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書信中的《溪岸圖》

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五代董源《溪岸圖》

張大千致蕭允中書信

1939年初徐悲鴻致孫多慈書信

在中國藝術史上，從來沒有哪幅畫像《溪岸圖》那樣傳奇，獲得如此多的關注，讓無數東西方畫家、收藏家、研究者為之癡迷。1944年春，張大千於借觀《溪岸圖》之後的第六年，委託好友張目寒將《金農風雨歸舟圖》贈與徐悲鴻，完成交換事宜。至遲至1945年5月，張大千最終獲得《溪岸圖》，這幅讓他「驚奇不已，必欲攜之入川」的「天下第一北苑」。

　　劉振宇

　　在中國藝術史上，從來沒有哪幅畫像《溪岸圖》那樣傳奇，獲得如此多的關注，讓無數東西方畫家、收藏家、研究者為之癡迷。這幅改寫了中國繪畫史的作品從發現到今天，始終充滿著神秘色彩，被譽為「中國的蒙娜麗莎」。本文通過對張大千致門人蕭允中(1915-)書信的解讀，豐富了人們對《溪岸圖》命名、修復、流傳的認識，解答了《溪岸圖》在近代收藏流傳中的一些疑點。

　　一、書信的基本信息

　　法國藝術史學者亨利·福西雍(Henri Focillon)認為材料與內涵在具體的藝術品中是統一的，對實體特徵、大小尺寸、材料構成、技法效果等細節的分析，會引出作者、時期和出處等重要結論。因此在解讀書信之前，首先介紹書信的基本情況。

　　此信是張大千致門人蕭允中系列組信中一封，紙本，行書，一套四頁，私人收藏，著錄於《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書信全文為：

　　茀存仁弟足下：

　　昨寄去畫箋卅四條，乞心畬先生法書者，度已收到。茲復寄上二條，煩弟於《式古堂》、《大觀錄》諸書一檢北苑畫目，有《囗囗起蟄圖》或《湖山風雨》等名目相近者錄出，仍乞心畬先生楷書，如兄在湖上時所乞題之《江堤晚景》、《湖山清曉圖》，千萬速為求得寄下。此兄十年前從悲鴻先生借來，去年始易得者。少侯頃已全補完畢，只待此題額來，即付裝裱耳。前托轉上海之畫寄出否？再請告樹人世兄承買之《東洋美術論考》，請寄上海愚園路838弄十號謝稚柳先生。至盼，至盼，此詢學安。兄爰白。尊大人刻安。七月初六日。

　　收信人蕭允中(1915-)，字茀存，民國四年八月五日(1915年9月13日)生於河北省衡水縣，七歲入私塾，師從魏旭東。十歲隨父移居北平。1931年到琉璃廠「菇古齋」古玩店當學徒。1936年夏在北平「春華樓」飯店，拜張大千為師，「茀存」即大千師所賜字號。1955年蕭允中響應國家支援西北建設的號召，移居寧夏靈武縣梧桐樹鄉，曾任靈武市書畫家協會主席、寧夏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

　　其父蕭靜亭是琉璃廠「吉珍齋」古玩店經理，也是書畫鑒定家張大千、劉九庵的好友。他除了在北平推銷張大千的畫作，還經常陪同大千賞畫、聽戲。蕭允中在親聆大千師諄諄教誨、研習丹青的同時，還協助老師處理日雜事務。榮寶齋藏有張大千致蕭允中信札五封，內容多為張大千委託處理畫展鏡框、聯絡大風堂門人、代購圖書宣紙等日常瑣事。

　　二、《溪岸圖》的命名

　　方元在《〈溪岸圖〉考辨》中考證出《溪岸圖》一畫曾有五名：《宣和畫譜》曰《江堤晚景圖》、沈括《夢溪筆談》曰《落照圖》、方薰《山靜居論畫》曰《溪山高隱圖》、徐悲鴻曰《水村圖》、謝稚柳曰《溪岸圖》。後來的研究者均以《溪岸圖》作為畫名進行學術討論和論文檢索，往往忽略了張大千如何命名此圖。

