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0日，2018年六大考古新發現開始評審。從獨特葬式的青塘遺址到葬儀多樣的城河遺址、從規劃有序的蘆山峁遺址到列土封疆的劉家窪遺址、從漢晉古城到金代行宮，哪些重要考古發現能夠入選。
廣東英德市青塘遺址——華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 

　　青塘遺址包括黃門巖1~4號洞穴、獅頭巖、朱屋巖、吊珠巖及仙佛巖等多處洞穴地點，是華南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典型洞穴遺址。2016~2018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英德市博物館等單位通過對黃門巖1~4號洞穴進行考古發掘，並對周邊石灰岩洞穴進行系統調查，在青塘遺址發現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連續的地層堆積，為華南—東南亞新舊石器過渡階段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標尺，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處重要遺跡，出土古人類化石、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動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遺存等各類標本一萬餘件。

　　最值得一提的是通過考古發掘在黃門巖1號洞穴發現了一座墓葬，出土保存較為完整的人骨化石一具，其葬式為蹲踞葬，年代距今約13500年。這是中國年代最早的可確認葬式的墓葬，也是廣東境內保存最為完整的距今1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墓葬和人骨化石的發現對於研究舊石器時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現代人行為複雜化發展、區域現代人體質演化與人群擴散等方面具有重大價值。與此同時在黃門巖2號洞穴發現了距今2萬餘年、華南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在三個不同層位發現早期陶器，其中第5層發現了距今1.7萬年、廣東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早期陶器。

　　青塘遺址的特殊性在於其作為洞穴地點群，展現了華南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聚落形態特徵，全面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以來現代人行為複雜化發展的新階段，系統再現了中國南方從狩獵採集社會向早期農業社會過渡的歷史進程，為深入探討舊大陸東部現代人出現與擴散、東亞與東南亞史前文化交流、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等提供了新契機。

報告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鎖強
點評專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高星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點評：青塘遺址是華南史前考古的一項新的突破，為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落形態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將青塘遺址與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巖，福建奇和洞，廣西婭懷洞、白蓮洞，貴州牛坡洞、招果洞等遺址的相關材料聯繫起來，可以看到區域性一個時段內人類演化與發展的總體格局與脈絡，這為通過深入探討現代人群在華南和東南亞的擴散、適應、遷徙等，來追溯現代族群的形成過程提供了宏觀的視野和微觀的研究素材。青塘遺址雖並非新的發現，但其在新的理念和科技手段的支撐之下取得的成果，徹底改變了以前對遺址認識的局限和認識的程度。遺址很好地體現了多學科合作的理念和現代科技分析的優勢，相信這些後續分析會不斷產生新的成果，不斷改寫、深化學術界的認識，使青塘遺址具有更長久的學術生命力和影響力。

湖北沙洋縣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長江中游地區三位一體的完善聚落形態 

　　2012-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沙洋縣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城河遺址進行五次發掘和系統鑽探，對城內一般居址、陶器生產區、中心「廣場設施」、大型院落式建築及其附屬設施，乃至儀式性活動相關的特殊遺存等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與揭露。通過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築、祭祀遺存等重要遺跡的發現表明該遺址為屈家嶺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並從內部聚落形態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嶺社會的發展。

