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方光自作銘文墨盒

　　1914年方方山先生自作銘文墨盒

　　這是一隻特殊的長篇小字墨盒（圖1）。其白銅質，尺寸約為長9.3、寬6.3、高3.1厘米，標準的民國形制，無底銘。說它特殊，是因為盒面上的銘文。常見的民國長篇小字墨盒，盒面內容大多是古人的成文，如《正氣歌》《蘭亭序》《喜雨亭記》《岳陽樓記》等，多是《古文觀止》中的名篇，而這只墨盒，盒面上刻的是一篇自作的文章。不算上下款，文章共205字，這篇完整的文章是贈盒人自述生平。墨盒是民國三年（1914）所制，由南華居士方光贈與“耀東仁兄”。

圖2 方光著作自署“南華居士”

圖3 墨盒落款中的“鑄”字就是“置”的意思

　　盒面的文字內容如下：耀東仁兄清玩。余以嶺表布衣，因清夷竊踞，年事弱冠，蓄念匡復。始而秘密結社，既而興教育，既而綰軍符，閱歷十年，備嘗艱苦。幸而逆虜喪亡，華夏重光，初願獲償，首倡歸焉。乘優遊之歲月，作漫汗之征途。蹤跡所經，外而扶桑箕封，內而蘇皖贛鄂魯晉燕豫等省。與夫白山黑水塞北各部，舉人物政俗風教山川氣候，觸身接目，內外殊觀，朔南異趣。竊謂人世之樂莫樂於是，何圖久安暇逸，招時會妒。既以外交內務擾我形神，復以海天荒服勞我撫綏。今者舟輿已駕，便道鄉幫。我念故人，故人念我。鑄金持贈，留為紀念。籍固金石之交，聊增翰墨之色。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南華居士方光鑄於宛平。 

　　仔細誦讀這篇文章，知作者非等閒書生，既是“有故事的人”，又是文章作手。其少年時便秘密結社反清，辦過教育，帶過隊伍，行跡不僅遍及大江南北，還到過日本（扶桑）和朝鮮（箕封）。說其“有故事”，當不是虛言；其行文流暢沉著，用詞典雅古奧，化用典故不落痕跡，表達情感張弛有度，此等文章氣度，也不是一般冬烘先生所為。佳文不厭百回讀。民國三年（1914）距今已有百年，這篇205字的文章頗可當作作者行狀來讀，碑文寫作也不過如此。銘之吉金，金石壽永，作者寫此文時，或許真想到了是在為自己撰寫碑文了呢。刻銅墨盒由於年代晚近，銘文內容又多是名言警句或前代範文，多不被好高古者看重。以自作詩文銘於盒面，使晚近之物多了些碑版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尋常的文房用品在觀賞把玩的趣味之外，增添了歷史感和文獻價值。 

　　作者方光是嶺南名士。方光，生卒年不詳，廣東惠陽人，號大玄父，齋名“方山山館”，時人尊稱其為方方山先生。惠陽方姓一族最出名的是秋長西湖方氏，據《惠陽六桂堂方氏家譜》載，方氏先祖早在明朝初年就落籍秋長西湖（今惠陽區秋長街道西湖村）。民國時期方氏家族名聲最大的人便是這位叫方光的學者，其學問淵博，主要著述在經學研究方面，卓有建樹，著名歷史學家、客家學的奠基人羅香林曾稱讚他“學問道德為時賢所佩服”。 

　　方光的學術成就主要在於經學研究。有《莊子天下篇釋》和《荀子非十二子篇釋》《淮南子要略篇釋》《史公論六家要指篇釋》行世。有專門研究“莊子學”的文章提到方光時將他和梁啟超相提並論，稱：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拓展，學術新範式確立，這時對於《天下篇》的研究出現了很多哲學性的論著，研究方法也較民國初期有了新的變化。梁啟超的《莊子天下篇釋義》和方光的《莊子天下篇釋》是其中的高峰之作。 

　　方光在佛學方面也有涉獵，其自署南華居士。如《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1年第30期）即刊有方光的兩篇文章，題目分別是《與小林雨峰大僧正論學密書》和《與摯友李亦梅君論學密書》。根據民國丁卯（1927年）秋方山山館重校印的《國學別錄-莊子天下篇釋》一書（圖2）的署名：“南華居士惠陽方光大玄父述”，可知“南華居士”確是方光的別號。這也證明，這方墨盒下款署名的“方光”，就是這位經學家“方光”。 

　　方光是被時光湮沒的民國學者之一。關於方光的研究資料很少，相信這只方光自作銘文墨盒的發現，能為方光研究提供重要的實物參考。 

　　墨盒上款“耀東仁兄”無確考，方方山先生把刻有自述生平的墨盒贈與他，應該是生死至交的“寶劍贈知己”。需要說明的是，這只墨盒下款“南華居士方光鑄於宛平”（圖3，墨盒落款），其中的“鑄”字並非是指，可理解成“制”或“置”。銅器銘文言“鑄”字，是民國時人視墨盒為“吉金”理念使然，也就是說，墨盒雖是文具，但在文人眼裡，也和三代青銅器一樣重要。自述行文中有“鑄金持贈”的字句，寫“鑄”不寫“置”，即為呼應，又顯個性。同理，“宛平”很大程度上是代指“北平”，並不一定是“宛平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