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犀角雕刻工藝至遲始於西漢，經歷唐宋不斷發展，至明進入了盛期。明末至康雍乾盛世這二百年間可稱是中國犀角雕刻的黃金時代，創造大量精美的犀角雕刻藝術品。

「南方之美」「兕出九德」「犀出九德」「犀之精靈所聚，足陽明藥也」等等，都是先人對犀文化的經驗總結，是否科學可以討論，但這些論點對犀文化的發展起到精神支柱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明末 犀角雕「蘭亭序」杯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將「德」的理念和行為加以規範貫注於各種物質材料，如玉德即是家喻戶曉的例證，作為「南方之美」的犀，也不能除外。劉歆《交州記》云「犀出九德」。「玉有九德」也好，「犀出九德」也罷，其實德有文化理念的含義之外還有物質的質色優越的另一側面，也就是其質色有著潤澤溫亮、黑黃輝映以及栗文、心花、撒豆斑色等等美感。有些文人藏家以欣賞犀角質色紋理之天然美為宗旨，在對犀角杯的加工上盡量保持原形及質色紋理之美，如米芾款犀角杯即屬此一類型。天然形光素杯加工過程：鏟下表皮露出有用牙，再截斷角尖，修整底沿，挖空內膛或施極單純的溝壑或癭瘤紋即可，米芾款犀角杯三行22字陽篆銘，末題「米芾」下刻「南宮」章，均為陽篆文，質潤細膩，光澤柔和，色似琥珀，器形自然，似千年古松永不腐蝕之老根傲然屹立。

明 顧季玉製犀角雕龍生九子大杯

常見的犀角杯如在上述光素天然形杯的基礎上依其角形設計、雕鐫各種圖案鏤雕作柄，內膛、背部亦可雕飾圖案，角底仰為器口，前面作柄，背面作口。依犀產地不同，有的近圓形，前有圓口，後有柄，也有的口前端伸長似流，有長身和矮身兩種杯形，足有凹足、蟠枝足、底彎曲呈吸管足、圈足、三足、四足等。杯口形隨角形作橢圓口，或取葵葉、玉蘭、芙蓉、荷葉、靈芝、桃等花形杯、葉形杯以及鼎彝形杯等多種形式，所飾圖案有松、柏、山水，牧馬、泛舟、花果、五龍、鐘鼎等紋飾。做工有陰線、陽線、隱起、鏤空、起突等多種技法，以隱起、鏤空、起突為長，這是犀角雕刻的一個重要特點。刀法剛柔巧拙鹹備，各得其宜，精粗簡繁兼而有之，但以精而繁為主，呈現了多種意匠和各自不同的藝術美，這是犀角雕刻上的另一特點。犀角表面色大多呈深琥珀色，有著一層柔美的琥珀光澤，透明性亦佳，富有靈氣。這是犀角獨有的質感，其他物質材料所不能取代的也就是其質、色、光反映的「南方之美」的犀角美，與「西方之美」的它「球琳」(即今之和田玉)，「東方之美」的「詢圩琪」(即今之岫巖老玉)相埒，並存互為輝映。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和美學的組成部分，是不應忽視的。

