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為明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200多年，這座古都遺留下來的明代遺存，規模之大、等級之高、發展水平之先進，全國無出其右。經過近百年的探索與積澱，北京地區的明代考古已蔚然可觀，成為明代考古學的重鎮，在全國明代考古學領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明北京城、十三陵、長城等構築出大半部明代考古史，北京地區的明代考古具有肇始早、起點高、學術意義重大等特點。
北京地區明代考古回顧
    回顧北京明代考古的歷程，參照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北京地區的明代考古可大致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金石學階段（17世紀中葉-19世紀末）
    明朝滅亡後不久，知識分子就開始總結前朝興亡的經驗教訓。顧炎武所著《昌平山水記》，據他六次拜謁明陵而作，對十三陵做了詳細記載。談遷《北遊錄》一書中，對北京西郊金山上的明代高規格墓群有過記錄。清康熙時，梁份撰《帝陵圖說》，對十三陵記述詳盡，圖文並茂。清朱彝尊著《日下舊聞》42卷，記有大量明時北京舊跡，搜羅廣博，考證詳明。記錄明時北京舊跡的名作還有《春明夢余錄》，列敘城池、官署、石刻、陵園等。
    這一階段，記錄北京明代遺跡的著作較多，專門記錄北京地區明代遺物的著作較為少見，這一階段的學者雖尚未擺脫金石學的傳統，但他們中的優秀者已不局限於在書齋中著錄和考證，能夠注重實地考察。上述古籍，內容涉及宮殿、城垣、墓園、陵寢、石刻等，成為北京明代考古中某些專題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料。
    （二）萌芽階段（20世紀初-20世紀中葉）
    20世紀上半葉，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北京地區明代考古的發軔基本與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同步。20世紀前半葉就有學者對明北京城和宮苑進行考證研究，在此之後不久，中國營造學社即對十三陵、長城開展調查和研究，這些開創性的工作，為北京地區的明代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營造學社的學者們運用學自西方的勘測記錄方法，開始調查研究明長城以及十三陵等。因為他們的方法主要來自建築學，所以他們頗具開創性的工作仍不能視為明代考古學的誕生，而只能看作是考古學的萌芽。
    此階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明北京城、明長城、十三陵三個領域。如研究明北京城的有奉寬的《燕京故城考》、單士元的《明代營造史料》、朱偰的《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以及《北京外城創建考略》等，研究明長城的有《明代邊牆沿革考略》《明代薊昌邊牆建置》等，研究十三陵的有劉敦楨的《明長陵》《明陵肇建考略》等。這三個領域現已成為明代考古中的熱點，而此階段關於明北京城的研究，無疑是城市考古的先聲。
    除記錄、研究遺跡外，此階段還出現了不少關於遺物的著錄，如《北平東嶽廟碑刻目錄》《北平金石目》等，其中東嶽廟碑刻目錄收錄明碑32篇，具有一定史料價值。
    這一時期的北平，文博類的研究機構和團體眾多，著名者如營造學社、北京大學、北京歷史博物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等，此外還有一些民間個人、外國人或團體從事古物古跡研究。當時北平的知識界思想自由，學術氛圍濃厚，更兼北京盡得風氣之先，因此這一階段成果較為豐碩，研究領域也大為拓展。
    這一階段雖出現了考古學的萌芽，但接受過近代考古學訓練和理論的學者畢竟為數不多，自覺運用近代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來開展工作的就更少了，在研究中，純屬金石學範疇的案例不在少數。
    （三）形成並初步發展階段（20世紀中葉-20世紀70年代末）
    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學迎來了”黃金時代”，北京明代考古步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生產建設規模相對較小，相應的與之配套的基本建設考古項目不多，主動性的考古發掘數量也有限。這一時期尚處於考古資料的積累階段，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少，全面而系統的深入研究還未能出現，這種情形與20世紀80年代後大規模基建考古差別較大，因此這個時期可視作北京明代考古的形成並初步發展階段。
    1951年8-11月，中國科學研究院考古所對北京西郊董四墓村的兩座明代妃嬪墓進行了發掘。這次發掘是真正意義上的考古發掘，自上至下逐層清理，按墓葬提取遺物，做了準確的文字記錄與繪圖，其間還佈置展覽組織群眾參觀，出土遺物也進行了類型學意義上的分類，這次發掘是北京明代考古的開端。
    1956年開始的定陵考古發掘，更是北京明代考古的最重要收穫。這次發掘由中國科學研究院考古所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聯合進行，夏鼐擔任指導，發掘前後歷時兩年又兩個月，出土各類文物2648件。定陵的發掘，論規模之巨大，文物之精美，學術水準之高，學術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在明代考古中都是無與倫比的。定陵考古的相關成果，已成為明代考古學中最重要的內容。定陵考古，成為繼周口店之後北京考古的最大榮光，同時，也使北京明代考古在產生之初就有了一個非常高的起點。
    這一階段北京明代考古還有以下重要發掘：1957年發掘的萬貴夫婦合葬墓、1961年發掘的南苑葦子坑明墓、1967年清理的廂紅旗營妃子墓、1977年清理的西郊八里莊李偉夫婦合葬墓。此外，還有1962年為配合大規模拆除北京城牆工程對北京城垣進行的清理發掘。
