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時期的考古是北京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們瞭解和認識當時北京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隨著北京社會發展的不斷深化、文物保護意識的不斷加強，極有必要對以往北京遼金元時期的考古收穫與成果進行總結，並為今後有望開展的相關學術研究與保護實踐略陳管見。
     一、遼代考古發現的主要收穫和認識
    （一）墓葬
    北京發現的遼墓近700座，以磚室墓為主，土坑墓和磚壙墓較少。其中，有明確紀年的墓葬15座，均為磚室墓。參考學界關於遼墓的整體分期，大體上可將北京遼墓分為三期或四期。墓葬在等級與規模上呈現出相應的差別，有多室墓、雙室、單室墓等，但墓室形制的演變，總體上沿著從抹角方形到圓形、多邊形的方向發展，而以圓形墓室最為流行。墓葬的族屬，沒有發現確證為契丹或者其他少數民族人群的墓葬，表現出很強的單一性，但是，相當數量的漢人墓葬中明顯地存在或多或少的契丹文化因素。葬俗方面受到佛教等因素的影響，火葬的現象較為普遍，盛放骨殖的葬具，有石函（棺）、陶器皿以及真容木偶等。其中，真容木偶不見於宋境之中，因而很可能是一種受佛教和契丹風俗雙重影響而產生的獨特現象。隨葬器物以陶器、瓷器、鐵器等為主，陶器多為模擬日常生活用具的明器，且形成了較為固定的組合，這沿襲了唐代以來的葬俗。瓷器主要來自於遼境內的窯場，尤以龍泉務等窯場的產品為多，也有一定數量的輸入瓷器，包括定窯、越窯、耀州窯及景德鎮諸窯等的產品。受到工藝方法、保存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北京遼墓壁畫的保存狀況並不理想，但作為遼代壁畫墓發現的重要區域之一，其在題材、佈局、繪畫等方面還是展現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特別是在承襲唐墓壁畫傳統方面，與遼境內的其他區域有較為明顯的區別。
    （二）窯址
    從考古發現來看，遼代是北京地區瓷器製作、燒造的黃金時期，最為主要的窯址有龍泉務窯、磁家務窯和小水峪窯等。其中，尤以龍泉務窯的考古工作最為充分，文化面貌和生產狀況最為清晰，相關的研究也最為廣泛。根據地層堆積和出土器物，遼代龍泉務窯可分為早、中、晚三期，而以晚期最為豐富。從早期開始，白釉瓷器一直是該窯燒造的主要產品，這符合自唐代形成的北方地區以白釉為主的制瓷傳統。龍泉務窯白瓷經歷了工藝由粗糙到精細、裝飾由以素面、簡單為主到圖案刻印精美、品種由較為單一到日趨多樣的發展過程。器物的造型有模仿定窯產品的現象，而紋飾上還可見到越窯影響的痕跡。到了中、晚期，還燒造白釉點彩、黑釉、醬釉及三彩器等。在龍泉務窯遺址內，還發現了窯爐、作坊遺址以及大量的窯具。關於龍泉務窯的性質，由於判斷標準的不同，學界存在著民窯和官窯的爭論。
    （三）佛塔及地宮
    遼代是北京地區佛教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從考古來看，塔基地宮是最為重要的遺址，順義的淨光舍利塔、密雲的冶仙塔、大興的塔林、通州的遼塔、房山北鄭村遼塔、天開塔等塔基地宮最具代表性。這些地宮保存基本完整，其形制以平面為(長)方形居多，也有圓形和八角形。地宮均為青磚或石板砌築而成，內壁少見彩繪或雕刻等裝飾。地宮內多數埋藏舍利，盛放於銀盒、石函、木函等容器中，還發現有銅、石、木質的佛教造像及經幢、水晶塔、陶塔等重要的佛教器物，而器物的擺放與佛教儀軌有直接的聯繫。
    二、金代考古發現的主要收穫和認識
    （一）金中都
    金中都是金朝先後建立的三個都城中政治地位最突出的都城。在考古探勘和發掘的基礎上，結合文獻記載，對金中都的形制、佈局、結構等情況有了較為清楚的瞭解。金中都的部分城牆和城門遺跡仍有保留，大安殿、仁政殿等宮殿遺址的形制、規模、位置等基本明確，加之出土了大量建築構件，證明了宮殿建築的宏大與華麗。都城內的街道系統由封閉式的坊和開放式的長巷構成，既承襲了唐、遼舊制，又模仿了北宋汴梁，並為以後元大都的街網佈局奠定了基礎。金中都南城垣水關遺址的全面揭露，為瞭解宋金時期水利設施和建築結構中的”卷輦水窗”制度、確定城內水系的流向提供了依據。
    （二）金陵和其他墓葬