明代的犀角雕刻工藝

明代是犀角雕刻藝術發展的關鍵時期。唐宋犀角雕刻是何種模樣我們已無法回味和探索，但對於明代犀角雕刻我們似乎可以找到其例證，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犀角雕花果洗、犀角玉蘭花果杯、犀角秋葵葉杯、犀角芙蓉秋蟲杯、犀角荷葉杯、犀角竹芝紋杯、犀角獸面紋杯、犀角雕高足杯、犀角雕三足杯、犀角雕吸管荷葉杯等等，在刀工、紋飾、形式上雖有一定的區別，但是在形飾刀工簡括生拙的韻味上，正是明中期(成化至嘉靖中)及其之後的雕刻做工和藝術風趣。最為典型的一件就是清官舊藏犀角花果洗，從角底向上約7.5厘米處鋸斷沿口掏膛，作橢圓形淺腹杯，外壁飾隱起桃、玉蘭、竹等植物圖案，從其枝幹蟠屈成一環作器底，空白處鏤空，孔隙雖不明顯，但靈透之感業已彰顯，其圖案形狀、佈局、做工雖不夠圓渾、流暢，但頗有簡樸生拙的藝術韻味。器表呈琥珀黃色，未經染色，純屬其角本色，歷經300至400年的流傳過程，受到手掌油汗漬染、空氣腐蝕，本色變深，並非染色所致。此洗進宮的時間很可能在乾隆朝，或為蘇、浙、皖、贛等南方諸省督撫或織造、鹽政、稅關監督等內廷外派官員貢進的犀角器，並非明廷內造而是南方城鄉文人所用之器，傳到清代，貢進內廷保留迄今。以此為標準器，可以找到類似的約10件，除其中1件為郭守有先生所贈之外，其他6件均為香港收藏家葉義先生所捐贈，關於年代，均定為明或明末，可以作為明代或明末犀角杯的藝術和鑒定的標準器。

明晚期 尤侃款犀角雕「連科甲第」吸杯

犀角吸管杯清宮舊藏僅有1件，黃身黑管，黃黑映照對比極為醒目，杯身為荷葉，外飾隱起或起突的荷花、螃蟹、野蓼及水藻，下底以彎曲的蘆葦荷葉之莖加以鏤空製成。管以犀角之黑尖折上過杯口，管亦鑽通可用。飲酒人以口吮管，可從容不追地嗜酒，也有別於罰杯和教酒杯的功能。從水族花藻的形象與佈局、刻工的深峻鋒銳有餘而稍欠圓潤敦厚之感，既與明代中晚期做工不完全相同，也與清康熙朝名家犀角雕刻風格有異，所以定於明還是有著一定根據的，此犀角長度約40厘米，尖細長，頗似非洲犀牛之鼻角。這種一支犀角尖折上成管的技術是靠加溫使角變軟，折屈向上之後加固冷卻，便不再變形，穩定為所見之形制(見霍滿棠《中國犀角雕刻珍賞》)。

犀角三足器，清官舊藏中也可找到1件。犀角雕花三足杯，杯身為秋葵，外飾多種花卉，枝幹向下劈開分為三足，足尖外撇，站立甚穩，三足為鏤空束蓮、秋葵、荔枝紋。其圖案佈局、刀工與明中犀角相似。

明代仿古彝之風盛行並貫穿於各個工藝領域，不可避免地也波及犀角雕刻。如犀角加官進祿飾爵杯、犀角蟠螭紋方鼎、犀角獸面紋四扁足爐等即其重要例證。

明末/清初 犀角雕百子圖杯

與上述明中晚期做工不同的一批犀角杯，如犀角富貴萬代杯，犀角松樹飾杯、犀角玉蘭花飾荷葉杯、犀角松柏山水飾杯、犀角柳蔭放馬圖杯、犀角松舟人物杯、犀角螭虎紋龍柄杯即是。這些犀杯雖其形飾各有特色，且無一雷同者，但是與上述明中晚期犀杯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如犀角杯顏色都較深濃，顯得似為經久流傳所致，裝飾圖案多隨形佈滿週身而疏密有致，刀工深峻靈利組成一幅完善的圖畫，在藝術上已超出單純裝飾或繁縟圖案。反映了犀角雕刻的匠師們都掌握一定水平的繪畫功力，說不定由畫家改易為犀角雕刻師，能以刀代筆，在犀角上隨意揮灑，儼然就是一幅圖畫。

