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涼寺史前墓地》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對芮城清涼寺墓地考古發掘成果的正式報告（以下簡稱《清涼寺史前墓地》），發表了355 座土坑豎穴墓葬、2 座房址、7座甕棺葬的資料。《清涼寺史前墓地》將其分為四期，依期別和遺跡編號順序，介紹了全部遺跡及其包含物情況，分析了其年代早晚、文化歸屬和墓地佈局，公佈了環境考古、人骨特徵與病理分析、食性分析、人骨鍶同位素比值分析、動物骨骸研究、玉石器用料研究等多學科研究的成果，並推測墓主人職業可能與鹽湖開發有關，最後總結討論了墓地反映的文化過程。

《清涼寺史前墓地》對材料的公佈頗為詳實，尤其對田野調查、發掘過程中的思路、困惑和得失，毫不隱晦，娓娓道來，彌足珍貴。清涼寺墓地僅在11 座土坑豎穴墓中出土16 件陶器，這無疑會對於分期研究造成很大困難，但《清涼寺史前墓地》還是根據墓葬頭向、形制、規模、排列、隨葬玉石器等，反覆斟酌，將其分成了四期。認為第一期17 座土坑豎穴墓及房址、甕棺，屬於所謂「棗園文化中後期」或「廟底溝文化早期」，這與部分墓葬人骨測年數據中心值在公元前3935~前3865 年基本吻合；第二、三、四期共338 座土坑豎穴墓，屬於所謂「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龍山文化」範疇，與部分墓葬測年數據中心值在公元前2358~前1801 年之間沒有明顯矛盾。對二、三期所出15 件陶器的類型學分析，也大體支持分期結論。說明《清涼寺史前墓地》的分期和年代判斷應該大致符合實際.

《清涼寺史前墓地》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在大部分墓葬缺乏隨葬品，尤其缺乏陶器的情況下，將全部墓葬都確定期別，就略顯勉強。不少墓葬只有平面圖而無剖面圖，或者有些墓葬只有文字描述而無插圖，地層關係的介紹有的也缺剖面圖，這對一部以公佈資料為主要任務的考古報告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二

　　就《清涼寺史前墓地》公佈的材料看，最引人注意的，首先是二、三期墓葬隨葬的250 多件玉石器。

　　《清涼寺史前墓地》專章介紹了對這批玉石器用料的研究成果，認為多數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真玉」。但考慮到「玉」在古代中國不過就是有特殊文化內涵的「美石」，所以稱其為廣義的玉器也無不可。和東部的良渚文化等相比，這些玉石器或許算不了什麼。但對歷來較少玉器發現的中原地區來說，卻至關重要，可以和同屬中原龍山的陶寺、石峁相提並論。

　　這批玉石器，主要有鉞、多孔刀、璧、環、琮等。鉞和多孔刀當屬武器類，鉞一般被認為具有軍權象徵意義，多置於墓主人胸部附近，其中鉞的穿孔端附近常有與其配套的穿孔長方形器，部分鉞的上緣有三四個凹槽，很有特色。璧、環、琮套在墓主人臂腕為飾品，與良渚文化那些厚重琮、璧功能肯定不同。具體來說，二期墓葬基本都是僅可容身的小墓，但不少墓葬還是隨葬鉞、刀和璧、環類玉石器，而且有鉞、刀者以男性佔據絕對多數，顯示出武士或者軍事小首領的形象。可見二期墓葬墓室雖小，但並不普通。考慮到二期189 座墓葬有早晚之分，代表的日常社會人數當有幾十人，就可能是一個擁有一定軍事權力的大家族。三、四期墓葬墓室面積3~6 平方米，普遍較大且有二層台，已經很少隨葬玉石鉞、刀，而以璧環及其他裝飾品為主，顯見社會發生了較大變化。三、四期共有149 座墓葬，代表的日常社會人數當和二期近似，就可能是一個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大家族，並且很可能與二期人群一脈相承。另外，雖然這些玉石器的原料主要可能來自當地，但如《清涼寺史前墓地》所言，其原料開採、製作加工，「需要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只有積攢了大量財富的部族或集團，才有能力參與以玉石器製作為代表的奢侈手工業生產」。就晉西南地區來說，清涼寺二、三、四期墓葬所代表的大家族當處於社會高層，是當時區域社會已經出現階級分化的反映。但就這個大家族內部而言，墓葬大小相若，談不上什麼貧富分化。

