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塞上明珠，位於內外長城之間，是古代漢民族北出大漠和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的中轉站，是農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交融的接合帶。作為北魏帝都、遼金西京、元朝重鎮，其深厚的歷史積澱為這座文化名城及周邊地區留下了豐富的人文遺產和藝術瑰寶。其中，大同地區遼、金、元時期製作的瓷器就極具藝術欣賞和美學研究價值。

馮先銘先生在1977年發表的《山西渾源古窯址調查》中首次披露發現了大同渾源窯，並確認了渾源窯的創燒年代為唐代，同時根據窯址上的標本初步認定黑釉剔花精品為雁北地區燒造。新時期，陶瓷鑒定學者清華大學教授葉喆民先生在其新修訂的《中國陶瓷史》中，再次將大同渾源窯列為唐代名窯，又按紀年和朝代分類，科學地將大同地區的青磁窯和懷仁窯列為遼、金、元時期的重要瓷窯。同時，從造型、裝飾和燒製工藝上對大同地區各窯進行了分類和初探，並初步提出了大同地區各窯所製作瓷器的藝術價值。這樣，就從系統上將大同地區各窯所製作的瓷器進行了梳理，從而為進一步歸類同類型瓷器的燒造窯口和製作年代找到了坐標系。

大同地區瓷器創燒於唐代，遼、金時期，隨著大同地區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制瓷業逐漸進入繁榮期。遼代建國初期，由於其遊牧民族習性，財物主要靠掠奪獲取，《遼史·肖阿古只傳》載，「天贊初年（922年），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其中磁窯鎮即為今大同渾源縣青磁鎮。攻取青磁鎮，一為掠奪財物，二為帶走能工巧匠。公元927年，具有遠大抱負的耶律德光繼位，制定了「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開明政策。這一時期，契丹人進入大同後結束了「轉徙隨時，車馬為家」的遊獵生活，改為定居生活，據《遼史·儀衛志》載，「遼國自太宗入晉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而同時，由於中原戰火連天，大批漢人工匠為逃避戰亂進入遼國境內，因此遼代早期就應該有從大同地區進入遼境內的工匠開始嘗試利用當地條件生產瓷器。938年，石敬塘割讓燕雲十六州，大同劃為遼地，契丹人從佔領變為正式統治。之後，北宋建立，大同也成為戰爭前沿，由此導致制瓷業轉入凋敝期。1004年，宋遼簽訂「澶淵之盟」，結束了長期的戰爭撻伐，大同進入了穩定的發展期。1044年，大同升為西京，1062年又建祖廟，大同成為「非親王不得入主」的陪都。原本契丹人就對積澱深厚的唐文化極其崇拜，唐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從衣、食、住、行以及文學藝術、手工藝品等諸多方面都滲透到契丹人的生活中，大同地區從契丹貴族的迅速漢化進入到民族相融階段。從遼地回歸到大同的工匠子孫開始重操舊業，發揚光大了被戰爭摧毀的制瓷業。

影響是相互的，契丹人被漢人影響的同時，漢人也被契丹人所影響，這就是所謂的民族融合。這時期，大同窯瓷器上出現了契丹人喜歡的紋飾和題材，而同時又保留了漢人的工藝和造型。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大同地區瓷窯進行了革命性創新，創燒了仿金銀器鏨刻的黑、白釉瓷器剔刻這一極具民族融合特徵的偉大工藝。

瓷器剔刻工藝起源有許多種說法，而我傾向於仿金銀器鏨刻，而剔刻瓷器是金銀器的替代品。契丹人屬於馬背民族，遼代早期，出於攜帶方便和羨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銀器，而金銀器的器形、紋飾和製作工藝均是仿唐的工藝風格和藝術特徵，不排除有使用傳世的唐代器物。進入遼代中期（992年－1044年），聖宗、光宗先後都下達過禁止金銀器入殮隨葬的政令，由於限制使用金銀器，契丹人適應了漢人的生活方式，瓷器的使用和製作得以普及，仿金銀器紋飾和工藝也就在這一時期出現。