明代著名雕刻家有夏白眼、鮑天成、朱小松、王百戶、許滸崖、袁友竹、朱龍川、方古林等，皆能雕琢犀角、象牙之類，種種奇巧，迥邁前人(見明高濂《遵生八箋》)。其中夏白眼擅長核雕，鮑天成等7名巧匠，只有鮑天成一人留下犀角作品。犀角雙螭耳螭飾執壺，用犀角尖作蓋，上部有黑絲，蓋形如盔，鈕為淺黃色，三層，飾鋸齒紋，後嵌入蓋頂為飾。壺有流與柄，身飾四帶紋，流口稍突出，雙螭對攀至流與身間，柄與身之間兩面各有兩隻螭虎蟠繞相嬉戲。蟠螭六隻，體魄健壯，動勢敏捷，頗有漢代滾螭之生動氣韻。鮑天成系明代江蘇吳縣人，其雕技世稱吳中絕技之一，流傳至今的鮑天成款的犀角器有鹿杯、螭虎龍杯、張騫乘槎、刻字羽觴杯以及此壺，作品頗有巧思，秀麗纖巧，工藝精絕，古雅可愛(見霍滿棠《中國犀角雕刻珍賞》)。

明 鮑天成作犀角雕張騫泛槎

上述犀角雕刻製品反映了明代前後兩期的不同做工，由簡而草向繁而精的方向發展，達到了工藝精美的高度，出現了屈指可數的名工巧匠，製作了一批犀角杯等雕刻器物供帝王貴胄、豪紳富賈使用並欣賞，也成為富貴人家飲酒作樂的古雅玩器。

朝廷用犀似與象相彷彿，譬如武官八品用犀牛補子，犀角多用作帶飾，使用犀帶的人地位品級較高，皇妃、皇嬪及內命婦帶用金、玉、犀。用犀帶的有鎮國將軍，二品文武官、二品命婦、內使以及琉球中山王等(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

清代的犀角雕刻工藝

康雍乾盛世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的齊步發展，為犀角雕刻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和物質基礎，在明晚期犀角工藝的堅實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可是文獻中幾乎找不到直接或相關的犀角雕刻的記載，《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承做活計清檔》中也很少記載有關犀角雕刻的欽定活計。如果察看流傳迄今的清代犀角雕刻文物，便可知康乾盛世這百年之中犀角雕刻工藝確實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進而細審此期犀角作品，不難發現與明代犀角器做工非常接近，這為準確地劃分年代帶來難以克服的困難，這是由於缺乏斷代標準器，其名家作品真假難分的情況帶來的十分棘手的問題，況且這兩個問題絕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很可能今後若干年內都是無法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清康熙 犀角萊菔尊

北京故宮所藏的清代犀角器中，杯、匝等酒器數量較大，其他用具、造像等較少。酒器主要是杯，分為截尖平底可立的犀角杯、尖底長柄杯和吸管杯、槎形杯、果形杯等五大類。均依勢造形，因材施藝，個別的也有橫切作器的。素杯甚少，大多雕鐫簡繁相宜的圖案。有作流口或作柄的。足為平底、圈足為主，亦有三足或四足者。杯口有隨形，亦有花口或蓮葉形的。圖案有人物、山水、亭台、樓閣、梅蘭竹菊、禽鳥、蟲蝶、魚蝦、蟹螺等，也偶有歷史故實和神仙傳說、戲曲等題材，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大飽眼福。

小件犀角杯一般在高10厘米以下，屬杯中小品之作，有的還有作者名款，很有研究價值。犀角素杯以角根作口，至9厘米處截斷作底，從角口掏膛，刮除角皮，依形制杯，打磨光滑不作雕飾，染琥珀色。此杯原存內廷古董房，其年代不晚於乾隆，這是清代犀角杯最為簡古的一類。