　　儘管中原地區此前也有過少量玉器，但清涼寺這批玉器顯然主要並非當地傳統的延續，而是如《清涼寺史前墓地》所說，反映了一個「文化匯聚」的過程。《清涼寺史前墓地》認為，二期的璧、環類可能與良渚文化有關，多孔刀與薛家崗文化傳統有關，鉞可能是當地傳統和良渚文化的結合；三期新出的琮與良渚文化有關，牙璧可能與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有關，梳形器可能與紅山文化相關，三期的部分玉料可能來自於西北地區，等等。另一方面，這些器物其實都和上述東部諸文化的同類器都有一定差別，所用玉石料也基本為當地出產，因此《清涼寺史前墓地》認為只是對東部文化「觀念方面的借鑒」。所以，理當在晉西南當地有此類玉石器製作中心！我曾經提出，陶寺文化的鉞、廚刀、琮等很多因素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傳統，陶寺文化的形成「是東方文化西移，並與當地文化融合的產物」，並論證了東部人群西遷的可能性。至於清涼寺玉器，理當與陶寺存在密切關係，與陶寺玉器有著大體相同的來源背景。另外，《清涼寺史前墓地》還說，「陝西地區龍山文化、甘青地區齊家文化」均存在與清涼寺風格相似的玉石器，「以清涼寺為代表的中原文化為東、西兩大文化區之間的傳播提供了交流的舞台」。這應該是符合實際的認識。我也曾討論過這類玉器從晉南傳播到陝北和甘青寧地區的可能性。

　　清涼寺三期墓葬發現了兩件虎頭狀小玉器，《清涼寺史前墓地》認為和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相似，表明當時受到來自南方的影響。這就還有商榷的必要。首先，在長江中游地區出土玉器的龍山時代遺存，都屬於龍山後期，按照我以往的觀點，那就已經不屬於石家河文化，而是受中原王灣三期文化強烈影響而形成的新文化，有人稱其為肖家屋脊文化或後石家河文化。其次，肖家屋脊文化或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是突然出現，我早就提出其來源可能在海岱龍山文化或者中原龍山文化。

　　三

　　《清涼寺史前墓地》稱，清涼寺墓地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殉人最多的史前墓地」。的確如此。

　　殉人現象主要發現於三期，「可以確定擁有殉人的墓大約占本期全部墓葬的一半左右，如果所有墓葬均不經擾亂，擁有殉人的墓葬所佔的比例必定會更大一些」。《清涼寺史前墓地》所劃分的三期墓葬共105 座，就是說該期至少有50 座以上的殉人墓葬。殉人以孩童為主，也有少量青少年和成人，每墓殉葬1~4 人，總數當在百人左右。殉葬者一般位於墓室邊緣角落或二層台，或跪蹲，或蜷縮，或俯身，與墓室中間仰身直肢葬的墓主人形成明顯對照。但這些殉葬者畢竟都有一定埋葬姿勢，有的還隨葬玉器等，地位也高低有別。另外，二期已有幾例近似殉葬的特殊墓例。

　　如此大規模的殉葬墓很是特殊，前所未見，出現原因頗費思量。雖然二、三期墓葬在當地應該屬於較高級別的大家族所有，但也不見得就最高，更比不上其北的陶寺大中型墓葬，以及其東的龍山文化西朱封大型墓等，可陶寺、西朱封等處卻都不見殉人現象。可見殉人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等級或者禮制並無必然聯繫。

　　《清涼寺史前墓地》根據部分殉人的「江淮食性特點」，推測這些殉人有部分來自南方的可能性，進而與運城鹽湖的開發相聯繫。「分別生活在兩個不同地方的人在食鹽外銷主導權的爭奪中發生衝突」，於是很多江淮人就被殉葬。這無疑是一種值得重視的新穎觀點。不過看《食性分析》這一章，結論是清涼寺居民食譜特徵總體上是「以C4 類的粟、黍等植物為主，並食用少量家養的動物」，「成年和兒童殉人中既有本地食譜結構的，也有食用較多C3 食物的例子，說明殉人來自部族北部和外部都有可能」。並未指明是否與江淮或者南方有關。人骨的同位素比值分析也是認為部分殉人可能外來，也未討論來源地點。

　　公元前3500~前1500 年之間，曾在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等當中發現少量成年男女合葬墓，齊家文化似乎還存在男直肢女屈肢的男尊女卑現象，不排除具有一定程度的殉葬性質，但更多被理解為夫妻合葬，這與清涼寺墓地殉葬者以孩童為主的情況並不相同。與清涼寺類似者，只有江蘇新沂花廳墓地的情況，其中10 座大墓裡有8 座存在殉葬，殉人多為孩童，嚴文明先生將其解釋為「碰撞與征服」的產物，也就是良渚文化人群北上征服大汶口文化人群後出現的特殊現象。《清涼寺史前墓地》將清涼寺殉葬墓的出現與不同人群間的衝突相聯繫，應該是一種合理的推測。但是否就是由於同南方販鹽人的衝突？卻還不能確定。

