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吉林榆樹老河深出土神獸牌飾

　　吉林榆樹老河深墓地，是上世紀80年代初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的一處存在三層堆積的大型文化遺存，經過兩年的考古工作，共清理下層青銅器時代房址兩處，中層漢代墓葬129座，上層隋唐時期墓葬37座，出土各類文物四千餘件。經過6年的整理和研究，考古發掘報告《榆樹老河深》，於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圖2 俄羅斯圖瓦地區出土神獸牌飾

圖3 蒙古國出土神獸牌飾

圖4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神獸牌飾

　　中層墓葬群為該遺址的核心部分，出土遺物最為豐富，其中編號M56、M105兩墓出土的6件神獸鎏金青銅牌飾（圖1），格外引人注目。 

　　所謂神獸，從其形象上看，顯然是以馬為主體造型的，頭之吻部生一上翹後彎的尖角，類於犀牛，胸部附加一對向上展開的翅膀，尾毛揚起，分三叉狀，運用融合、誇張的浪漫藝術手法，使其形象呈現一種神靈化、圖騰化的神秘色彩。鎏金神獸銅牌飾，浮雕工藝精湛，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和藝術價值，目前分別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吉林省博物院。 

　　筆者參與了該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故對神獸牌飾的出土過程和器物形制都比較熟悉，當時的出土發現，還發生過一段小插曲。參與清理發掘的一位民工對外訛傳，說墓葬裡挖出了金馬駒，添枝加葉，附加了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描述。眾口相傳，引起了當地許多民眾的好奇，他們紛紛趕來考古發掘現場，欲睹所謂“金馬駒”的真容。 

　　關於墓葬的族屬問題，《榆樹老河深》考古報告從地望、基本時代和文化特徵分析，將老河深中層認定為鮮卑族一個部落的遺存。具體到器物的研究上，報告編寫者認為，神獸牌飾是鮮卑人系用的名為“郭洛”的一種腰帶飾物。這種腰帶扣，《楚辭》名為“鮮卑”“犀比”，《戰國策》稱謂“黃金犀比”。鮮卑郭洛帶之稱，始見於《史記·匈奴列傳》注引張晏語：“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鮮卑乃為東胡族系，“鮮卑”為東胡語“犀”，“郭洛”為東胡語“帶”，“鮮卑郭洛”譯成漢語即是“犀帶”。 

　　另外，學者們從古文獻《魏書·帝紀·序記》中也找到相關的依據，拓跋鮮卑從今天大興安嶺北部即所謂大鮮卑山南遷時，“山高谷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認為牌飾上的神獸形象，正是按照這一神話傳說而設計出來的。 

　　榆樹老河深中層墓葬為鮮卑遺存的認識，後被質疑，經其他一些學者的深入比較、論證，認為其性質與吉林市郊泡子沿墓葬類型相同，屬於受北方草原文化影響的夫余文化墓葬，這一學術觀點，如今已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夫余”之名，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其他文獻又謂“扶余”“扶餘”“鳧臾”，音同字不同，以族名命名國名，號稱“夫余王國”，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494年東北地區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奴隸制國家，在漢、晉時期，隸屬於玄菟郡、東夷校尉管轄，其活動中心地域，主要在今吉林、長春和農安一帶，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及手工業較為發達。 

　　史料記載：“其國殷富，方二千里，戶八萬。”夫余國存世長達600餘年，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自己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曾是東北邊疆歷史上一個極為強盛的地方民族政權。 

　　給動物添加一副翅膀，賦予其神秘的異獸形象，是古代先民的一種精神寄托與載體，常見於戰國至兩漢時期的各類器物上。以馬、鹿、羊這類動物而加以神化的各種金屬牌飾，在北方古代民族匈奴、鮮卑、夫余的文化中尤其流行，具有鮮明的北方地域特色，而隨著民族間的接觸、融合而相互發生影響。神獸牌飾被認為源於鮮卑族，是鮮卑文化中的一種代表性器物，榆樹老河深出土的神獸牌飾應屬鮮卑舊物。 

　　還有學者認為，在地望上“西與鮮卑接”的夫余族，通過交流或仿製，使之變為自己的裝飾品和崇拜物。 

　　據古文獻記載：夫余“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老河深中層墓葬出土大量車馬具以及殉葬馬牙的現象，表明馬在夫餘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以馬為主體造型的神獸形象，符合夫餘人的審美喜愛，故而被當作圖騰崇拜。 

　　從考古資料看，翼馬神獸牌飾，在我國內蒙古的扎賚若爾、俄羅斯圖瓦地區的艾美爾格雷（圖2）、蒙古國也有出土發現（圖3），學界還有“浮雕神犀瑞獸紋鎏金青銅腰牌飾”“飛馬紋銅牌”“馬紋銅牌”等多種命名。另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藏有兩件神獸牌飾（圖4），其英文名稱譯成中文，謂“生有翼的飛馬”，也是這種寫實的造型和風格，皆為高浮雕、青銅鎏金工藝，與吉林榆樹老河深出土的獸牌基本相同，顯然是同期作品，乃依據同一種藍本所製造，具有一致性的審美取向。觀覽這種神獸，體態彪俊，後腿屈曲，前蹄躍起，羽翼、尾毛飄揚，整個形象富有動勢和張力，威風凜凜，生動似有靈氣。 

　　這種飛奔的翼馬，乃是匈奴、鮮卑、夫余多個北方民族共同信仰的神靈圖騰；每個民族在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都會遇到自己的“九難八阻”，而戰勝艱難困苦、奔向美好幸福，應該即是這一神獸被賦予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