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丁箋）》（董康序）

　　董康（1867—1947）所著《書舶庸譚》，記錄其1926年至1936年十年間，前後四次東遊日本訪書經歷，該日記體文集中書林掌故、版本記錄、詩文清談，早已為後世藏書家、版本學家及研究者們所熟知。在這部“書話名著”中，董康與眾多日本學者、藏書家的交往記錄，向來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所矚目。其中，董康與久保天隨的交往，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民國董康著《書舶庸譚九卷》

　　久保天隨（1875—1934），本名久保得二，又自署“秋碧吟廬主人”。日本東京市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1915年，先後任日本遞信省囑托、陸軍經理學校囑托、大禮紀錄編纂委員會囑托、宮內省圖書寮囑托及圖書寮編修官等。久保天隨漢學根柢深厚，書畫皆通，曾以日文譯解中國儒家經典“四書”及《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 

　　董康與久保天隨的交往，在其第一次東渡日本期間，即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在《書舶庸譚》卷三，1927年3月15日的董康日記中，記載了二人初晤的情形。 

　　這是董康初次面晤久保，並得以觀瞻其藏書。初觀久保藏書，便讓向來見多識廣、過眼珍本古籍無數的董康“擬印四種”（部分內容後納入董康主持影印的《盛明雜劇》），足見其藏書之豐珍。此次面晤在座者中的“鬯盦”，即神田喜一郎（1899—1984），號鬯盦，出身於日本京都巨商世家。神田亦工漢詩且長於書畫鑒賞、嗜書物，喜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博物館學藝委員，與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皆有交往。 

　　此次初晤，實為久保招飲之聚會，董康於3月20日作《久保天隨招飲補贈二律》，以表謝意。詩云：朅來問字暫停車，此是榑桑揚子居。藻掞三都傳紙貴（詩鈔乙集久絕板），硯耕四序守經畬。詩鐫短燭才慚澀（君即席賦三律，余構思艱澀，媿無以答），梅勒余寒萼待舒。怪底筆花騰異彩，常承藜影照修書（圖書寮藏御書之所，君職編校）。百城坐擁日閒閒，癖嗜周郎莫笑頑（藏雜劇傳奇至富，多罕見之本，允予攝影四種）。天寶師承傳一緒，旗亭甲乙付雙鬟。輸君獨秀遑雲傲，抗古高情孰可攀。題遍雞林長短驛，從教詩卷替香山（游三韓、遼、沈著有詩鈔）。 

　　久保隨之亦有和作，詩云：忻迎長者晚停車，太勝蓬蒿仲尉居。到底文章關氣運，真成經訓屬菑畬。一霄深巷雨偏細，明日小園花始舒。時局杞憂談可罷，留君燈下看奇書。春寒莫放酒杯閒，對坐清談羞我頑。柳色欄前才染黛，峰容畫裡似挑鬟。逋仙警句何由得，陶令高風不可攀。著述從今共商酌，只言夙志在名山。 

　　由董康的補作與久保的和詩來看，二人志趣相投，初晤甚歡。其實，當天的招飲聚會上，久保還有即興賦詩三首，董康當時未及酬唱，5日後方才伏案細思，補作兩首以答。至於為什麼沒有即席和詩，而是事後補作相贈，恐怕與董康此時此地的心境有關。試想，曾經的法政專家、又堪稱藏書家的董康，此刻避居日本，已屬流亡性質，與之前的赴日留學、考察性質都有所不同，心態與情緒自然不同以往，難免低落。因此，在詩文應酬方面，不太可能興致勃勃，方才有了這席後補詩之舉。當然，董康此次流亡日本，也希望盡可能多地訪求奇書異本，以便歸國後影印流傳，久保的慷慨允諾，倒也增進了二人的交誼。董康補作和詩，於情於理，都屬必然。 

　　1927年3月26日，董康日記中寫道，“久保來函，索丁集序文並和七律二首（詩見前）”。這裡提到的“丁集”，乃是久保的個人詩集《秋碧吟廬詩鈔（丁箋）》，於昭和二年（1927）7月在日本東京印行。據該書所附“刊行詩集目錄”來看，從大正六年至昭和二年期間，久保印行個人詩集《秋碧吟廬詩鈔》已有甲、乙、丙、丁四箋（集）。久保向董康索序，一方面固然是有一面之緣的交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對這位中國學者、藏書家的由衷尊重。 

　　董康為久保詩集作序，從3月31日晚動筆，4月1日已完稿。此時，董康已準備動身回國，在準備行裝之際，他還是於4月1日當天“挽張杏生（參贊）代書天隨詩草序”，當晚“九時半走別天隨，贈七律一首，知伊調查國史，明日亦有西部之行”。看來，董康即將歸國，久保也將離開東京，赴外地調研，二人的短暫交往也行將告一段落。久保的贈別詩云：由來離合亦前因，千里懷君更愴神。弢跡異邦空歲月，關心行路只荊榛。話言偶爾喜同調，詞翰終然輸後塵。為問看花吟穩否，東山雨霽繪濃春。 

　　因種種原因，直到4月12日，董康仍遲遲未能動身，在旅舍中他給久保和詩兩首寄呈，並將這兩首和詩一併寄給妻子玉姬，算作家報平安之訊。 

　　4月23日，因時局動盪，董康仍滯留日本，無法歸國。當天，他在和歌山縣伊都郡遊覽金剛峰寺，並為該寺重建金堂捐資，在捐資人題名薄上，董康發現了4月20日久保的題字。他“急用電話追訊”，被告知久保已於4月21日“下山赴熊本矣”。這是董康即將離開日本之前，最後一次可能面晤久保的機緣，就此錯過。5月1日，董康終於乘海輪抵達上海，《書舶庸譚》中的第一次東遊日本之旅結束，與久保的交往也就此中斷。待到其第二次訪日時（1933），久保早已赴台灣任教，並於次年逝世，二人的詩緣、書緣亦就此終了。 

　　董康為《秋碧吟廬詩鈔（丁箋）》所撰序言，《書舶庸譚》中未載，想是行色匆匆未及錄附所致。 

　　長久保8歲的董康，序言開篇即言及他與日本前輩漢學家、詩人們的一些交誼。如永井久一郎，即永井禾原，小說家永井荷風之父；明治時代著名漢學家、漢詩研究者森槐南、永阪石棣等。 

　　董康認為，這些日本詩人的詩作都有可取之處，並希望有朝一日能將這些有過交往的日本詩人作品結集出版。接著董康盛讚久保詩作之精湛，以唐代李白、杜甫，元代楊鐵崖，明代吳偉業相比擬，認為其詩成就極高。董康序言中所說，當然有溢美之辭，日本詩界、學術界未必如此定論。但時年52歲的久保交遊之廣、撰著之勤、創作之豐，由此確也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