從遼寧法葉庫茂台七號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長頸瓶（同時也出土了一些金銀器，證實為10世紀末與11世紀初的器物）可以看出，其應為大同地區渾源窯工匠製造的剔刻工藝器物，它與在大同渾源窯窯址上所發現瓷器標本的剔刻紋飾非常一致。據此，可以初步判斷，大同渾源窯及懷仁窯（窯址也有剔刻遺存物）是瓷器剔刻工藝的發源地（這一點還有大量的論據）。大同地區創燒的剔刻工藝主要有：1.白釉地剔刻裝飾工藝。2.黑釉地剔刻裝飾工藝。3.黑地白剔刻裝飾工藝。

大同地區瓷器的剔刻工藝，深深地烙著唐文化印記，它是石雕、金銀器鏨刻和錘碟藝術的演進，是北魏與盛唐雕刻藝術在瓷器上的運用，是賦予了傳統雕刻藝術後繼生命力的新載體。

遼代的剔刻工藝古拙而流暢，粗獷而肯定，簡潔的手法，顯現出刻工的老到，同時又透露著初創時代的青澀，這正是藝術創新的特徵。它以刀作筆，在立體的瓷面上揮運，刻刀起舞，心到意到，意到刀到，一氣呵成，使作品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和韻律感；其紋飾看似草率，實則率真流暢，近看，是線條，是枝葉，遠觀，卻是流動的草原與飛花，既寫實又抽像；它的工藝不造作，不追求紋飾標準與大小一致，自然天成，不僅充盈著崇尚自然的古遠哲學精神，也體現出草原民族生生不息的野性與豪邁。

進入金、元時期，北方穩定統一，晉、冀、豫、魯連為一體，剔刻工藝開始進入成熟期。此時，大同地區的漢族文人不願入仕，為求生存便加入到制瓷工匠的隊伍當中。這可以從當時瓷器上留下的詩文得到驗證。因此，金、元的剔刻風格不僅繼承了遼的自然與率性，技藝也更加精進，剔刀游刃有餘，剔刻更加自然，線條更加優美，韻律感也更強，剔過的地方不留斧痕，工藝難度極大。同時，將書畫技藝運用到瓷器上，加入了文人色彩：一段文字，間架結構完整、刀筆凌厲，刻過的線條猶如留下的文字，彷彿魏碑重現；一個動物，採用大寫意，刀為筆，筆為刀，一筆完成，體現了工匠深厚的書畫藝術功底和精湛的剔刻技藝手法。剔刻工藝在觀賞器物上的運用，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完美結合，它將千年前的書法留在了瓷器上，給了我們無盡的藝術享受。業內有朋友就講，這要比紙上的書法更彌足珍貴。

遼、金、元時期的大同是一個多民族聚集、交融的地區，這裡的文化和藝術也必然有著多民族融合的特徵，而這樣的特徵就增加了它所創造出的藝術品的歷史高度，比如雲岡石窟、遼代彩塑，以及瓷器剔刻工藝，特別是瓷器上的剔刻藝術，還未被世人所熟悉。

但這一具有北魏遺風、盛唐輓歌的藝術品終將會被人們認知，而且應當成為大同地區高古藝術的終結。

我們有理由賦予大同諸窯口一個正式的名稱——大同窯。

大同窯的典型器物黑釉剔花，黑釉如漆、如墨玉，胎為白，黑白對比而不對立，猶如陰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依托、相互轉化，合而為道，過猶不及。這正是對千萬年來人類生存狀態的表達，反映古人天人合一、天地輪迴、週而復始的哲學精神思想。而作為收藏者，就要善待這千年遺存，繼承祖先的文化並發揚光大，讓這散發著人性自由的光輝再一次回到我們的懷抱。

高 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