清康熙 犀角雕「穆王八駿圖」杯

帶有工匠名款的犀角杯有「尚卿」款犀角鏤空海水雲龍紋杯，成「正透」之黑中透黃，通牙鐫刻海水雲龍紋，在口部海浪崖石上陰鐫篆書「尚卿」二字，這種隱藏石裡的款識見於唐宋書畫上，尚卿沿襲先哲傳統將款識隱匿於崖石上。尚卿身世不明，從款識上判斷，可能是15世紀早期之作，可供今後研究之參考，口內刻隱起二龍戲珠。「方弘齋」款犀角鏤空太白醉酒杯，深醬色，陽面鏤空古松一株，過枝至口內，太白橫臥於崖壑注視前方的酒罈，其酒興未盡之態躍然杯上。口內鏤空起突之螭虎，底心陰鐫盛行於宋金官司印上的疊篆「方弘齋」直行款。據考，方弘齋是明末清初時燕人，出家為僧，擅於雕刻犀角，刀法神妙，細入毫髮(趙爾巽《清史稿》)。尤侃傳世作品有小杯、大杯、吸管杯等，小杯如犀角鏤空山水人物杯，陰鐫「直生」「尤侃」圓方篆體款，這種款識常見於杯上；大杯如犀角鏤空山水人物杯，陰鐫「直生」

明末清初 尤侃款山水祥瑞犀角杯

「尤侃」圓方二篆印款。刀鋒淋漓，剛勁幽秀。犀、紋、印三全其美，殊為難得。據考，尤侃為江蘇無錫人，是清初最著名的雕刻家，康熙中葉供奉內廷犀角雕作坊(霍滿棠《中國犀角雕刻珍賞》)。亦有明人之說。如按康熙中葉入值內廷，以康熙三十一四十年(1691～1701)為界，很有可能生於明末，即1644年之前，說其生於明尚可，但其從藝於康熙初而成名於康熙中葉，可能是事實。其作品尤其上述成熟的作品應出於康熙中葉的估計是比較符合事理常情的。

由犀角鏤空竹石紋杯的雕刻風格來看，刻家通曉畫理，以刀代筆，出手不幾。此杯陽面鏤空竹石為柄，過枝竹至口內，內壁刻石紋，陰面俱刻巖壑崖壁。竹葉茂盛，環岩石而生長，刀法犀利流暢，堪稱一幅雕刻的修竹圖。

犀角福海紋杯香黃本色，通身刻水波和浪花，口部有流雲，陰面有骨朵雲。故稱福海紋，寓意幸福吉祥。刀工細膩精緻，以陰線和隱起做工為主，在犀角雕刻中極為少見，這是一種在特殊要求下的特殊手法，不適用於其他犀角雕刻，其製作年代可能在康熙、雍正二朝。

犀角雕九龍杯

犀角鏤空圍獵圖杯、犀角鏤空松山人物故事杯、犀角鏤空人物杯、犀角鏤空山水人物杯、犀角鏤雕山林雅集杯屬於高杯類型，體型高大，圖案滿佈器身，疏密有致，主題突出，刀法凌厲，剛柔相濟，確係精工之作。

以整枝犀角稍加修飾或以根部作口杯，杯口下作鏤空柄等長尖杯也是犀角杯的一種。犀角鏤空松梅紋杯，此杯甚小，高10.7、口徑12×9.4厘米，從外形來看，表皮刮除之後未作改形，也就是仍可見其正、背、口、尖組成的原形，僅僅修去卜2厘米的角尖，將其磨成圓尖。如果這一分析不錯的話，此角可能是迄今所見最小的犀角之一，它是供敬酒或罰酒時用的，亦可稱作罰杯。

吸管杯有犀角鏤空荷葉形吸管杯2件，俱為荷葉形杯，附麗花草，因其吸管的方向、形狀略有不同，給人的感覺亦有所差別。犀角鏤空蓮蓬紋荷葉形吸管杯，荷葉舒張，隨風搖曳，吸管斜上更於吸吮，雜以蓮蓬、荷花、荷葉、蒲草為飾，生動清新，精雕細刻，生機盎然，確為成功之作。