　　2017年11月，聯合考古隊在王家塝地點勘探，發現屈家嶺文化時期墓葬235座，2018年3月至今清理了其中的112座墓葬。王家塝墓地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墓葬墓壙和棺木形制清晰，並有引人注目的特徵。絕大多數為豎穴土坑墓，少量墓一側略帶「偏洞」，棺木一半嵌在偏洞中，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墓葬可見葬具，葬具痕跡包括木板棺的長方形邊框以及獨木棺痕跡，這是在長江中游首次發現史前獨木棺。此外，還發現同穴多「室」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見少量屈肢葬和二次葬。王家塝墓地隨葬品十分豐富，幾乎所有墓葬都有隨葬品，少則數件，多則60多件，除陶器外，亦有玉鉞、石鉞、象牙器、竹編器物、豬下頜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遺存。這些墓葬棺具明確、葬俗獨特、隨葬品豐富、等級明顯，清楚表明屈家嶺社會形成了完備而獨具特色的墓葬禮儀，與同時期海岱地區和長江下游的史前社會達到了同樣的社會發展程度。城河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我們觀察距今5000年前後屈家嶺文化因素的強勢北上和西進提供了新的基點。遺址經過數次發掘構建成了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體的完善的聚落形態，為瞭解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其中墓地的發現更是彌補了江漢之間這一重要地區文明演進歷程的薄弱環節，並深刻的體現了該地區在整個中華文明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報告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彭小軍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張弛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點評：城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兩湖地區除石家河遺址外擁有城址的遺址中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同時是漢水西部最大的一處，也是截至目前為止城址結構發掘最為清楚的遺址。城河遺址的城市規劃尤為清晰，尤其是從景觀方面來分析。遺址建立了以水為中心的城市規劃，其城內、城外均有水系，而且進、出水口都十分明確，為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時期兩湖地區城市規劃的景觀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此外，城河遺址的墓葬發掘十分細緻，對墓葬的分佈區域、規模、葬儀等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表示城河遺址的聚落規劃目前做的比較清楚，但其祭祀遺存、手工業作坊等都還只是線索，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陝西延安市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最早宗廟建築的雛形 

　　2014年開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對蘆山峁遺址進行了調查、鑽探，確認遺址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發現的遺跡有白灰面夯土牆體房址、灰坑、墓葬等，超過300處。最重要的發現是遺址核心區——「大山梁」的頂部確認了至少四座坐落著規劃有序的圍牆院落和建築群的大型夯土台基，相當於四座相對獨立而聯繫密切的小型夯土台城，由北向南依次為寨子峁、小營盤梁、二營盤梁、大營盤梁，似可被視為中國較早的宮殿或宗廟建築早期形態之一。2016～2018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組成的蘆山峁考古隊對大營盤梁進行考古發掘。

　　大營盤梁是由坡狀的自然山梁墊土夯築而成的大台基，其人工台基頂部分佈著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兩座小型院落構成「品」字形佈局，始建年代為廟底溝二期晚段，沿用至龍山時代末期。在它的最南端是一片小型廣場，台基北緣斷崖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山頂平台，這裡很可能是宮殿區外圍的北廣場及其相關禮制性設施。勘探資料顯示，這裡似乎存在著貴族墓地。此外，在大型房址、院牆、廣場的夯土中，多次發現以豬下頜骨、玉器奠基的現象，還發現有一定數量的筒瓦與槽形板瓦。這些遺址內發現的大量精美玉禮器、中國最早的一批板瓦、筒瓦，加之規劃有序的高層級院落、宏大的夯土台基工程，共同構成了該遺址作為區域核心聚落的標誌性要素。

房址夯土內出土玉鉞

　　蘆山峁遺址首次明確了延安地區龍山時代文化內涵，揭示了陝北中南部地區高級聚落的佈局結構，為探索夏商周院落式宮殿的形成過程找到源頭，其大規模的聚落體量，特別是「宮殿」式建築群落的出現，標誌著這一地區社會關係的複雜化。

報告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　馬明志
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趙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教授：蘆山峁遺址田野考古工作的方法、思路以及方案的設計都十分值得稱道。通過考古勘察瞭解重要區域位置，集中力量對該區域做盡可能完整的記錄，從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對蘆山峁的社會發展程度、年代、特徵等有了整體把握。特別是通過規劃嚴謹的宮城區對蘆山峁的社會發展程度有所瞭解。蘆山峁遺址填補了龍山早期陝北地區時間和空間上的空白，其位於黃河幾字形大河套的中心，成功的將鬆散的河套區域串聯起來，這對於研究蘆山峁與周邊地區文化的聯繫具有重要意義，也為進一步探討這個地區在中國文明的總進程的格局、歷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最後他表示通過蘆山峁遺址的相關發掘，使我們對其情況有了初步的把握，希望通過以後的工作在更多的具體細節上提供一些材料。