　　按照我以往的認識，以垣曲古城東關「廟底溝二期文化」中、晚期為代表遺存，實際上已經進入龍山前期。從所出10 余件陶器來看，清涼寺二至四期遺存相當於東關「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或更晚，屬於龍山前期偏晚至龍山前後期之交。龍山時代前後正是各地文化格局重新調整的時期，人群間矛盾劇增，衝突頻繁，風雲變幻。在晉西南的周邊，北和西北方為擁有石峁古城的強悍的老虎山文化，東方為城堡眾多的後岡二期文化和龍山文化，東南為有著王城崗古城的王灣三期文化，西方為客省莊二期文化和齊家文化。這些周邊文化的因素其實都或多或少在晉西南有所發現，反映該地確為多元文化碰撞匯聚的漩渦之地。尤其老虎山文化雄踞北方，與晉西南人群之間經常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大。清涼寺的殉葬現象或許就與此背景相關，殉人有來自北方地區的可能性。石峁古城就曾發現好幾處頭骨坑，或與清涼寺的殉葬互可比擬。有戰爭就有和平、有交流，石峁的玉器或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受晉西南影響而出現。

　　四

　　清涼寺墓葬還存在令人髮指的毀墓現象。

　　據《清涼寺史前墓地》描述，第三、四期墓葬整體較大，絕大部分被「盜擾」，尤其三期中部最大的那些墓葬。「在盜洞或擾亂後的墓室內發現精美玉石器和其他器物，表明了盜擾墓葬的主要目的並非獲取玉石器等珍稀的隨葬品」。這顯然就不是一般的盜墓，而是有目的的毀墓行為。盜毀位置選擇準確，應當有墓上標誌，距離下葬年代也不會太久。最有趣的是，有座墓葬（M269）的「盜洞」裡竟然有一件可復原的直口肥袋足鬲。以致於《清涼寺史前墓地》雖然仍推測毀墓可能與「食鹽銷售集團與當地其他群體之間的尖銳矛盾」有關，或者也可以理解為與來自江淮地區人群的衝突有關，但也承認可能「有來自臨汾盆地的部分人員參與」。無論如何，《清涼寺史前墓地》將其與不同族群間的衝突聯繫，而非「階級鬥爭」的產物，這一點應該是符合實際的。只是這種毀墓現象並非只發生在清涼寺。在襄汾陶寺，在臨汾下靳，很多同期的較大墓葬都被毀，彼此理應存在關聯。

　　在陶寺古城遺址，與中期墓葬被毀相關的， 還有城垣被毀、屠殺亂葬、摧毀女性等現象。發生這場暴力事件的時間，當在龍山前後期之交，大約公元前2200~前2100 年之間。早在陶寺古城發現以前，我們就已經根據類型學排比，看出臨汾盆地龍山前後期間發生了重大文化變遷，提出正是北方地區以帶鋬鬲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人群的南侵，導致臨汾盆地文化格局劇烈變動。此前可稱陶寺類型或陶寺文化，此後可稱陶寺晚期類型或陶寺晚期文化。照此推理，北方人群繼續南抵黃河岸邊，掠地毀墓，也自在情理之中。

　　但由於目前陶寺、石峁城址等的分期年代還有待細緻梳理，清涼寺墓地陶器太少而難以有更為準確的相對年代，因此，北方人群南下、北方文化南漸的具體過程還看得不十分明晰。即如M269 「盜洞」 裡的肥袋足陶鬲，已然屬於龍山後期偏晚階段，年代當明顯晚於龍山前後期之交。如果所有毀墓現象發生於這個時候，就和上述北人南下時間並不完全吻合。但或許還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毀墓在前，而M269 的被盜在後？這些疑問的解決，最終還有賴於更多像清涼寺墓地這樣的重要考古發現。

　　文明溫恭與血腥暴力，禮樂和諧與階級鬥爭，聯盟和平與部族戰爭，都不過是一枚鏡子的正反面，至少在古代社會是這樣。《清涼寺史前墓地》，就給了我們一枚這樣的「風月鑒」，正面被隨葬的精美玉石器襯托得光彩奪目，背面則是充滿暴力血腥的殉葬毀墓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