花形屈枝圓形足杯也是犀角杯的一種特殊造形，為酒杯落地穩當特將其莖枝蟠曲作足。犀角鏤空螭身葡萄葉形杯，以葡萄葉作杯，耳作螭虎，杯外飾隱起葡萄莖、蔓、須、葉、籽，以籐蔓捲成環作足，此杯是清官舊藏，杯口有多處蟲蛀痕。花枝環足杯在杯形與花枝的結合上隨意性過大，根本不符植物生長規律，隨便安插不同品種植物的枝葉花果在一起共生共榮，但作者與買家習以為常，不足為怪，甚至成了犀角杯雕刻的一種公認的造型裝飾而存在並發展下去。

十七世紀 犀角雕文殊青獅坐像

犀角杯造型、款式較為豐富，分為圓杯、橢圓杯、花形杯、八角杯、尊形杯，均有耳，均經染色，多流傳於民間。如：犀角鏤空梅枝柄有流高圈足杯，鐫「升甫」款，題蘇東坡七言詩「羅浮山下西湖上，獨佔江南第一鄉」，此旬疑釋梅花。從圖案仿古彝的獸面紋、夔龍紋及腹出三脊判斷，此杯可能是仿銅尊並加流口。這就是明清兩代包括犀角雕刻在內的工藝美術界流行的「似古」而不泥古的新觀念和新方法的有力例證。

匜、匜形器也是犀角杯中的一重要器形，犀角器口本是橢圓形，適於作流，上述角杯已見到不少的帶流的杯，這都是按照角口之形稍加雕琢而成，只能稱流形口或有流口而不是匜，所謂匜均是半個舌形口伸出器外。杯是飲器而匜本為盛水澆手的器皿，也可以用於盛酒漿，也可強作飲器。匜形似瓢，大概也是由半瓠演化而來，只是加鏨或加足、加蓋而成，其制有三足、四足、無足、圈足之別，其時代皆在西周後期以後(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所謂匜是一種帶流的杯，是對杯口的應機處理，只能說是杯口的一種形式，不是一種器形。在犀角器中確有叵或匜形器可作酌酒之用，有的則可代杯用之。如：犀角鏤空活環光素匜，流肥大而高昂，口下鏤空半環連一活環，後作橢圓形耳，底橢圓圈足，顯得流重耳輕，酌酒時要倍加小心。在用料上取縱剖，流為角口，耳為角尖，在犀角器皿中較為罕見。此外，犀角勾蓮爵式杯、犀角鏤空英雄合巹杯等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器型。

犀角光素杯，侈口，直腹，圈足，胎薄，琥珀色，底有拉丁文款，待考，可知此杯可能由外國傳教士所制。底有「奉天×××號」紙簽，說明此器原存瀋陽盛京宮殿或東陵、北陵，1914年由古物陳列所運入故宮前廷保存，1947年古物陳列所並人故宮博物院之後典藏至今。與此相類的素器尚有犀角雕花瓣口形杯，還有一件減工素器犀角鬲，器形與商殷青銅鬲甚為接近，很可能照原青銅鬲縮小雕成，鐫「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款，原屬清官舊藏，可能是由養心殿造辦處所制。這3件素器均為本色不加染色，很可能都是內廷犀角器皿。

以犀角製成的爐瓶盒三式數量很少，犀角餐餮紋小方瓶即三式中的一件，銅壓灰板、箸等熏香用小工具均置其中。

清初 犀角雕海棠春燕杯

犀角文具亦極少，犀角鏤空松鹿筆山是一小件筆山，在巨石之上橫臥一古松，其下伏臥鹿，前有猴、蝠各一，點綴其問。從岩石、古松的刻法來看，可能出自內廷寧杭刻家之手。原藏承乾宮東配，可能是后妃使用之文具。

扳指古稱鞣，本為清朝軍隊使用的控制弓弦的用具，戴於右手拇指上，以扼勒弓弦，保護拇指膚肌，免受連續射弓時給膚肌帶來傷害，除了軍人實用之外，京城及大都市富人、文士仿扳指形制以金、玉、翡翠、犀角、象牙等貴重材料製成扳指戴在拇指上，以顯示其顯赫地位及其高貴身份。犀角嵌金銀夔紋扳指，「乾隆年制」款。由養心殿造辦處遵旨所制之商絲犀角扳指，置於紫檀菱花嵌金銀夔龍紋海棠花式盒及二層套盒內，說明乾隆帝非常珍視此8件犀角嵌金銀夔龍紋扳指，確是他心愛之物，現存7件。