陝西澄城縣劉家窪東周遺址——推進關中東部區域考古的一把鑰匙 

　　芮國，這個歷史上與周同姓的諸侯的最後政治中心，經劉家窪的發掘得以確認。通過對遺址進行勘探和搶救性發掘，確認了遺址城址區、一般居址區和墓葬區等，明確了聚落佈局。在遺址東區中部位置的城址區屬重要建築所在，是高等級人群居住區，城址區外圍為一般居址區和墓葬區。

　　墓葬區發現墓地4處墓葬150餘座，出土了大量的珍貴遺物。值得一提的是，劉家窪遺址「中」字形大墓的樂器組合均為編鐘、編磬各兩套，豎穴土坑大墓為五鎛九鈕，並配有多件建鼓、銅鐃（鉦）、陶塤等，是目前所知反映春秋早期最高級別樂懸制度的墓葬，為周代禮樂制度及我國古代樂器發展史和音樂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M2所出的三欄木床將中國使用床榻的歷史提前到春秋早期；大墓出土的金首權杖、青銅鍑、鐵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狀金耳環、金手鐲等飾物，具有濃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特色。通過對出土遺物的形制、紋飾等分析，推斷遺址的時代屬春秋早期。在此基礎上對遺址內的城址遺跡、手工業遺存以及墓葬形制、喪葬習俗等文化特徵，青銅禮器的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組合形式，「芮公」、「芮太子」等青銅器銘文進行綜合分析，推斷這裡當為芮國後期的都城遺址及墓地。

 
大墓M2隨葬銅鼎

　　劉家窪遺址填補了芮國後期歷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東周諸侯國發展演變的典型個案，為研究東周時期關中東部諸侯國的存滅情況、與北方其他民族的交流、政治格局的變遷、人群的流動和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絕佳的資料。

報告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種建榮

點評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徐良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員點評：劉家窪遺址兩年來的成果十分巨大。他對該遺址從聚落考古角度進行田野考古發掘的理念進行了肯定，指出其對兩周時期的考古工作具有典範意義。通過梁帶村芮國墓地和劉家窪墓地考古發現相結合，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諸侯國的發展演進提供了依據，同時在此基礎上結合文獻記載，為重構芮國的歷史序列以及研究兩周社會提供了非常典型的資料。從銅鍑、漆器等出土遺物能明顯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合，為理解該地區複雜的政治局面、與其他民族的交流等方面提供了材料。他表示大遺址工作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應進一步對建築、城址、居民區等進行調查，並從研究上不斷深化，從而對遺址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四川渠縣城壩遺址——文化交融的古城 

　　城壩遺址是川東地區目前尚存的歷史最早、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古城遺址。2014~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渠縣歷史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了連續五年系統性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發掘面積共計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類遺跡438處，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口、灰坑331個、城牆2段、城門1處、房址4座、溝37條、窯6座等，出土1000餘件戰國晚期至六朝時期重要遺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出土了「宕渠」文字瓦當及竹木簡牘。10餘枚「宕渠」文字瓦當明確郭家台城址的性質，100餘枚竹木簡牘為我們全面瞭解漢晉帝對郡縣一級的管理以及普通民眾的生活提供了新材料。

 
　　在此基礎上，考古隊基本釐清了城壩遺址各個區域的功能分區，即由城址區、津關區、一般聚落區、窯址區、墓葬區、水井區等部分組成，並初步構建了遺址自戰國晚期至魏晉時期年代序列。城壩遺址「郭家台城址」的木構排叉柱磚砌門洞、街道的發現在全國少見。而其由石材構築而成的大型建築基址，在漢晉縣城遺址考古中也極為罕見，為中國漢晉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另外，處於渠江右岸的津關遺址是國內目前僅見的水路關口遺跡。該津關從西漢中晚期一直延續到魏晉時期，且各個時期的構築方式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對於瞭解漢晉帝國的水路關口具有重要意義。

　　兩漢時期，城壩遺址所處的川東北地區被納入國家體制內，逐漸接受漢文化，形成一種新的地域文化，呈現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複雜性和交融性，其與周邊地區的文化互動，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間和政治空間內複雜的族群關係。這些發現為進一步探討秦漢帝國對西南地區的經營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材料。

