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所示是一幅明萬歷時期的《僧侶觀瀑》瓷畫。畫面上，一位持杖僧人，站在一塊開闊石潭邊緣，周圍綠樹成陰，若有所思地注視著眼前飛流而下的瀑布。整個畫面佈局合理，極富意境，引人遐思。有觀者不禁會問，這位僧侶是誰，他又在思考什麼？顯然，答案並不是唯一的。不過，在考證過程中，筆者卻找到一位萬歷時期頗具傳奇色彩的僧侶人物，值得一探。 

　　明萬歷時期，由於仁壽皇太后和萬曆生母慈聖皇太后兩宮皆崇信佛教，好多太監也佞佛。這時有一位法師因振興佛教事業和發展佛教規模有作為受到後宮的重視；但也因此被牽涉到政治鬥爭中，因傷害到利益集團而喪命獄中。 

　　他便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柏，門人稱其為尊者。出家前世居吳江太湖。真可少年時即行俠仗義，抱負遠大。十七歲那年，“仗劍遠遊塞上”，當行到“蘇州閶門，大雨阻行，遇到虎丘僧明覺以傘蔽之同歸寺中，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生愉悅，遂剃髮禮覺為師。二十從講師受具足戒。”真可從此與佛有緣。出家當天一人在房靜坐到天亮，從此因緣，終其一生“脅不至地，夜不倒單。” 

　　真可是個做事、讀書極認真的人，學無定師，涉獵廣泛，見識廣博。後人評價他“外則會通三教，內則融通性相，會歸各家。”經常在閣樓上研讀佛經一年半載不下樓，曾在嘉興樂塔寺見一僧書寫《華嚴經》，跪看良久。之後至武德景德寺閉關參佛經，悟佛理三年。出關後，返回向明覺告假辭別說：“吾當去行腳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即策杖而去。 

　　於行腳途中，真可經歷了由疑惑至極的困境到豁然得悟的修證過程。一日聞一僧誦張拙的《開悟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時，心生大疑，便將這兩句抄在牆壁上每日參究，直到頭面俱腫。一日齋時，忽然大悟，頭面腫立消。從此參華嚴大老遍融，禪門宗匠笑巖，暹理處。大量閱讀，遍訪參修，與各宗門泰斗過招，奠定和鍛煉了真可的佛學基礎和動力。 

　　在明代，刻用的藏經版一般都藏於官府之中，請出來印刷流通經藏非常不易，僧俗間早有各行製版刻印的想法。但苦於事宜重大，經費難籌而無行動。真可聞訊後，立刻表示有刻藏的必要，於是他發願倡導刻藏，力排眾議，以方冊代替原有的梵夾裝來裝訂藏經。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決定，佛經因此改變而有了更為廣闊的流布空間。在經費的問題上，真可堅持廣募善資，讓天下眾生都能得到佈施的機緣，以廣植善因，當慈聖皇太后得知真可刻藏之舉，欲下令動用國庫，真可婉拒她的好意。這部大藏經因在浙江嘉興楞嚴寺刻印，被後世稱為《嘉興經》。 

　　除了藏經的刊行，真可對於中國佛教的另一大貢獻便是廣興寺院。真可所到之處，每見古剎荒廢或為強豪所佔，必意立志興復。有人施建禪堂，禮請大師作聯：“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 

　　由於前朝嘉靖信道，對佛教的破壞和打擊，興復寺院的工作一般都十分艱辛，儘管如此，真可從楞嚴寺開始，一直到京門房山雲居寺、譚柏寺，前後共興復了十五座寺院。 

　　真可既注重學識的長進，也善於交往。他是兼通儒道的和尚。儒釋道三教皆修。名儒管東溟是他的莫逆之交，很多士大夫，及著名文人如馮夢禎、陸祖光、王肯堂、湯顯祖等人，也多從其交遊。一代高僧憨山德清更是其同道摯友，據說曾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同時也有人評論他“達觀時游貴人門”，語雖有貶義，由此可見他的交遊之廣。 

　　其實真可最讓人注目的事系他是關心時政之僧。萬曆二十八年，為增加皇室的收入，徵收礦稅。宦官趁機擾民，從中牟利，宮中太監及其黨伙，一時“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威被害矣”，以到“民不聊生，隨地激變”，官即不狼狽為奸，亦多不敢抗爭。南康太守吳寶秀拒不執行徵稅令而被捕下獄，夫人憤死。真可聞之極憤，“遂策杖赴都門”。經多方奔走，吳雖然被釋放，但苛斂礦稅未止，加上德清這個時候也因扯進宮廷紛爭而被內宮彈劾，被以“私創寺院”罪充公軍嶺南。真可慨歎“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業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由此可見，令真可感悲憤而最想解決的三件事，皆涉及時事。 

　　涉世過深，得罪既得利益的宦官，且時游貴人門，捲入官場是非，的確是使真可招使打擊迫害的主要原因。在萬歷時祈嗣、立儲、開礦以及稅收都是朝廷各方勢力爭權奪利的焦點。只要觸碰到其中一方的神經就會遭到群狼的攻擊。京城的形勢對真可極為不利，門人弟子紛紛寫信勸他離京歸山，真可為了三大負事不為所動。剛好又遇上萬歷時著名的“妖書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遂被捕入獄中，從被捕到判罪，只有短短十五天，真可對當局草草定罪，“執政欲死師”，感到相當失望，於是“素浴罷”自去，憤死後，又“坐鳳露中”，暴屍六日才被門人收屍葬於慈慧寺外。 

　　因為他的出世、救世，傷害了那些披著宗教外衣人的利益，就這樣一代高僧真可成了歷史上首個與礦稅鬥爭而被害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