    金陵是目前所知北京地區最早的一處帝王陵區，這與金中都的建成、女真貴族統治的漢化、封建化進程密切相關。據文獻記載，金陵主要包括從上京遷葬而來的十帝之陵及在中都安葬的五代皇帝之陵（海陵王被遷出，暫不算在內）。從考古工作來看，金陵整體的範圍和佈局並不清楚，只有其中的主陵區（也稱九龍山陵區）的結構、佈局和內涵較為明確。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睿陵地宮為一處直接在山體上開鑿出的豎穴石壙墓，內置四具石槨，其中兩具為整塊漢白玉製成，分別雕刻龍紋和鳳紋；另外兩具則為素面青石質地。金世宗的興陵僅清理了墓道至墓門，內部情況不明，主陵區的選址、設計和建築帶有濃厚的漢化特徵。
    除帝陵之外，北京發現的金代墓葬達百餘座，分期和類型劃分已較為清楚，大體有豎穴土坑、磚壙、磚室和石棺（槨）墓等幾類。其中，磚室墓與石棺（槨）墓的數量最多，而前者主要承襲了唐、遼傳統，趨於式微，雙室或多室墓已基本不見，單室墓佔絕對多數，墓室形狀以圓形為主，晚期可見（長）方形。後者是女真族進入幽燕地區後帶來的新葬俗，盛行一時，特色鮮明。另外，在房山區顧冊村發現了一方鐫刻契丹小字的墓誌蓋，若無特殊情況，應屬於金代的契丹人所有，這不僅是北京出土的唯一一件契丹文字實物，也可算作確認本地區存在金代契丹人墓葬的首例實證。埋葬方式上，有屍骨葬和火葬，後者在有一定級別的墓葬中頗為流行，盛放骨殖的器皿主要是木匣、石棺等。隨葬器物以陶、瓷器為大宗，出土玉、石器的數量比遼代有明顯增多，其中，工藝較好的瓷器多來自於定窯、耀州窯、臨汝窯、鈞窯、磁州窯等。
    （三）窯址和窖藏
    金代北京的瓷器生產是在遼代基礎上開展的，有龍泉務窯、磁家務窯、莊窩瓷窯等，仍以對龍泉務窯的考古認識最為全面。龍泉務窯的第四期屬於金代，仍以燒造白釉瓷器為主，醬釉、黑釉、三彩器的數量有所增加，出土的器類與之前並無太大差別，製作工藝也基本相同，但是宗教器具及花口的盤、碗等數量明顯減少。至遲到金朝中期，龍泉務窯就已衰落了，也象徵著本地區大規模瓷器生產的結束。
    金代是北京考古發現窖藏遺存數量較多的一個時期，達十餘處。根據窖穴中埋藏器物的種類，大體可以分為單一性強的錢幣窖藏和綜合性強的生活用具窖藏兩大類別。前者的平面形狀多為圓形或長方形，貯存錢幣的方式或直接放入窖穴內，或用陶瓷器皿盛放；出土的銅錢數量大、品類多，以北宋錢幣為主，是金朝貨幣經濟和制度狀況影響下的產物。生活用具窖藏中出土的器物主要是鐵質用具、陶瓷器皿，還有少量的銅鏡、佛版等，其中鐵器的數量最多，應是人們生活中重要且常用的物品。
    （四）佛教遺存
    金朝雖懲遼朝佞佛之弊，但金中都仍是北方地區佛教文化的中心。位於大葆台的藥師院支院遺址是規模較大的一處佛教寺廟遺存，其附近出土的”醋務都監大公墓幢”和漢白玉觀音坐像等器物，應與該寺院遺址有密切聯繫。塔基地宮仍有發現，大興的塔林在遼代基礎上仍有修建，豐台區瓦窯村發掘了兩座磚砌地宮，房山區發現了”玄悟大師”的地宮。這幾處地宮均為墓塔的一部分，即專門為某位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僧、尼而建，規模較小，結構簡單，主要體現僧侶的喪葬習俗，隨葬器物多為瓷器和銅器。
    三、元代考古發現的主要收穫和認識
    （一）元大都
    通過考古勘查和發掘，明確了元大都城垣的形制、位置與範圍。元大都總體由外郭城、皇城和宮城三重城垣構成，平面近似於”回”字形。出於軍事防禦的需要，元朝末年增修了甕城，”和義門”甕城城門遺址是重要的考古見證。城牆由夯土築成，向上按比例收縮；牆內有木柱為支撐，並以瓦管為排水設施。在東、西、北城牆基址下，發掘了三處用石板和青磚砌築而成的排水涵洞，與金中都南城垣水關遺存的形制、做法基本相同。外郭城內的南部正中為皇城，發現的牆基寬約3米。皇城內的東部為宮城，殘存的牆基寬約16米，發現了其北門–厚載門的基址。在景山以北鑽探了一段南北向、寬達28米的道路遺跡，為元大都中軸線上的大道的一部分，證實了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中軸線所在的位置是相同的。大都城內為最典型的開放式的街巷道路系統，縱橫貫通，狀如棋盤。南北主幹道兩旁發現了石條砌築的排水渠，水道是維持元大都正常運行的重要系統，通過考古勘探和發掘，漕運水系和宮苑用水的遺跡和流向已基本清楚。此外，在後英房胡同、西絛胡同、後桃園及雍和宮後等地方發現了規模不等的住宅遺址。元大都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遺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玉器、銅器、鐵器、漆器等，既有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建築構件，也有碑石銘刻、文玩古物和宗教器物等。
    （二）墓葬