    這一階段，北京明代考古正式形成，地層學和類型學在考古發掘和研究中已得到普遍運用，為北京明代考古積累了一批可靠的科學資料。在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研究和解釋過程中，受當時政治環境和史學界的某些影響，按階級鬥爭的學說、”古為今用”的觀點對考古資料進行解釋成為一種傾向。
    （四）繼續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生產建設的大規模開展，考古發掘數量迅猛增長。同時，經過前一階段考古資料的積累和醞釀，研究成果也大批出現，並達到了新的廣度和深度，這一階段重要的考古發現可羅列如下。
    香山劉忠墓、十三陵主神道、地質力學研究所太監墓、東皇城根遺址、北京工商大學太監墓、毛家灣瓷器坑、延慶縣火焰山營盤遺址、北京射擊場太監墓地、門頭溝潭柘寺太監墓、軍事科學院明代皇子墓、懷柔伯施聚家族墓、昌寧侯趙勝夫婦合葬墓、豐台區李文貴墓、德清公主夫婦合葬墓、玉河遺址、紫禁城廊下家遺址、北京西站南廣場明墓、延慶應夢寺遺址、朝陽三間房明墓、小湯山鎮常興莊明墓等，上述重要發現，從不同方向拓寬了北京明代考古的研究領域。
    這一階段還有一些大規模的專題調查，如北京地區長城航空遙感調查、懷柔慕田峪長城調查、司馬台長城調查。從2000年開始，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對北京地區的摩崖石刻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查，著錄明代摩崖石刻90則。
    此外，還清理並刊布了大量明代平民墓葬。
    與這一階段明代考古發掘、調查數量迅猛增長相對應的，是相關考古報告、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版。考古報告或基礎性資料有《北京考古四十年》《定陵》《司馬台長城》《北京工商大學明代太監墓》《北京毛家灣明代瓷器坑考古發掘報告》《北京奧運場館考古發掘報告》《中國文物地圖集?北京分冊》《北京地區摩崖石刻》《北京考古史?明代卷》等，研究性著作有《明十三陵》《明十三陵大觀》《明朝帝王陵》《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明代北京都城營建叢考》《北京城市發展史明代卷》以及《北京延慶明代長城研究》等，其餘見諸期刊的發掘簡報、研究性文章數量就更多了，不勝枚舉。
    這一階段，北京明代考古從調查、發掘、研究等諸多方面有了較大發展，形成了初步繁榮局面。從發掘對像來看，涉及到陵寢、墓葬、遺址、窖藏、城垣、礦冶、長城、宗教遺跡、摩崖石刻，研究領域則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科技、手工業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器物研究來看，涉及到瓷器、紡織品、金銀器、兵器、玉器、碑刻、墓誌等，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強。對於傳統史學不便深入的科技史、經濟史、宗教史等領域，考古學除提供可靠的實物資料外，也利用自己的方法和優勢促進了上述領域的研究。在城市考古這一新理念的指導下，考古發掘的各類遺跡為闡明明代城市發展變遷過程提供了堅實的支撐。出土的大量有明確紀年的器物，如瓷器、玉器、金銀器等，建立起各自的分期斷代體系，大大促進了相關文物學的發展。長城等大遺址，通過調查、勘測和發掘，為保護規劃方案的制訂提供了科學的基礎資料，產生了很強的現實意義。
北京明代考古未來動向
回顧北京明代考古，北京明代文化遺存的區域特點、發展及演變正逐漸清晰，而考古發現和研究，在全面復原明代京師歷史全貌的探索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展望北京明代考古    的前景，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依然是任重道遠。
    （一）開展基礎性研究，主要包括北京明代考古遺存時代風格及區域特點的總結和歸納。在區系類型理論的指導下，北京已建立起自舊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的完整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相比於先秦時期，明代考古遺存的年代序列及時代風格不夠明晰，這就需要從單個墓葬、城址、手工業遺跡、石刻等諸多類型遺存的分期、斷代工作入手，不斷完善北京明代考古遺存的年代序列。須知，年代問題是進行考古、歷史研究的關鍵。
    （二）推進重點課題研究
    北京明代考古的迅猛發展，勢必要求擺脫資料積累的階段，進入歸納總結和系統研究的新天地，適時推進一批重點課題研究不僅必須而且可行。譬如對明代北京城、明十三陵、毛家灣出土瓷器、明代墓誌等課題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品官墓葬，亟需進行形制演變、隨葬品組合、源流及影響等方面的系統研究。
    （三）加強理論方法探討
    明代考古屬歷史時期考古的重要分支，除地層學和類型學之外，歷史學、文物學等方法也應該成為研究明代文化遺存的重要方法，此外，應繼續加強自然科學檢測、勘察技術的運用，這在古陶瓷、絲織品的檢測以及長城等大型遺跡的勘察中已有成功案例。
    相比史前考古學在理論上的繁榮，包括明代在內的歷史時期考古學，可資憑借的理論則顯得匱乏。明代考古需要找到自己的理論支撐，北京明代考古需要找到突破口和切入點，目前的局面下，城市考古不失為一個可供選擇的理念。
    （四）考古發掘與遺址保護相結合
    明代由於時代晚近，地上地下存留的遺跡相對較多。北京現有世界文化遺產7處，其中4處屬明代，在125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屬明代或涉及明代的保護單位有46項，約占36.8%，其中不乏明十三陵、長城等做過大量發掘、調查、勘測等考古工作的文物保護單位。
    在文物保護規劃過程中，考古工作不僅能夠確定保護對像和提出保護區劃建議，提出保護對象的價值評估和現狀評估，而且能夠提出規劃的學術依據。在今後的明代考古實踐中，應著力探索由考古發現到建立遺址公園、遺址博物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