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清乾隆御制詩文仿石釉雙聯筆筒

　　清代的文房藝術發展至鼎盛期，除了實用的文具，更潛心發展純粹以玩賞性與陳設性為主旨的文房器物，甚至一些器物的實用性也被玩賞性所取代，成為名副其實的“文玩”。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愛好與推動下，清代文房器物的設計與製作既有文人的清雅品位，又兼具皇家的精細工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幾乎涉及到清代所有的工藝品種類。甚至一些“中規中矩”的文房用瓷，在高超的藝匠手中亦“變著花樣”，成為造型奇巧的精品佳作。

圖2 清乾隆景德鎮窯白釉福壽包型水盂

圖3 清道光景德鎮窯粉彩花卉紋方水盛

　　坐落在首都明清寶剎萬壽寺內的北京藝術博物館，即珍藏有不少這樣的文物。其中一件乾隆御制詩文仿石釉雙聯筆筒（圖1），通長17.7厘米，造型就十分別緻。雙聯筆筒整體為兩個方形套疊而成，俯視呈“方勝”形，是乾隆時期的創新造型。乾隆皇帝自稱“文治武功”天下第一人，故對文房瓷器的生產給予高度重視，曾多次下令景德鎮御窯廠的能工巧匠們精心設計製作各式筆筒。除了圓筒式外，還有轉心式、竹節式、方勝式等。館藏的這件雙聯筆筒即為方勝式，因傳世數量稀少而被該館奉為鎮館之寶。 

　　這件雙聯筆筒不僅造型獨特，裝飾也是巧奪天工。整體內外以黃、紅、灰、褐等色勾繪出花斑石的圖案色彩，效果與天然原石紋理、色質並無二致，難以區別，幾可達到亂真的程度。清代朱琰《陶說》中稱讚乾隆瓷器：“戧金、鏤銀、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諸作，無不以陶為之，倣傚而肖。”這件筆筒恰與文獻記載相吻合，充分體現了乾隆瓷器無所不能、爐火純青的工藝特點與藝術特色。 

　　除了惟妙惟肖的仿石釉裝飾，這件筆筒的四面開光內還以墨彩書寫楷、行、隸、篆四體乾隆御制詩文。筆筒的外底中心以金彩書寫“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由此可知，該筆筒是乾隆皇帝在宮中御用之器。格調高雅，氣度非凡，生動呈現了皇家的藝術審美取向及乾隆皇帝本人的情趣與才華。 

　　水盛又稱水盂、水丞，是除筆、墨、紙、硯之外，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南宋龍大淵《宋淳熙敕編古玉圖譜》載：“水丞，貯硯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趙希鵠所著《洞天清錄·水滴辨·晉人水盂》首次對水盂作出了評鑒：“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這兩條記錄都說明了水盂的作用是儲存研墨用水。在實際應用的時候，會給水盂配備精緻的小水勺，以便於舀水入硯池，雅致講究。 

　　盂，原是用於盛放飲品的圓口貯存器，《說文解字》曰，“盂，飲器也。”水盂作為文房用具始於自東漢，定型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的水盂造型以越窯燒造的瓷質水盂為主，形制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蓋盂，圓口、溜肩、扁圓腹，光素無紋或以點彩、印花裝飾；另外一種是蟾形水盂，即在缽式水盂之上貼塑裝飾蟾頭、足等部件，形象生動，顯得靈動而富有神秘色彩。 

　　唐宋時期，文人好古，文房用具形制多仿古而造，風格清雅。瓷質水盂仍是主流，各大窯場的精細瓷器品類中均有水盂一類。水盂的形制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蓋盂，另外一類是動植物造型水盂。蓋盂最為常見，圓口、深圓腹，多光素無紋，或簡單刻劃，追求造型、釉色之美。動物造型水盂的意匠主要來自於與水有關的祥瑞動物，如摩羯、蟾蜍、荷葉等。 

　　元明清時期，具有吉祥寓意的俗文化被納入了主流文化之中。在這種社會風尚的影響之下，水盂的造型和裝飾多種多樣，有祥瑞動物、植物元素，或者取材歷史名人典故、神話傳說等。瓷質水盂仍是大宗，同時玉、瑪瑙、石、金屬、琉璃、紫砂等多種材質也運用到水盂的製作中，尤以皇家御用器物最為精美。 

　　這件清乾隆景德鎮窯白釉福壽包型水盂（圖2），其高7厘米。水盂呈包子型，手工捏塑成型，匠心詼諧，富於生活氣息。口部貼塑蝙蝠和螭龍，蝠、螭昂首相望，張口呼應，栩栩如生。蝙蝠和螭龍是清代常見的瑞獸紋樣組合，寓意“福壽雙全”。器底微內凹，有六個微小的支釘痕。器物整體施白釉，遍佈開片，釉色追模定窯白中微泛灰、黃的柔和色調。 

　　又如這件高6.1厘米的清道光景德鎮窯粉彩花卉紋方水盛（圖3），方體，圓唇，小口，溜肩，深腹，淺圈足。造型輕巧，製作精良。底書紅彩“敬畏堂制”四字楷書款。外壁四面分別繪粉彩花卉小品四幅，分別為臘梅、蓮荷、莢蓮、菊花等。畫作以工筆勾勒設色為主，畫風工謹嚴整，設色明艷，顯得生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