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趣圖》手卷，羅聘作

　　在清代的繪畫史上，有八位著名的畫家——汪士慎（巢林）、黃慎（癭瓢）、金農（冬心）、高翔（西堂）、李鱔（復堂）、鄭燮（板橋）、李方膺（晴江）和羅聘（兩峰）。八人當中，除了高翔祖籍揚州，李鱔、鄭燮為揚州興化人外，其他都是陸續寄居在揚州的。他們大都出生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三十四年（1695）之間，長期活動於揚州一帶，意氣相投，關係密切。藝術上相互切磋影響，詩、書、畫形成了別具一格的風貌和情趣，成為揚州畫派的代表人物，人們習稱為“揚州八怪”。

《林下清風圖》，金農作

《雙松蘭竹圖》，鄭燮作

《八仙圖》，黃慎作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的鼎盛時期。在這期間，揚州由於鹽業和其他商業的發達，成為東南地區數一數二的大都市。隨著經濟的發展，大批文學家、書畫家、戲劇家紛紛湧向揚州謀生，一時呈現出藝苑爭雄、各斗新奇的局面。然而，在當時歌舞昇平的背後，卻是官場的污濁黑暗、鹽商的驕奢淫逸和農民的飢寒交迫。“揚州八怪”中的大多數人出身貧寒，後來又一直當“布衣”，雖然都是享有盛名的大藝術家，有時也要挨餓，以致有人寫詩懷念羅聘說：“畫筆壓當世，寒餓猶難免。”這可以看作是對“揚州八怪”的真實寫照。李鱔、鄭燮、李方膺三人雖然當過七品芝麻官，但都想切實做些有益於民的事情，因此得罪了上司，丟了官。他們看到社會上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心中甚為不滿，但與此同時，對平民百姓又寄予了同情。在這點上，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相傳鄭燮初到范縣上任，笫一件事就是吩咐把衙門中四周的牆壁都打上孔洞，一共打了百把個洞，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邊的街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打洞，他回答說：“放出些前任官的惡習俗氣罷了！”乾隆元年（1736），金農剛滿五十歲，有人薦舉他去應博學鴻儒科的考試，這是非常“體面”的事，考上了，馬上可以當上翰林官。金農力辭不就，卻又騎了匹蹇驢上京去，別人問他既然不去應試，幹麼又上京去？金農說：“我要去看看那些應考的究竟是些什麼人！”這種言論行動，在當時是有點離經叛道的，自然要被認為“怪”了。

　　“揚州八怪”之“怪”，不僅表現在為人處世方面，主要還表現在藝術創作方面。作為詩人，他們注意反映民間的疾苦，抒發內心的積憤和苦悶，表達自己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嚮往，從而使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內容。黃慎在一首短詩中寫道：“黃犢恃力，無以為糧；黑鼠何功，安享太倉！”把貧苦農民比做黃犢，把官僚比做黑鼠，愛憎何等分明。鄭燮一生寫了許多詩文，他說過“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的話，寫過“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之類的詩，確實都是“墨點無多淚點多”的感人之作。但是，作為書畫家，他們的創新精神就更突出，影響也更為深遠。

　　清初，畫壇上崇尚的是以王時敏為首的“四王”的畫風，以臨摹為高，講究筆筆要有來歷；書法界則奉董其昌為宗師，欣賞的是那種姿媚靡弱的筆致。等到“揚州八怪”興起，努力標新立異，對當時的畫風書風提出挑戰，繼承了徐渭、朱耷、石濤等人的創作思想和方法，主張師造化，法自然，要從生活中獲得真實感受，尋找創作題材。這種創作方法也被認為是“怪”的。

