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作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他被後世奉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一代完人」。他的哲學思想是明代影響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影響深遠。

王陽明不僅學問精深、文章昌達，書法造詣也頗高，行墨間有俊爽之氣。

《王陽明全集·年譜》記載了王陽明對修習書法的認識：

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

後來他讀明道先生（即北宋大儒程顥）論書法曰：

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王陽明由此感慨生發道：

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他創立「心學」，提出了「致良知」學說，在世界哲學史佔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由門人輯成《王文成公全書》38卷。史稱其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

王陽明不僅是一個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而且也是一個書法家。

在書法上，王陽明也有極高造詣。他曾對弟子說：「我開始學習寫字，對照臨摹古人的字帖，只是得到字的形狀。後來拿起筆來不輕易落在紙上，專注思索，靜心思考，在心裡構造它的形狀，時間久了才開始懂得它的法則。」

王陽明的楷書沉著剛勁，端莊高雅，《時雨堂記》、《紀功碑》等風骨峻邁，蔚然莊嚴；行書《矯亭說》、《四箴卷》、《紀夢詩題壁》等神采蒼秀，筆勢縱逸，蘊藉而雋逸，豪放而舒展；草書筆意清新，瘦勁堅挺，隨意為之而無飄浮之嫌。特別在龍場貶謫期間所書《何陋軒記》、《象祠記》行筆疾如風雨，矯若龍蛇，縱橫跌宕，變化萬端，是神韻超逸、氣勢豪邁的佳作。

明中後期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徐渭稱讚王陽明書法說：「古人論右軍（王羲之）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王陽明）乃不然，以人掩其書。觀其墨跡，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已傳矣。」書法家朱長春評價其書藝時說：「公書法度，不盡師古，而遒邁沖逸，韻氣超然重表，如宿世仙人生具靈氣，故其韻高冥合，非假學也」。

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歸莊讚譽說：「陽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於書法如此，豈非藝即道耶？余學道不成而謬以能書名，既恥為一藝之士，其敢不勉。」在《中國書法史論》中，陳雲君評價說：「他書法學晉人，守古法中風韻悠長，儒人重書古使之然也，陽明力行。他初學《聖教序》，甚得右軍之法，偶參時人筆意。因為本人為政府中官吏，所以習氣難免，幸知時弊，其書重雅而摒俗」。國際陽明學研究大師、日本九洲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稱其書法「骨挺神駿，筆勢飄逸，流暢清麗，有弘毅駿拔飄逸之氣象」。

思想成就：哲學思想與個性儒家

陽明子不僅是宋明心學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赫赫，故稱之為「真三不朽」。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國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因此，王陽明（心學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王守仁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書法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非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

因他曾在余姚陽明洞天結廬，自號陽明子，故被學者稱為陽明先生，後世現在一般都稱他為王陽明，其學說世稱「陽明學」。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王陽明生於明朝中期，此時政治腐敗、社會動盪、學術頹敗，陽明子試圖力挽狂瀾，拯救人心，乃發明「身心之學」，倡良知之教，修萬物一體之仁。

王守仁是我國宋明時期心學集大成者。他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用以對抗程朱學派。他說：「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並以此作為講學的宗旨。他斷言：「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認為為學「惟學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而已。」

要求用這種反求內心的修養方法，以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並進」說，旨在反對宋儒如程頤等「知先後行」以及各種割裂知行關係的說法。他論兒童教育，反對「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主張「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以達到「自然日長日化」。他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後，形成了陽明學派，影響很大。他廣收門徒，遍及各地。死後，「王學」雖分成幾個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見其長。

他的哲學思想，遠播海外，特別對日本學術界以很大的影響。日本大將東鄉平八郎就有一塊「一生伏首拜陽明」的腰牌。他的弟子與心學影響了很多人：徐階，張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揚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他非常熱愛故鄉的山山水水，回故鄉時，常遊覽名勝古跡，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豐。他死後，由門人輯成《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是《傳習錄》和《<大學>問》。 　

他將心學凝成四句話，即心學四訣：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余姚「四碑亭」，留有紀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賢王陽明故里。楹聯：曾將大學垂名教，尚有高樓揭瑞雲。橫額：真三不朽。

陽明學：心學和知行合一

王守仁繼承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守仁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

王守仁留有三本傳世之作《傳習錄》、《陽明全書》（即《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門人所輯）、 《大學問》。《大學問》被認為是王陽明最重要的哲學著作。

《大學問》是王陽明的主要哲學論著，反映了他的世界觀。「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慾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慾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慾之蔽，以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戒慎保真人性本善，良知現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懼，所謂「慎獨」（獨處時猶如在大庭廣眾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禮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沒有絲毫不善夾雜，「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使心靈不受任何染污，這樣良知自能百發百中。王陽明解釋說：「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間斷），則天理長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合乎禮節），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間斷）。孰謂敬畏之心反為灑落累（牽累）耶？」

