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有一件珍貴的文物，出土於河南省臨汝縣紙坊公社閻莊大隊（今汝州市紙坊鄉紙北村閻莊自然村），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考古價值傲然屹立於中華國寶之巔峰，200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64件不可出國展出的珍貴文物──國寶「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做為當年第一位發掘出「鸛魚石斧圖彩陶缸」的李建安先生，至今鮮為人知。現在汝州計生委工作的譚國強與李建安交往有數年之緣。作為發現者的見證人，他將所知的發現鸛魚石斧圖陶缸有關往事敘說出來，以饗關注「鸛魚石斧圖彩陶缸」的廣大朋友。

李建安，1953年7月出生，為汝州市紙坊鄉紙南村第十村民組人。1972-1974年在本大隊做民辦老師，1975年應徵入伍。1978年4月，從雲南騰沖退役回家沒多久的李建安，被紙坊公社招收為合同制工人，分配到公社文化站當文化幹事。由於工作需要，李建安曾被派往洛陽學習過《文物法》。同年10月，他隨洛陽地區文物處參與到紙坊中山寨村大墓群考古發掘，對文物工作有一定經驗。

1979年春節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買菜時，偶爾從紙坊鄉紙北村一位60多歲的老漢那裡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該村蘋果地發現了不少紅陶片。吃過早飯後，他便準備好工具，迅速趕往知情人描述的現場—紙北大隊閻村東距黃澗河西岸60多米處一竹園附近。到達現場後，他從一個沒挖好的蘋果樹坑中撿出一部分紅陶片，經過20多分鐘的拼湊，一個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顯現出來。這時，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時所學的一些知識得到應用，他初步把此物確定為二次甕棺葬紅陶尖底瓶。後來，發掘成果進一步擴大，他一個人在原蘋果樹坑的東西向拓展挖開了一個長560cm、寬80cm、深85cm的土坑。經過一天半時間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紅、青兩種顏色大小直徑、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個，其中只有第12個陶缸上有鸛魚石斧的圖案，其餘的均無任何圖案。因為這個陶缸上有圖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發現陶缸邊沿有一個高約13公分分長呈三角形的口子（當時不在意，李建安分析是大隊移土時車輛輾軋所致，此缺口至今沒有找到）。當挖出第13個陶缸時他實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這樣他分3次把這13個陶器，運到自家的院落裡，這便成了13個陶器出土後的第一個落腳點。休息幾天後，他開始對這13個陶器進行清理。在清理中，他發現陶缸和尖底瓶裡裝的是土和人骨頭。家人知道後，以放在家中晦氣為由，極力反對他把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馬上送走。無奈之下他用架子車把這13個陶器運到紙坊公社東院（韓家祠堂主房下東第一間平房內）他的辦公室，這是13個陶器的第二個落腳點。由於當年譚國強也在紙坊公社上班，與李建安的房間只有一牆之隔。譚國強聞訊後看到其中一個陶缸上有鳥、魚、石斧圖案時，當時他問：「你弄這些玩藝這麼下功夫幹啥哩，能值幾個錢？」他激動地告訴譚國強：「這裡的東西可是國家的寶貝，不是值幾錢的問題！」當時人們普遍沒有文物保護意識，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批陶缸的珍貴性。後因人事調整，他和13個陶器也隨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間辦公室內，這是13個陶器的第三個落腳點。

在此期間，李建安曾多次與原臨汝縣文化館聯繫，請求早日把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於當時臨汝縣考古工作比較滯後，工作人員對陶器的有關知識瞭解甚少，再加上重視程度不夠，此事拖了又拖。時隔二年多後，即1980年春節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請求終於有了結果，他興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車拖著架子車，沿著洛界公路，經過一個半小時行程到達原臨汝縣文化館。時任文化館館長的張久益親切接待了他，並對他所做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同時贈送其5雙線手套以資鼓勵，這是13個陶器的第四個落腳點。