　　乙酉年(1945)十一月三十日，張大千自重慶乘機前往北平搜尋古畫。十二月初與溥儒合作《松下高士圖》(吉林博物院藏)於北平頤和園，贈肖翼之。隨後不久即獲得《江堤晚景圖》和《湖山清曉圖》。丙戌年上元(1946年2月16日)，張大千創作完成《巨然夏山圖》後攜《江堤晚景圖》訪溥儒，共度元宵佳節。應大千之請，溥儒在詩塘楷書「大風堂供養南唐北苑副使董源畫江堤晚景。無上至寶。丙戌上元。西山逸士溥儒敬題」。此即信中「兄在湖上時所乞題之《江堤晚景》」之來歷。

　　在信中，張大千明確要求門人「於《式古堂》、《大觀錄》諸書一檢北苑畫目，有《囗囗起蟄圖》或《湖山風雨》等名目相近者錄出，仍乞心畬先生楷書。如兄在湖上時所乞題之《江堤晚景》、《湖山清曉圖》，千萬速為求得寄下」，並說「此兄十年前從悲鴻先生借來，去年始易得者」。由此可知此圖即是後來定名為《溪岸圖》的那幅名作。或許是張大千尚在研究之中，還未最終確定畫作名字，所以請溥儒題寫兩個名字。如果我們以「董北苑」、「起蟄圖」和「湖山」三個關鍵詞檢索，可發現此畫在張大千的藝術人生中多次出現，僅1946年就出現過三次，以時間先後為序，分別是：

　　第一次是1946年3月19日，張大千題大風堂藏董源《江堤晚景圖》。在這篇短文中，張大千說「八年前，予客故都時，曾見此董元雙幅畫。自南北淪陷，余間關歸蜀。數年來，每與人道此，咨嗟歎賞不能自已。去秋東虜瓦解，我受降於南京。其冬予得重履故都，亟亟謀觀此圖。經二閱月，始獲藏予大風堂中，勞神結想慰此遐年，謝太傅折屐良喻其懷。米元章嘗論：董元畫天真爛漫，平淡多奇，唐無此品，在畢宏上。今世欲論南宗，荊、關不可復見，逞論輞川，惟此董元為稀世寶。予尚有澹設色湖山欲雨圖，亦雙幅，與此可謂延津之合，並為大風堂瓊璧。丙戌二月既望，昆明湖上雪後書。蜀人張大千爰」。我們知道丙戌年二月既望(1946年3月19日)之前，除了《江堤晚景圖》外，大風堂藏品中，屬於董源款的作品，只有《溪岸圖》。張大千獲得的第三幅董源作品《瀟湘圖》是在1946年12月。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斯塔爾亞洲藝術品維護研究室的檢測報告顯示《溪岸圖》是由兩幅寬度不等的畫絹雙拼而成，左幅寬20.25英吋，右幅寬23英吋，所以大千題跋中的「澹設色湖山欲雨圖」應為《溪岸圖》。張大千認為此圖與《江堤晚景》「可謂延津之合，並為大風堂瓊璧」。

　　第二次是1946年5月23日至26日的《大風堂藏書畫展覽》。5月17日張大千在成都市祠堂街四川美術協會主辦《大風堂藏書畫展覽》，展出藏品243件(套)，展覽9天，5月17日起至26日止，每天上午8時至下午7時。由於場地有限，全部藏品分三次展出，第一次展出自5月17日起至19日止，展出藏品83件(套)，2號展品為《宋劉道士湖山清曉圖》。第二次展出自5月20日起至22日止，展出藏品75件(套)，1號展品為《宋董北苑江堤晚景》。第三次展出自5月23日起至26日止，展出藏品85件(套)，2號展品為《董北苑湖山煙雨圖》。同年5月23日成都《新新新聞》以「古書畫三日一換」為標題報道了第三批次的展品，記者寫道「名畫家張大千主辦之大風堂古書畫展，從於十七日起在美術協會舉行，連日親眾甚為擁擠，該項展覽每三日更換一次。本日為更換時期，名畫甚多，有宋董北苑湖山煙雨圖、蘇東坡題竹與可畫竹、元四大家之黃千文王蒙合璧山水、梅花道人墨竹及山水、倪雲林墨竹、(黃鶴)山樵太乙觀泉圖、明四大家之沈石田雪景山水、文徵明墨筆山水、仇十洲仙山樓閣、唐伯虎醉漁圖，而以清朝郎世寧香妃圓明園、紅靈花館小憩圖為妙名貴」。在正式印刷的《大風堂藏書畫展覽目次》中，此圖的名字是《董北苑湖山煙雨圖》，時代被確定為宋。