　　金農拜竹為師。春天來了，他到處去求竹種。聽說龍井山僧的竹是一種稀有的品種，就長途趕去購置。人家要價昂貴，每一竿要賣青蚨（細錢）三千，他傾其所有，買來竹種，栽在書堂前空地上。從此，他每日白天徜徉竹林中，細心看竹，夜晚坐看窗上竹影婆娑，睡在床上還傾聽著風吹竹動的聲音。病了，不願遷入內室，說：“我不可一日不聽風聲竹聲。”“揚州八怪”都注意認真觀察事物，表現在畫面上，儘管是一枝片葉，也都帶著感情，做到“物我交融”，在真實生動的藝術形象中寓有豐富的主觀意趣。

　　“揚州八怪”中除了黃慎、羅聘兼擅人物、山水、花果外，其餘的多喜作“四君子”（梅、蘭、竹、菊）。筆墨淋漓、奔放奇崛，這是他們共同的畫風。但也要看到同中有異，各具面貌。比如畫梅，汪士慎喜畫繁枝，千花百蕊；高翔多作疏枝，抹紅一點；金農常畫野梅，瘦枝繁花，李方膺則喜作丈許大幅，蟠塞夭矯。李鱔與鄭燮交好，李工畫蘭竹，他看到鄭燮所作的蘭竹，跟自己的面目完全不同，另具一種風致，就高興地說：“這是能夠自立門戶的！”這裡，可以看到，“揚州八怪”是多麼重視作畫的個性特點啊！

　　羅聘是金農的學生，他愛畫鬼。他的《鬼趣圖》非常有名，那是因為他借鬼喻世，別寓深意的緣故。如他畫一個鬼，鮮花插頭；一個鬼，赤體戴帽相隨；題曰：“主人衣服麗且都，其僕乃至寒無襦。”他又說，鬼如碰到“富貴者”，就靠著牆壁蛇行而過，如遇著“貧賤者”，那就動手動腳，百般捉弄。這哪裡是在畫鬼，分明是借助於鬼的形象來描寫人間，抨擊社會！

　　“揚州八怪”在書法上的創新也很突出。金農古拙厚重的“漆書”，被書法理論家包世臣譽為“逸品”。鄭燮的字，篆、隸、楷相參，佈局疏密相間，錯落有致，自稱是“六分半”書；黃慎喜學懷素狂草，他的畫幅上常作草書長題，顯得映襯有致，受到鑒賞家的重視。

　　“文人相輕”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中的一大通病。但是，鄭燮卻另當別論。他非但與揚州畫派諸家十分友善，而且與社會上其他品才兼優的文人均很要好。平時常“與騷人野衲作醉鄉游”（《墨林今話》），即便是當縣令時，“公餘輒與文士觴詠”（《興化縣志》）。可謂是“文人相親”矣！詩人馬日琯就是在廟中與他對詩結為摯友的。他與西江程羽宸也有知遇之恩。在他落魄之際曾得程千金相助，“掃開寒霧”“一洗窮愁”，甚至睡覺亦“屢夢公”。而他對有才華的晚生也是十分器重。有秀才要進京時，他則親自烹魚煮酒相送，並介紹到京後的安身和學習的地方。他與“揚州八怪”中的書畫家、鑒賞、篆刻家金農感情更深。兩人在揚州時可以說無話不談，形影不離。鄭燮到濰縣後，誤聽金農死了，立即披麻設祭，哭得死去活來，後得確信是雖病未死，遂轉悲為喜，寄書問候。金農也十分感動，立即揮書致謝，並將自畫像寄給他留念。“揚州八怪”中的另一位書畫家兼詩人李鱔，與鄭燮命運幾乎相同。他也當過縣官，也因觸大吏而罷歸。兩人常一起作畫論藝，互相切磋啟迪。當鄭燮晚年生活無著時，便住在李鱔家。他們情同手足的事跡，被藝林傳為美談。

　　“怪”應該理解為“新”。發揚了藝術的優秀傳統，敢於創新，這是大好事，何“怪”之有！事實正是這樣，“揚州八怪”對近代花鳥畫的影響非常深刻。如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都從他們身上吸取過養料。近代南方繪畫之能擺脫正統畫風的束縛，獨樹一幟，“揚州八怪”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