報告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　陳衛東

點評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白雲翔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雲翔研究員點評：城壩遺址大量簡牘以及瓦當的發現證實了漢王朝設立郡縣後對當地的管理十分有效，為探索秦漢帝國對西南地區的開發、經營和管理提供了很重要的實物依據。這種將縣的名字作為瓦當文字的情況極為少見，瓦當的紋飾特徵顯示它一方面接受了漢文化影響，一方面保留了地方特色。這為漢文化的擴展和漢夷文化的互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另外，他指出津關遺址的調查發掘十分重要，同時在遺址中出土的簡牘的發現也應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城壩遺址的發掘內容非常豐富、資料十分珍貴，意義十分重大，這與他們強烈的課題意識、明確的學術目標、科學規範的田野考古以及周密計劃之下有步驟的發掘推進密不可分。

　　河北張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春水秋山，四時捺缽 

　　2017-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禮區文廣新局對太子城遺址進行了連續的考古發掘工作，並結合文獻記載確認太子城遺址即金章宗避暑的行宮（捺缽）泰和宮。

 
太子城勘探、發掘總平面圖

　　太子城遺址城址南門、9號基址、3號院落呈南北軸線分佈（與東西牆方向一致）。南區中心9號基址是太子城內單體面積最大、規格最高的建築。城西外基址位於城西約690米處，扼太子城西谷口，為城外戍守遺跡。「尚食局」、「內」、「宮」等帶銘器物的集中出土，為其皇家性質提供了佐證。而出土遺物中的迦陵頻伽、鳳鳥紋瓦當、連弧紋滴水與黑龍江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築基址、吉林安圖寶馬城遺址出土器物基本相同，白釉「尚食局」款瓷器與河北曲陽定窯窯址出土金代後期器物完全相同，這讓我們可以確定太子城遺址年代為金代中後期（1161~1234年）。

　　太子城遺址是第一處經考古發掘的金代行宮遺址，是近年來發掘面積最大的金代高等級城址。城址雙重城垣、南北軸線、前朝後寢的佈局方式對金代捺缽制度、行宮的選址與營造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城址內出土的對應城內不同等級建築的鴟吻以及特色的瓷器組合，為研究金代官式建築以及金代宮廷用瓷製度、供御體系提供了重要資料。

報告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館員　黃信

點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　魏堅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魏堅教授點評：太子城遺址是近年來金代考古的重要突破，是北方少數民族以四時捺缽的傳統習慣修建的一處行宮遺址，其本質意義上並非一處城址。從太子城遺址的佈局體現了金代晚期到元代的建築規制，為元代城址的佈局是從金代中晚期繼承而來提供了佐證。太子城遺址是捺缽制度的延續，為研究金代考古學遺存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正因太子城遺址是完整處在金代時段的資料，使挑選出一批純粹的金代遺物作為劃分金、元時期的標尺成為了可能。他對太子城遺址的多學科合作研究以及宣傳模式表示了讚賞，希望能夠形成一處具有考古氛圍、學術價值的建築。同時他希望能在後續的發掘中進一步探討遺址的整體佈局、城內功能等，為推動遼金元考古研究提供助力。

報告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李新偉

　　此外，會上還公佈了一項國外考古新發現：洪都拉斯瑪雅文明科潘遺址8N—11號貴族居址。關於科潘遺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也一直代表著瑪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準。向來，科潘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多為美國學界的「主場」，但近些年卻在科潘遺址上出現了「中國聲音」。2015年起，由李新偉研究員帶隊的社科院考古所科潘考古隊走進南美洲熱帶雨林，探索瑪雅文明最繁榮的城邦——科潘遺址，對該遺址東北貴族居住區8N—11號聚落進行發掘。逐步完成了對北側中心建築的解剖，開始對西側北部建築進行發掘和修復。發現的24座墓葬中包括等級較高的石室墓和殉葬墓，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翡翠製作玉飾。就現有的發掘成果來看，已經為深入認識科潘城邦的社會結構、貴族與王室的關係、社會變革及其衰落等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