　　第三次是1946年11月下旬，張大千攜董源《風雨起蟄圖》、《江堤晚景圖》赴上海，請吳湖帆鑒賞。吳湖帆充分褒揚了兩幅畫作的價值，在《江堤晚景圖》上題詩「晚景江隄世已尊，漚波絕調不離群。今知北苑乃宗祖，莫道南宮啟法門。龍宿郊民銷黯淡，瀟湘帝子表晨昏。鵲華衣缽洞庭脈，建業文房細共論。丙戌仲冬小雪日」。認為與《江堤晚景圖》相比，董源的另外兩幅傳世名作《龍宿郊民圖》和《瀟湘圖》均黯然失色，並在詩後作短文「大千八兄自蜀來，攜北苑《風雨起蟄圖》及此《江堤晚景圖》二巨幛見示，懸梅影書屋中若干日，坐臥其下，欣快萬狀。知北苑之氣象浩瀚，會松雪之風神，絕世自有淵源也。兄之壓箱富麗真令人艷羨不置。漫系短章幸以知己視我一粲正之。吳湖帆」。吳湖帆題跋中提及的《風雨起蟄圖》與張大千書信中提及的名字吻合。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知：張大千曾將此圖的作者確定為董源，時代為宋，名稱為《湖山欲雨圖》、《董北苑湖山煙雨圖》，而非《溪岸圖》。另外，就是1947年張大千在仿董北苑《山寺浮雲圖》中曾將此圖命名為《風雨出蟄圖》。

　　三、《溪岸圖》的修復

　　1999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斯塔爾亞洲藝術品維護研究室對《溪岸圖》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檢測。通過紅外線掃瞄、X光拍攝、數碼影像等技術手段，找到《溪岸圖》材質的物理證據，證明了它絕對是一幅公元10世紀(五代至北宋初)的繪畫作品，它原來的形式應是屏風畫，是整個屏風畫的左側部分。科技檢測專家還利用數碼影像照製作了《溪岸圖》修補區域示意圖，通過綜合研究認為《溪岸圖》經過三次修補重裱。在宋代，首次被改裱為立軸形式，修補所用材料是借用原畫中的絹，應是此畫上端部分割裁的絹。第二次重裱和鑲補的時代不詳，但它所用的絹不是原畫中同一種絹。根據黃天才《五百年來一大千》的記載，第三次重裱是上世紀60年代末由日本著名書畫裝裱師目黑三次(1912-約1990)完成，這次重裱只是在整幅畫的周邊部分鑲了些補丁。

　　在這封信中，有「少侯頃已全補完畢，只待此題額來，即付裝裱耳」句，可知此圖在1946年春曾由張大千的御用裝裱師劉少侯修復，或許就是《溪岸圖》的第二次重裱。

　　劉少侯(1895-1969)原名劉漢澤，字少侯、紹侯。河北冀縣人。九歲在王家道口讀私塾。18歲在北平琉璃廠「竹林齋」當學徒，師從劉其茂學習裝裱。「竹林齋」位於北平玉皇廟，是民國時期琉璃廠著名裱畫鋪，與萃文閣、修古齋齊名。老闆劉其茂雖然不拘言笑，被同行戲稱為「劉二寡婦」，但他對人真誠，身懷絕技，那些破碎到不可分辨、糟朽至呼氣即能吹散程度的古畫，一經他手，即能裱為原狀，真可謂化腐朽為神奇。在「竹林齋」六年，劉少侯系統學習了古書畫修復技藝。後在新華街創辦「松友山房」裝裱鋪。