宗教犀角製器亦很少，這裡選介2件葉義醫生的捐贈品：犀角桃花座觀音坐像，觀音坐像手執如意，面相慈祥，可稱如意觀音；犀角雕彌勒佛，大肚彌勒身靠布袋與小兒嬉戲，一小兒掏其耳穴，使其哈哈大笑，均帶有濃郁的民俗色彩通行於民間。兩件造像均呈頭胸為黑色，腹足墊座為褐色，為二色造像，觀瞻異常，不符佛教民俗造像的常規做工，疑其必經鑾裝與開光，今已無遺痕可尋。

清十八世紀 犀角雕歲寒三友小圓盒

槎形器盛行於元、明、清三代，用玉、犀、象、木、竹等材料製作。明代犀角槎形器業已可見，清人承傳不乏其作。犀角鏤空仙人乘槎即其一例。

犀角除了整用成器或犀象配合共同組成一件復合製品之外，還有時用作某些小件常用器物上作配用材料，以提高其身價。犀角雕刻雲龍紋嵌松石珊瑚鞘牛角柄小刀，鞘用黑色犀角，鞘口與平底均施鍍金帶，嵌松石、珊瑚、青金石等寶石。犀角鞘的雲龍紋與造辦處設計的宋龍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尤其鱗紋亦非魚鱗紋，而以粟粒紋代之。可證此龍絕非造辦處常用的宋龍，很可能是蒙藏兩地藏傳佛教所用的龍紋。從金屬鑲嵌、犀角刀鞘、圖案做工判斷，可能是西藏地方僧俗官員所進之貢品。

上述清代犀角杯及其他器物顯示：在康雍乾盛世這百餘年間基本上保持興旺繁榮的勢頭，工藝上精工細作，在藝術上文雅典麗，創造了一個犀角杯藝術的黃金時代，在清代犀角雕刻史上譜寫了光輝篇章。有著以下4個特點：

1　犀角雕刻到清代康乾盛世依舊繁茂昌盛，不見衰微之跡象。除了盛世經濟、文化背景起著宏觀的推動作用外，傳統的文化基因也在起著重要的引導功效。譬如歷史流傳下來犀有「千年之壽」、犀角為「南方之美」的傳統觀念，在有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之潛在意識中，一直影響著他們的酒文化和醫藥觀。

清19世紀 巨型犀角鏤雕花果仙人杯 （一對）

2　現存的明清兩代犀角杯，內廷所作數量有限——故宮博物院舊藏犀角器僅僅74件!然在各地大中城市中，地方工商及文人卻廣泛地使用犀角杯飲酒或用作藥材，其數量之多是難以想像的。歷朝中藥店毀犀角杯作藥材之舉何至萬千，流至外國的該有多少，足以千計。據調查統計，存世的犀角雕作品數量不足4000件(霍滿棠《中國犀角雕刻珍賞》)，與之相比，清官舊藏之74件犀角製品確是微不足道的。這一量比反映了明清兩代民間富有群體確實大量地使用犀角制杯，並以其飲酒，吟詩作樂。在此我們進而對清官為何收藏犀角杯如此之少，略作分析說明：其一，難免因賞賜和其他原因出宮，或用作配製保健藥及作貴重藥材而銷毀一些犀角杯；其二，想必重要的原因是：清帝均不好酒，即使因事飲酒時未必一定要用犀角杯，金、玉、瓷等杯亦可用作飲酒，所以清官收藏犀角器根本沒有可能像收存瓷器那樣動輒萬件那般量大，更不敢與御窯瓷器現存仍有30萬件之巨相比。