陽明學在現代中國仍有廣泛影響。現代新儒學的開山祖師之一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都繼承並發展了陽明學。著名學者徐梵澄經過幾十年對中國，印度，歐洲思想研究以後，在晚年也對陸王心學讚譽有加（見《陸王學述》收錄於《徐梵澄文集》第一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中國大陸的當代學者蔣慶也對陽明讚譽有加（見《政治儒學》一書）。日本近代的著名軍事家東鄉平八郎，為王陽明學說所折服，隨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陽明”。蔣中正也是王陽明學說的信徒，並因此將台北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思想主張：

1、心外無理

　　王守仁秉承陸九淵的學說，使陸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因此他們被稱為「陸王學派」。陸九淵從「心即理」說出發，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王守仁並不滿意陸九淵的解釋，他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雖亦未免沿襲之累」。 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陸九淵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則明「天理」。故王守仁強調：「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

2、知行合一

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守仁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他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王守仁認為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如果只是自稱為知道，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比如，當知道孝順這個道理的時候，就已經對父母非常的孝順和關心；知道仁愛的時候，就已經採用仁愛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於確實的按照所知在行動，知和行是同時發生的。他的目的在於「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對於朱熹的「先知後行」等分裂知與行的理論，王守仁在他學生編著的《傳習錄》中是這樣理解的，古代的聖賢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認為這樣下去會造成浮誇的風氣，於是開始強調要知，更要行，而後世的人就理解為要先知而後行，這就錯誤的理解了聖賢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學、東北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把它作為校訓的一部分。

3、致良知

　　王守仁經歷過百死千難的人生體驗，在五十歲時提出猶如畫龍點睛般的學說宗旨「致良知」：「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現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懼，所謂「慎獨」（獨處時猶如在大庭廣眾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禮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沒有絲毫不善夾雜，「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使心靈不受任何染污，這樣良知自能百發百中。王陽明解釋說：「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間斷），則天理長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合乎禮節），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間斷）。孰謂敬畏之心反為灑落累（牽累）耶？

4、唯求其是

　　王陽明倡「君子之學，唯求其是」的「求是」學風，並多有闡發。時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學把它作為校訓的一部分。

5、士農工商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中提出，「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管仲）。」王陽明認為士、農、工、商「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且進一步說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他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節庵公墓表》）王陽明《傳習錄拾遺》說：「雖經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此說被稱為「新四民論」。

政治主張：

1、明賞罰

主張明「賞罰」以提高統治效力，行德治禮教以預防「犯罪」他認為：賞罰乃「國之大典」，應當受到充分重視和正確地加以使用。而當時「盜賊」日益增多，是由於「招撫」太濫，「招撫」太濫是由於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於沒有很好地實行賞罰，以至於「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像這樣法令不明，賞罰不信，即使有百萬的兵力，也是沒有用處的。他還主張「賞不逾時，罰不後事」，認為過時的獎賞，等於沒有獎賞，過時的懲罰，等於沒有懲罰，都起不到勸善懲惡的作用。這些主張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提高統治效率，以「破山中賊」。

2、量情法

強調執法要「情法交申」，區別對待他反對「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例如處理「宸濠之亂」的反叛人員時，主張只對主犯處以極刑，至於各「從逆」的人犯，則認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於重」，不如「俯順輿情」，判處永遠充軍，使「情法得以兩盡」，「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在另外一個「告示」中，他甚至宣佈對於脅從「作亂」的人，免於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這樣作既使得「讒諛知警，國憲可明」，也顯示了朝廷的「仁慈」。這正是他的「綏柔流賊」策略在法律上的具體運用。此外，他還主張適用法律要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在「地裡遙遠，政教不及」的邊遠地區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況下，一切「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事務，都可以從當時當地的實際出發，作權宜的處置：「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眾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則下，他已注意到運用法律的靈活性問題。

重綱紀

求重視「綱紀」，整肅執法之吏，杜絕「法外之誅」他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對那些寅緣竊踞官職的豪門勢家子弟的不法行為，如居心刻薄，「騷擾道路，仗勢而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的情況，要大力加以整肅，特別是對「戾於法」的執法之吏，應當嚴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審判中，「刑曹典司獄訟」，事情「繁劇難為」。他們往往受到權貴的拂抑和牽制，以至使得依法斷獄之詞，「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阱」。

在這種情況下，要使他們「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是很難的。這就尤其要從整肅吏治、嚴明賞罰入手，消除執行法律的阻礙。他還力主加強監獄管理，杜絕「法外之誅」，指出京師的「提牢廳」，是「天下之獄皆在焉」的重地，負責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對待，特別對於「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啟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飢渴疾病之殊養」，甚至於微賤到「箕帚刀錐」、「滌垢除下」的事，無不應當認真注意，以「身親之」。這樣才能既防止「變故不測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輕棄之於死地」。他還強調，獄中囚犯的再行「犯罪」，並非全是「禁防之不密」，還有促使他們再犯的監管不當的原因。所以只有監獄裡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誅」，才能避免「弊興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