　　劉少侯與張大千交往始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張大千在北平購得元代唐棣《攜琴訪友圖》，美中不足的是畫中山石、寒林處有橫向墨污，而裱畫師周龍昌又遠在上海。經朋友介紹，大千抱著試一試的態度，請劉少侯裝裱此畫。先生仰慕大千多時，今日能為其裝裱古畫，驚喜萬分，不遺餘力。二月後，古畫修復完成，張大千展畫良久，只覺古意盎然，光彩照人，反覆觀察，也未發現修補痕跡，歎為神工，遂邀至家中修復古畫。抗戰勝利後，通過劉金濤的聯繫，劉少侯與張大千重逢，隨後入川。當時張大千擁有四位裝裱師，按裝裱內容可分為兩類：一為鍾、趙二位師傅，只做展覽的新畫，工資各一萬元；一為周、劉二位師傅，專門修復大風堂藏古書畫。張大千早年以仿製石濤出名，故知裝裱工作之艱辛和重要，特意為先生選擇了安靜場所，飲食上也精心安排，張心慶在《我的父親張大千》一書中回憶說：「劉二爺是北京人，千里迢迢，來到四川，在飲食方面很不習慣，於是父親常叫廚房專門給他做大餅、包餃子，盡量做合他口味的北方菜，要他自己說滿意才行。」1949年張大千遠走海外，劉少侯返回北平。建國後，川西博物館(現四川博物院)的領導(謝無量、馮漢驥)懂業務，知其珍稀，專門派人到北京邀請先生來成都，1951年受聘川西博物館。1969年2月4日病逝於成都。

　　劉紹侯先生技藝精湛，擅長鑲補和全畫，自己亦能作山水，常仿宋元筆意，在舊絹上繪無款山水，染色作舊後出售。為瞭解劉少侯的傳奇經歷和高超技藝，筆者採訪了四川博物院修復中心的廖定一。對於恩師的修復技法，廖老讚不絕口，將其技法要點總結成三點：1.重視準備工作。每次裝裱前，張大千都要告知古畫詳情(作者、年代、技法)及其期待的裝裱效果。先生總是反覆觀察畫作，詳盡分析材料特徵，然後考慮張大千的特殊要求(如移款、染色、接筆)，精心設計好每一個工作步驟。2.重視補全工作。在近現代書畫家和收藏家中，只有張大千真正瞭解古書畫修復的秘密。其對全色和鑲補要求極其苛刻，這與他早年仿製石濤有關。劉先生早年在「竹林齋」和「二酉山房」，花費十年時間研究挖補技法，加之有大千的指導，其鑲補技術無人能比。所用材料多為原畫的絹或紙。如果原作破損嚴重或尺幅窄小，則選用同時期(色澤、經緯、粗細均接近)的材料。鑲補完成後，考慮到展覽、出售的需求，畫作破損部位都要接筆，個別關鍵部位由張大千親自完成。最後就是將畫作重新染色上牆。所有原作上拆卸下來的材料(題籤、殘紙、裱布、軸頭)都要保存起來，以備在以後的修補中選擇使用。3.重視刺鑲(鑲活)工作。劉先生認為這道工序非常重要，直接關係到畫作的格調。先生早年配色富麗大氣，為典型的京裱風格。後與張大千交往，在鑲嵌、配色方面融合京裱和蘇裱兩家之長，整體格調淡雅素淨，上下天地用龍鳳雲鶴紋，多為月白、淡綠二色。綬帶用白綾。小邊用古銅色綾。軸頭多用象牙、紫檀、雞翅。角絆均為卷雲形，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最後，廖老感慨地說：恩師劉少侯一生修復國寶無數，除了董源《溪岸圖》外，還有敦煌莫高窟發現《晚唐四大菩薩圖》(大風堂藏)、唐棣《攜琴訪友圖》(大風堂藏)、黃公望王蒙《合璧山水圖》(大風堂藏)、唐寅《虛閣晚涼圖》、明人《荷塘聚禽圖》、金農《墨竹圖》等。他總能讓那些斷裂糟朽的古畫起死回生，重顯光彩，張大千的收藏傳奇與先生出神入化的修復技術密不可分，只可惜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少。現在學習裝裱的年輕人更是少之又少，許多絕學都已失傳。

