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期的陶瓷造型藝術，在繼承明代傳統的基礎上有其獨特的風貌，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康熙瓷器造型的形制

　　清康熙時期，瓷器的造型在形制上較前代有顯著增加，可謂”製作日巧、無物不備”。這時器物的形制，除了傳統的碗、杯、盤、缽、瓶、罐、壺、尊等器皿繼續大量生產之外，還出現了冠架、法器、燈罩、如意、鼻煙壺、臂擱等各式各樣的日常用品、文房用具和案頭陳設等品種。同一品種不僅在樣式上日趨豐富，顯示出制瓷匠師在造型手段上不拘一格的構思。例如，與清代朝服馬蹄袖相似的馬蹄尊，有著滿族人入關前隨水草而遷徙的生活習俗的烙印。而且在原有樣式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變化，使之具有新意。像鳳尾尊就是明代花觚造型的演進，它變明器大口、鼓腹，其口頸外撇呈鳳尾狀，因此康熙朝的花觚亦稱之為”鳳尾尊”。

蓋碗的盛行，是適應當時上層社會生活方式和風俗習尚的改變，在茶盞的基礎上燒製的茶具。康熙時期的蓋碗，帶托者少，雍正以後，托子才普遍燒造，且形體多樣，構成了日用茶具中三件套的配套器物。)

套杯是圓器成型上的非凡技藝，為康熙時首創。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人物紋套杯”三隻一套，套疊自如，足見其成型上的高度技藝。)

攢盤是用以招待賓客時盛裝果品的一種果盤，它由十或二十多塊的幾何形單體組成，這種器物的攢聚，要求達到單體之間彌縫緊密、渾然一體，其成型的難度不亞於套杯

這時流行的奇特挺拔之多穆壺和賁把壺，乃康熙時期中原地區與邊疆各族人民的頻繁接觸中，制瓷匠師為適應民族地區的風俗和宗教需要所燒製的器物。中原和邊疆各族人民在器物造型上的互相滲透變異，體現了一種文化交流，是我國歷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制瓷藝術中的反映。

　　造型嚴謹、精工細做

　　康熙瓷器造型最突出的特點，是製作極為嚴格、講究。無論大件小器都製作精工、旋削認真，修坯一絲不苟。可以說康熙器物的造型口底、翻轉，交待是最清楚的，為前代永、宣時所不及。而康熙瓷器即使是大型的器皿，那種影響器皿美觀的接口痕跡亦基本消失。瓷器造型，對底部處理尤為嚴格、講究。這個時期景德鎮窯燒造的瓷器，碗類器皿的底足普遍採用挖足的手法。挖足不僅方便使用，也使造型顯得更有神采。康熙瓷器的底部由於認真處理而出現的各種變化，更是成為後世進行鑒定的重要依據。盤、碗的底部大都製成光滑而滾圓的泥鰍背狀，也有做成寬厚圈足和雙圈足；瓶、尊一類的琢器底部，最外圍旋進一圈，形成台狀即俗稱的所謂”台痕底”，是康熙瓷器的獨到之處。

　　康熙瓷器，特別是官窯瓷器，對原料的配比有一定的要求，胎土比明代瓷器採用了更多的高嶺土，原料的處理也做到精細淘洗。康熙瓷胎，質白縝密、堅硬純淨，素有”糯米汁”之艷稱。較明代瓷胎更加細膩、滋潤，很少雜質，一般肉眼難以發現孔眼。瓷胎的組織緻密、均勻，使胎質的比重大為增加，正是人們通常稱讚的康熙瓷器”胎薄、份量重”。這時的器物體積也比較碩大。琢器中的大件，如尊、觚等，尺寸之大，勝過明代嘉靖、萬歷時期。

康熙瓷器的造型特點–陽剛之美

康熙瓷器造型的藝術特色非常鮮明，風格挺拔、遒勁，體現出陽剛之美。這種美的形態，可以用”大”字來概括。

　　器物體積碩大所喚起的是一種力量上的審美感受。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萬壽字瓶”，高達82厘米。瓷器所具有的陽剛之美，更在於造型的挺拔、遒勁。這一時代風格的形成，從器物的形狀來看，則是出現更多的方形器，如：蟠螭耳方瓶、方棒棰瓶、六方執壺等等。

　　這時的器物形體轉折清楚、肯定，各部位間有明確的交接線，有清楚的線角變化。諸如觀音尊、萊菔尊、荸薺扁瓶等，細部處理都一絲不苟。

　　當時新創的棒棰瓶最具有代表性。這種以形似洗滌衣服用的木頭棒棰而得名的器物，雖有方、圓兩種不同的外形，然它們頸、腹之間轉折的線角都非常明確。使人感到硬鋌而有力。因此，康熙瓷器造型藝術風格的形成，其形體結構也是產生這種美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外，康熙瓷器的線型較多地以直線為主。

　　陶瓷造型中，不同的線型，對人們所產生的情感是不一樣的，直線給人挺拔、向上的感覺。康熙瓷器挺拔、硬棒的氣勢神韻，從線型的角度也體現出造型的陽剛之美。但是，並非僵直、板滯，而是在直線中尋求變化，以做到直而不板、剛中見柔。富有獨創的方棒捶瓶更是運用方圓對比的手法，成為康熙瓷器燒造成功的範例。

　　陶瓷造型中的所謂直線，不同於幾何學意義上的直線。康熙瓷器往往在直線中含有曲線的成分。這時的所謂直筒形的筆筒，其實它的立面輪廓線也微微內凹，而觀音尊、花觚、圓棒捶瓶等，都是以直線為基調中保持有曲線的內涵。當然這種曲線的長度有限、曲度也很小，並不影響線型的主體所形成的特色，卻體現出剛中帶柔的風韻。

　　裝飾與造型是對立統一的整體，任何陶瓷的裝飾都要結合併適應形體的特點。康熙瓷器的裝飾即密切配合造型，在藝術風格上兩者完全諧調。康熙彩瓷生產中居主流的青花和五彩之瓷繪，以鐵線描的筆線，勻挺有力地勾劃紋飾的輪廓，而五彩的色彩更是不分濃淡地敷以各種濃重的原色，色彩單純強烈，燒成後晶瑩亮麗，有一種堅硬的感覺。總之，從筆線到色彩，康熙瓷器的裝飾與造型相輔相成、緊密結合，使整體統一在同一基調之中。

　　陶瓷作為一種藝術的形式，它反映的時代精神雖不像繪畫、雕塑藝術那樣直接、具體，但亦反映一定的社會生活和時代特徵，並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如果說《康熙南巡圖》一類的宮廷繪畫。以形象手段誇耀太平盛世的輝煌、頌揚愛新覺羅·玄燁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所建立功績的雄心，那麼體現在陶瓷器物造型上的挺拔、遒勁的壯美之藝術特徵，也是清代康熙年間社會處於上升時期的進取精神和強大的經濟力量在造型藝術上的相應表現，是清聖祖執政時期時代精神的能動反映。

　　由於是”奉命製作”，當時一些御用器物的造型，常常是規矩得近乎拘謹；嚴格得近乎束縛。這些作品既無實用意義，也談不上審美價值。更有向主子奉迎獻媚之意。如”福字壺”、”祿字壺”、”壽字壺”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至於普通的食用器皿，這時更多地出現菱口、花瓣口形的盤、碗。這種過於矯飾的造型，失去了簡潔樸素、落落大方的儀態。違背了實用原則而成為一種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