    北京發現的元代墓葬近百座，目前尚缺乏較為系統的分期和類型學研究。大體而言，根據墓葬建築材料和結構的不同，可分為磚室墓、磚壙墓、石室（板）墓和土坑墓等幾大類別。磚室墓中有單室、雙室和多室，墓室形狀習見圓形和（長）方形。磚壙墓也可分為單室、雙室和多室，墓室形狀也多為圓形和（長）方形，這種無墓道的磚壙墓在遼金墓葬中也有發現，但數量和形制方面均不及元代。石室（板）墓多沒有墓道，內部常分為多室，規模較大。墓葬的族屬較為多樣複雜，有明確記載的有漢人、契丹人、黨項人、蒙古族人等。隨葬器物仍以陶器和瓷器為主，陶器多是模擬日常生活用具的明器，也可見各類人物俑、動物俑，瓷器常見來自鈞窯、磁州窯、龍泉窯、景德鎮諸窯的產品，與元代瓷器燒造的大體格局相一致，高足杯、四系瓶、玉壺春瓶、匜等均是當時流行的器類，碑形墓誌和買地券也是北京元墓中出現的新現象。墓室壁畫有一定數量的發現，其題材和內容突破了北京遼金墓室壁畫中常見的花鳥、侍者、宴飲、起居等傳統和局限，出現了故事性、情節性很強的畫面，應是受到宋元雜劇影響的結果，同時表明了社會風氣的轉變。
    （三）窖藏
    窖藏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考古遺存，按埋藏器物的種類，可分為銅鏡、瓷器窖藏和綜合性強的生活用具窖藏等幾大類。埋藏的方式主要為先將器物盛放於容積較大的陶瓷或者鐵質器皿中，再安置於土坑窖穴內，也有直接擺放於窖穴中的情況。埋藏的器物中，瓷器和銅器的數量最多。瓷器以常見的實用器物為主，還有一定數量的高檔精美器物。未見錢幣窖藏，這與全國範圍內元代考古的發現狀況相一致，應是蒙元政權貨幣流通與制度的真實反映。
    （四）宗教遺跡和遺物
    由於蒙元統治者施行兼容並蓄的開放性宗教政策，元大都的宗教文化頗為繁榮。從考古來看，發現的遺跡和遺物集中在佛教與道教，包括宮觀基址、塔基地宮、舍利石函、造像、石碑墓誌、經卷等。海雲和尚塔基地宮和知揀大師舍利石函的發現，為研究元初佛教的狀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造像有瓷、銅、石質，其中景德鎮窯和龍泉窯燒造的觀音像最多，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信仰。關於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的碑石銘刻，其中所記一是語言上的元白話，一是內容上的強調寺廟經濟，均表現出了元朝宗教碑刻的新特點。此外，在智化寺如來殿佛藏中清理出的三種元代藏經，經證實為元仁宗時期利用《金藏》經板刊印而成的《延祐藏》本實物，實屬罕見。福壽興元觀遺址是北京考古發現的最早的道觀遺址，而《玄靖達觀大師墓誌》則是繼唐朝之後北京再次出土道士墓誌，這是元大都道教興盛的真實反映。
    四、對北京地區遼金元考古的展望
    首先，遼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城是北京遼金元考古與遺址保護中的重要內容，而由於多年來城市建設的不斷破壞與蠶食，很多遺存已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因此，在配合城市開發與基本建設中，對於城址遺跡考古發掘、信息搜集的工作亟待規範與加強。以遼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城為核心，深入開展城市考古學研究。有機地結合都城內勘探和發掘出的各種遺跡和遺物，大到城牆、宮殿，小至瓷器、銅錢，綜合探討相應的城市歷史文化。遼金元三朝均實行多都城的制度，遼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城分別只是當時王朝所建都城中的一處，因此可以開展橫向的比較，全面考察同一歷史階段都城間的異同，並探討其原因。加強建立都城外的遺跡和遺物與都城的聯繫，考察其互動關係。
    其次，金陵是遼金元三朝唯一一處修建於北京地區的帝王陵寢，也是北京金代考古中的重要構成。目前，金陵的整體佈局和內部結構並不明確，有必要開展全面的考古探勘，並借助科技手段等，以便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數，從而為相關的綜合性研究與大遺址保護奠定堅實的基礎。全面考察北京遼金元時期的墓葬，建立合理的分期體系，進行細緻的類型學劃分，將北京的遼金元墓葬放在同時期本疆域內發現的墓葬和相關考古學系統中，進行全方位的比較，從而分辨出北京遼金元墓葬的地域特色，並動態地把握區域間、民族間文化、習俗的傳播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