3　犀角雕刻工藝的一致性是其發展歷程的主流趨勢，內廷犀角雕刻處於支流地位，內廷與地方的差別不甚鮮明，從清代犀角雕刻作品來看，突出質色美，即其質地溫澤柔和、亮麗細潤，色彩以黃黑為基調，交錯過渡呈現黃中有黑、黑中有黃，黃似琥珀，黑似淳漆。圖案題材以山水人物、花卉龍螭為主，很少有民俗性生活及節慶等題材。做工精雕細刻，尤重拋光，使其顯示細潤之質地及溫柔的光澤。內廷雕造的犀角器較少，如光素犀角杯、犀角鬲、犀角嵌金銀絲夔紋扳指等3件(套)，其中2件素器，1件商絲犀角，窺知內廷犀角雕刻的藝術特色及其水平，若與「升甫」款題詩的犀角鏤空梅枝柄有流高圈足杯、胡允中款為仲青盟翁作的犀角鏤空蟠螭方尊式杯、「陳賢佐」款犀角雕獸面望耳匜式杯等地方名家之作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明顯的。兩相比較可知地方犀角雕刻工藝繁榮隆盛而內廷犀角雕刻不過是尾隨其後，以貢器之名摘其果實為己所用。皇家犀角工藝既不能樹立自己的「恭造式樣」，更不可能對地方犀角雕刻產生積極的影響，反而依靠地方犀角製品貢進內廷，以供其需，如「永春珍玩」款這類後刻款的普通犀角用品居然能夠進入內廷，並存人「如意館」，顯露了宮廷犀角已到了有貢必收的十分難堪的境界，一切都仰仗於地方貢品，當然這也折射著同、光、宣時期內廷的窘態。

清早期 犀角雕胡星岳款龍紋三足小鼎

4　江浙與廣州兩地的犀角工藝，在工藝製作與藝術處理的差別不甚明顯，或者說大同小異也未嘗不可。這與象牙工藝兩地做工風格的差別極為鮮明的情況根本不同。粵人審美是多彩主義，而犀角僅黑黃二色又不能著色，只可染得色深一些，犀角這種固有特性，使粵人望而卻步，甚至退避三台，不屑動刀。所以，廣東的象牙工藝十分旺盛，但犀角工藝始終不成氣候，很可能由象牙作坊兼做。反之，犀角雕刻製品適應江浙富商巨賈、文人雅士和京都王公貴族、達官顯吏的喜愛與需要，並輸往各地獲取高值。斯時，江浙與京都人士嗜酒成風，與犀角杯結伴附庸風雅，其質色潤美、做工文雅吸引了飲酒的富商大吏、文人雅士，面臨口福、眼福、避毒，三福臨門，何樂而不享。這種社會風氣反過來又推動了犀角杯及其他製品的雕造業的巨大發展，呈現名家輩出、精品蓋世的盛況，並波及粵海。這就是明末至康雍乾盛世犀角杯工藝、藝術的繁盛局面及其隱約可見的縮影。

明清兩代犀角雕刻工藝成就

明清兩代犀角雕刻工藝走過了與象牙、玉石等雕刻工藝的不同道路，有其獨到的藝術特色，從其使用對象及其製品風韻來看，它是屬於文人文化的一支獨有的流風，是財富、權勢的標誌，也是文人酒文化派生的一隻碩果，又是「南方之美」的又一典雅的結晶，這與牙、玉雕刻根本不同。

明萬曆壬午年（1582年） 犀角雕螭龍秋葵紋杯

除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有相當數量的犀角器收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四川省博物館、雲南省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沙市博物館、黃山市博物館及婺源縣博物館等文物機構亦藏有歷史、藝術價值較高的犀角器。

總之，明清兩代犀象雕刻質色典雅、雕刻精美，是其高雅工藝的重要組成部分，促使酒文化充滿了藝術氣氛和保健功效，但因其又是治療疾病的特效藥材而受到醫學界的關注，毀杯供醫藥之用，經常發生。故劫餘之後的犀角杯存世確甚少!值得全民族的特殊珍視和妥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