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

　　兩晉、南北朝書法雖諸體皆備，有些字體仍處於趨變的不確定期，這時的磚銘風情萬種，豐富奇幻如夏夜空中劃過的流星雨，燦爛絢麗而漸至隕落。

　　什麼是“租塚” 

　　西晉時太康、元康年號銘文磚數量大製作精。“太康三年歲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塚”磚拓，磚出於浙江余姚豐山（兩愛堂說出自上虞小越鎮），對於“租塚”的話題，我所知的觀點有兩種。

西晉 “太康三年歲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塚”拓片

　　余姚學者商略先生認為租塚“可能來自當時的特殊政治原因：即，因長江以北之中原屢受‘五胡亂華’、‘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等變故，大量世族及平民遷徙江左。早期遷居者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墓區，或是沒有在江左長久居住的計劃，只能向本地土著世族租賃墓地，待正式定居後，再遷回先人棺樞。 

　　因為政局更迭頻繁，戰亂不斷，大部分租賃的墓主，不可能再被遷回原籍，也沒有被子孫回葬新置的家族墓區。 

　　於是，大量‘租塚’出現了。”北京金石學家王琳先生則持“關於租塚，浙江有大吉買山地摩崖”刻石以及“本磚文字為篆書，應是官方文字。證明此租塚時期由官方審定”的觀點。 

　　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公元280年晉武帝滅吳一統江山並銳意革新，勵精圖治，之後十年西晉經濟發展，社會相對繁容穩定，成為史稱“太康盛世”的歷史上升期。至於篆書磚銘則屢見不鮮，此“太康三年”篆書的書寫並不規範，製作雖稱精工書法卻不是最美的。 

　　我覺得王琳先生把“租塚”與“買山”聯想倒是一條好思路。浙江傳世的“大吉買山”摩崖刻石、東漢“建寧元年山陰五風裡番延壽墓莂”、三國吳“神鳳元年壬申三月六日孫鼎作莂”等文物，說明該地有敬畏土地公和山神的風俗，選擇墓地要鄭重其事，小戶人家限於經濟能力，治塚規格和規模相對簡陋，達不到作“買賣”的程度，謙稱“租塚”。“買山”鐫刻在摩崖，墓莂、磚銘製作了隨葬交付地下，陰陽兩界的交易即告完成。 

　　“永和九年”及兩晉磚銘 

　　“元康三年□日溧陽錢作”銘文磚出在江蘇溧陽的老城區，磚為楔形，小端鍥刻紋飾似為“三光”。

溧陽 西晉“元康三年□日溧陽錢作”磚拓

　　“三光”者，班固《白虎通·封公侯》曰：“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莊子“說劍”篇謂：“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法民意以安四鄉。” 

　　大端磚銘反書十字，沒有常見晉隸那種蠶頭燕尾過分程序化的俗態，蒼勁古拙，有一種骨力強健的縱逸之勢。

浙江 西晉“太安二年歲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磚拓

　　稍晚的“太安二年歲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磚出浙江，西晉惠帝司馬衷時物。“句章”古城名，是寧波地區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傳為越王勾踐所築，秦漢、兩晉為會稽郡屬縣，東晉隆安四年後遭毀棄。 

　　書法清朗典雅，沉靜蘊蓄若有仙風道骨，雕模製作亦精緻逾常，線條凝練緊結毫不鬆懈，絕非一般俗手所能，乃磚銘中上乘佳作。這兩品西晉磚銘，可窺江浙一帶當時書法氣格的高邁和制磚工藝精美之一斑。 

　　東晉卻有“江左風流王謝家”。因西晉八王之亂和永嘉之禍，中原滿目瘡痍，世族舉家南遷，“衣冠渡江”王謝豪門世族帶來的影響及魏晉後逐漸形成的獨特審美觀念，給人全新的精神氣質和藝術境界。

東晉 余姚丈亭鎮“鹹和元年歲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磚拓片

　　東晉余姚丈亭鎮漁溪村出的“鹹和元年歲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磚，楷法精熟，體勢縱逸靈動，氣息清朗雅正，令人耳目為之一新。 

　　晉人品藻嵇康說“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借評此磚亦無不可，而固化的唐代楷書，於此真可行個注目禮並在內心發出由衷感歎。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一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二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三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四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五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六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七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八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九

浙江 東晉 “永和九年”磚拓之十

　　東晉“永和九年”磚為藏家的熱捧，因公元353年，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揮毫寫下的名篇“蘭亭序”，成帝王、書家的萬千寵愛和心摹手追物，遂演化成藏家愛屋及烏的一個書法情結。 

　　這十品磚銘拓片，正反書都有，或恣肆奔放，或秀氣內斂，隸意楷法乃至行書體勢皆具，都出自浙江北部區域。 

　　不難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對“蘭亭序”真偽的論辯時曾引用過同時期的磚志等出土資料，雖血脈相通，但金石本體和筆墨紙張的區別，猶如龍子九樣各有神通。材質的不同和用途的分明也注定其表現上的各自為政，存在的只是一種大而籠統的共同規律。 

　　從設計、制模、脫坯、燒造多道工序，磚銘體現的多為理性和共性。作為金石欣賞和創作借鑒，磚銘不可或缺，從書寫的角度來論證彰顯個性的蘭亭序墨跡的真偽，卻並不貼切。 

　　在此羅列的十幀“永和九年”磚拓尚且面目各異，但與蘭亭論辯中列舉的磚志同一時代，性質相似氣息相通，對比傳世的蘭亭墨本，差異就更加一目瞭然。

南朝齊 “桓幽州八世孫之墓 齊永明三年”磚拓

　　若以藝術鑒賞為目的，隋唐以後的磚銘便會少人關注。得自湖南長沙的南齊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孫之墓/齊永明三年”磚銘，時在公元485年。簡捷明快的楷書體列至此漸至成熟，用筆剛健，若刀砍斧鑿，神似北魏“龍門二十品”。

北魏 “太和十一年”磚拓

　　而晚它兩年的“魏太和十一年”北魏反書磚銘，出自山東青州地區，隸意尚存，卻有一絲南方磚銘平正淡雅意趣。

南朝梁 “大同十一年作”磚拓

　　浙江南梁磚銘“大同十一年作”借了魯迅用過的同名磚硯大名和相關故事，成藏磚人的尤物。雖天趣尚存，但氣息弱，線條偏向綿軟。

隋 “仁壽四年作”磚拓

　　公元581年隋朝立，隋文帝的第二個年號是“仁壽”，公元604年的“仁壽四年作”磚銘正是“仁壽宮變”，隋煬帝上位之年。 

　　秦漢時的樸拙厚重，剛健使氣之風漸行漸遠，魏晉的天趣不在，已現疲軟頹勢的書體，預告著“唐法”的必然。 

　　文 | 周聯一 

　　河北省金石學會顧問 

　　浙江省會稽甓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