亦偽刻藏書家盧文抱經樓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舊棉紙傳抄各書，並將假印鈐上」。作偽者有暴利可圖，見利忘義，也就無所不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