　　四、《溪岸圖》的交換

　　張大千如何獲得《溪岸圖》，徐悲鴻在日記、書信中有詳細記載。最早的記錄是1938年12月9日《新民報》發表的徐悲鴻《西江漂流日記》，在日記中有「十月初，門興會議，歐局稍和緩，而大千至。吾本擬五日乘舟之梧州，已由樊振秋、黃旭初兩兄雇定船隻。三日李任公又由漢至，而孫佩蒼兄亦由滬至，攜得沈培老舊藏陳老蓮冊，天下之奇也，相約同赴陽朔。各方挽留，遷延至決定七日尚未成行。黃旭初先生以中秋佳節，留任公一日，於是九日方得啟碇。余新得之北苑水村巨幀，雖絹本舊損，但款及賈似道、柯九思藏印皆可見，而樹法、房舍、人物極精。其近遠山岡皴法以及全幅章法皆視內府所藏兩幀，及景祥孫藏卷，今在美國波士頓博物院者為佳，僅底本不及三幅之乾淨，則以久在南中之故。至其樹法之自然，居其先者，不可得見。言其後起，若巨然、范寬、李成、郭熙俱未之逮，其平生所作，當有不少傑構，盛名千古，非偶然也。大千見之讚歎驚奇，知我欲挾以出國，堅謂此中有許多資人深長研究處，請攜以借觀數月，余即應之。於是吾攜十大箱、六皮箱、卷板等分置兩舟」。由此記載，我們可知張大千借觀《溪岸圖》的時間是1938年10月初，即10月1日至10月9日。張大千借畫的理由是「知我欲挾以出國，堅謂此中有許多資人深長研究處」。1939年初徐悲鴻致孫多慈函云「弟得董源巨幅(水村圖)恐為天下第一北苑。大千驚奇不已，必欲攜之入川，弟即托之作一番考證(有款、及宋內府印、賈似道、柯九思藏印)。絹本頗損，但畫佳極，人物、界畫房舍、山樹、水泉均極妙」也有類似表述。

　　張大千最終獲得《溪岸圖》的時間，我們可從徐悲鴻的兩條題跋獲知。一條是1945年5月4日，徐悲鴻在《收藏述略》中的自述「吾偶得北苑巨幀水村畫，大千亟愛，吾即奉贈，大千亦以所心賞之冬心《風雨歸舟》為報，此為冬心最精之作」。另一條是1950年徐悲鴻題金農《風雨歸舟圖》，曰「此乃中國古畫中奇跡之一。平生所見，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圖》、《宋人雪景》、《周東村北溟圖》與此幅可謂現世界所存在中國山水畫中四支柱。古今雖艷稱荊關董巨，荊董畫世尚有之，巨然卑卑，俱難當吾選也。1938初秋，大千由桂林挾吾董源巨幀去。1944春，吾居重慶，大千知吾所愛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贈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畫品為重，不計名字也。1950悲鴻記其因緣如此」。由以上兩條可知：1944年春，也就是張大千借觀此畫的第六年，他委託好友張目寒將金農《風雨歸舟圖》贈與徐悲鴻，完成交換事宜。至遲至1945年5月，張大千最終獲得《溪岸圖》，這幅讓他「驚奇不已，必欲攜之入川」(徐悲鴻語)的「天下第一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