時至1998年1月8日，譚國強和兩位同事一起到北京出公差。他們三人在閒暇之餘到歷史博物館（現為國家博物館）參觀，步入歷史博物館沒多久，離譚國強大約20多米處的那個帶圖案的陶缸進入譚國強的視線。當時譚國強和同去參觀的同事開玩笑說：「前邊那個陶缸是1978年在原臨汝縣紙坊公社紙北大隊閻村出土的，不信你去看看。」同事還半信半疑地說：「真的假的？」當他跑到展櫃前一看傻了眼，確實如譚國強所說。譚國強驕傲地告訴同事說：「為什麼我瞭解這個陶缸呢？因為它出土後在我宿舍門前放置半個多月的時間。」參觀過後，譚國強才感覺到此陶缸的非凡價值。後來，為更進一步瞭解「鸛魚石斧圖彩陶缸」的有關情況，譚國強多方查找資料。「鸛魚石斧圖彩陶缸」是用夾砂紅陶土盤拉成型，彩繪燒成，總高47厘米，口徑32.7厘米，底徑19.5厘米，敞口、圓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個對稱的鼻鈕，腹部一側有一副高37厘米的、寬44厘米的《鸛魚石斧》彩陶飾圖。整幅圖內容分為兩組：右邊畫的是一把豎立的裝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號和緊纏的繩子，都被真實、細緻地用黑線條勾勒出來。左邊畫的是一隻圓眸、長喙、兩腿直撐地面的水鳥。它昂著頭，身軀稍微向後傾，顯得非常健美，嘴上銜著一條大魚，面對豎立的石斧。經專家用碳十四測定，它是原始社會仰韶文化時期的產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歷史，在鸛魚石斧圖被發現的30餘年時間裡，專家、學者關注有加，諸如「中國最早的彩陶畫」、「中國最早的國畫」、「中國畫的開山鼻祖」等一個個顯耀的光環，皆疊加於一身。它呈現著華夏文化的光輝，展示著中華民族的文明，在繪畫史上，這幅《鸛魚石斧圖》不僅反映了人類童年繪畫萌芽時期的藝術風格，而且以其宏偉的氣勢，體現了中國史前彩陶畫藝術創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傑出代表作，標誌著中國史前繪畫藝術由紋飾繪畫向物象繪畫的發展，展現了中國史前繪畫藝術家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思想。「鸛魚石斧圖彩陶缸」憑借珍貴的價值，2003年7月被國務院確定為64件不可出國展覽的文物之一，現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的藝術性和科學性，國內外專家還在不斷探討深入研究。從民族藝術而言，它證明了我國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點、線、面的藝術表現方法和繪畫法則，整個器皿和構圖展示出一種較強的民族時代精神與藝術魅力。從科學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夠利用黏土，經水濕潤，塑成一形狀，彩繪加工，乾燥燒成，整個工藝流程掌握得既熟練又恰到好處，展示了先民開發大自然，利用化學變化創造發明的科技水平。《國寶大觀》一書中認為「鸛魚石斧彩陶缸」堪與印第安人的圖騰柱相媲美。

後來國寶鸛魚石斧圖彩陶缸是如何來到北京，走進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當事人李建安和見證人譚國強均不得而知，經汝州市文史愛好者楊占營先生的考據和查找資料，終於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1980年燈節的前幾天，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命運出現了重大轉機，一個重要人物發現了他的價值，他就是時任鄭州市文聯主席的張紹文先生。燈節在即，回到家鄉汝州（當時稱臨汝縣）的張紹文先生與侄子張天慶一同到文化館訪友。進入文化館大院，一眼就發現一件古陶器擺放在院中的乒乓球桌面上，他快步走上去，發現上面竟繪有鸛、魚、石斧的圖案。張紹文當即告訴文化館工作人員說：「陶器上面的畫太有價值了。」他當即找人進行了拍照，又命從小喜歡書畫的侄子張天慶找來紙筆進行描摹，（張天慶因此獲得了第一手資料，由他仿製的「鸛魚石斧圖彩陶缸」格外逼真，被國內多家博物館爭相收藏），並當場命名為「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到鄭州後，張紹文分別向有關部門領導作了匯報，並撰寫了一篇題目為《原始藝術的瑰寶——記仰韶文化彩陶〈國寶鸛魚石斧圖彩陶缸〉》的論文。文章中寫道：「筆者今春燈節返故鄉，在文化館陳列的這批仰韶文化陶器中，發現了一件陶缸上繪有一幅罕見的原始繪畫，非常驚奇，於是進行了臨摹、拍照，定名為《鸛魚石斧圖》（簡稱《陶畫》）。」並給予了很高評價，「這幅原始繪畫，是一件稀有的傑作。」「那自然生動，無趣無窮的藝術形象，無疑應列入『神器』中去了。」「可以說，截至目前為止，這幅《鸛魚石斧圖》是中國能見到的最早的一幅繪畫。」毫無疑問，張紹文是第一個發現「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巨大價值和進行研究的人。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專項調查組進駐臨汝縣，調查組的成員有省博物館的湯文興、縣文化館的張久益、縣文化館辦公室主任晉明德等人。調查結束後，由湯文興同志執筆，撰寫了一份署名「臨汝縣文化館」的《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閻村遺址面積約25000平方米，文化層厚約1-3米。1964年以來不斷出土甕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鏟、骨針和大量的砂紅陶片。1978年11月間，當地社員挖出了十一座甕棺葬，還有一些甕棺葬出土後已被砸毀。加之調查時又發現的幾件，共採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徑32.7厘米、底徑19.5厘米。敞口、圓唇、深腹、平底、紅砂陶質，沿下有四個對稱的鼻鈕，腹部一側畫有一幅高37、寬44厘米的彩陶畫，畫面約占缸體面積的二分之一，是迄今發現最大的一幅原始社會時期的彩陶畫……它不僅為研究我國原始社會以及石斧的使用與安裝提供了極為可貴的實物資料，而且在我國繪畫史上也是一件罕見的珍品。」

這兩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這兩篇文章奠定了「鸛魚石斧圖」的研究基礎，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鸛魚石斧圖彩陶缸」被緊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館，這是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出土後的第五個保管點，繼而榮登中國歷史博物館之神聖殿堂。這是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出土後的第六個保管點，至此也成為現在的最終存放點。目前，在首都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鸛魚石斧圖彩陶缸不斷地接受著全世界人民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