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題寫的“胡開文”招牌

　　“自幼便知胡開文，東塗西抹不肯罷。白首來觀老墨莊，黃山松雲光四射。學書不成每自慚，要我品題無可話。只道墨家近佛家，摩頂放踵利天下。”這是全國政協第六、七、八屆副主席，著名作家、詩人和書法大師趙樸初有關“胡開文”的題詩。“胡開文”是清代徽墨四大家之一，1935年前後，“胡開文墨”已經成了徽墨的代名詞，當時的《中國經濟志》曾記載眾多墨店皆標榜自己為“徽州胡開文”的盛況。1995年出版的《安徽省志·商業志》中稱：“‘胡開文’幾乎成了‘徽墨’的象徵。”1861年，曾國藩曾為“胡開文”題寫招牌。 

　　胡開文的由來與發展 

　　胡開文墨業創始於乾隆三十年（1765）。“胡開文”不是人名，而是墨業的店名。胡開文的創始人是績溪縣上莊村的胡天注，與國學大師胡適同宗共祖，比胡適長五輩。胡天注在13歲時，經人介紹到墨家林立的休寧的墨店當學徒，後來在屯溪租開彩章墨店，租開墨店期滿後自己在休寧（海陽）和屯溪創開了兩家胡開文墨店。關於胡開文墨店的店名由來，據傳是胡天注在自己創設墨店之前，一次他去南京售墨，見貢院考場中懸掛有一塊“天開文運”的匾額，他想到墨是“文房四寶”之一，開墨店用“開文”兩字很貼切，就將自己的姓“胡”和“開文”二字合併，取名“胡開文”。胡開文墨業在生產上，對徽墨的用料、配方和操作技術精益求精，並繼承了奚超、奚廷珪的制墨法，嚴格遵照“易水遺規”，千錘百煉，操作制墨。因此，“胡開文”的聲名日盛，銷路更廣。由於胡開文墨業講究墨品質量，不斷提高制墨工藝，其所制的“地球墨”，1910年獲南洋勸業會的“優等獎狀”；1915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世博會上榮獲“金質牌獎”。 

　　胡天注在休寧創設胡開文後，又在屯溪開設胡開文墨店。經過胡天注的苦心經營，到嘉慶十四年（1808）胡天注逝世前，胡開文墨業已經積累了相當可觀的產業，有田地、山塘、屋宇以及海陽（休寧）、屯溪二墨店。胡天注有八個兒子。他在世時曾立下分析鬮書，規定休寧胡開文墨店和屯溪胡開文分店，分別由次子胡余德和七子胡頌德掌管執業。其他六子（長子恆德、三子諒德、四子驂德、五子騋德、六子懋德、八子碩德）回績溪老家上莊。1852年胡天注的六房懋德孫胡貞一與同鄉合股在蕪湖南正街開設“胡開文沅記”，這是胡開文墨店走出徽州，走向全國的第一店。1900年前後，胡天注的八房碩德曾孫胡祥鈞也走出績溪上莊，到上海創設“胡開文廣戶氏”。後來，各房又先後在北京、杭州、歙縣、揚州、長沙、武昌、蘇州、天津、南京、漢口、九江、安慶、瀋陽、萬縣、成都、重慶、宜賓、灌縣、內江、昆明、騰沖等地開設了多家胡開文墨店。1937年左右，胡天注派下八房碩德後裔胡祥運和胡祥英大肆出租、出賣“胡開文”招牌，於是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非胡天注後裔開設的“胡開文”，有的在同一城市甚至於出現了數家胡開文墨店，如上海有十幾家胡開文，蕪湖有四家胡開文。 

　　曾國藩題寫“胡開文”招牌 

　　晚清重臣曾國藩（1811—1872），戰略家、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曰文正。 

　　1858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經過與太平軍幾番激戰，1861年2月4日，曾國藩派湘軍進攻休寧。2月21日曾國藩的湘軍收復休寧。3月2日，曾國藩決定率兵攻打徽州府城，3日率軍進至休寧。 

　　休寧是胡開文的誕生地，到1861年時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此時的店主是胡天注孫子胡錫熊。在此之前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大學士、禮部尚書祁雋藻還為胡開文墨業題寫了“墨贊”，後來由“胡開文”製成墨票廣為宣傳。曾國藩率兵進駐休寧後，胡錫熊作為地方紳士拜訪了曾國藩。此時的徽州制墨業整體處於凋敝狀態，清墨四大家中的汪節庵和汪近聖已停業，曹素功墨業也已離開徽州多年，在徽州唯有胡開文墨店獨呈繁榮，當時有墨工百餘人，繼續經營。曾國藩對胡開文早有瞭解，自己使用的也是胡開文墨。拜訪中曾國藩問到胡錫熊的家庭情況和胡開文的經營狀況，瞭解到其子胡貞觀1851年中舉，1856年援例補戶部員外郎，後遷戶部貴州員外郎，加三級記錄，這些都拉近了胡錫熊與曾國藩間的距離。胡錫熊提出請其題寫招牌的請求，曾國藩欣然命筆，題寫了“胡開文”三個大字，寫上自己的名字，並蓋上了自己的印章。此後胡錫熊將題字製成招牌，掛在店內，廣為宣傳。曾國藩題寫的“胡開文”招牌黑底白字，正反兩面內容一樣，各豎寫“胡開文”三個蒼勁的大字。字除了是白色顏料寫作成外，還鋪有蚌殼類的白色粉末，很考究。四個角上的邊框角和上端的銅扣已經只剩痕跡，但是招牌的左下角，曾國藩的印章和名字依然清晰可見。這是“胡開文”墨業發展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此招牌在“文革”抄家後失蹤，不知去向。 

　　重新現身的“胡開文”招牌 

　　2003年，不知去向的曾國藩題寫的胡開文招牌出現在山西平遙的古玩市場上。此消息被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徽墨收藏家王毅獲悉後，當即請朋友代為出手收購。 

　　上世紀90年代，上海民間組織了一次收藏展，王毅去參觀展覽時，發現這些民間藏家中有收藏書畫的、瓷器的、筆硯的，唯獨沒有墨。想到家中還留有幾錠外婆傳下來的墨，王毅先生萌生了收藏墨的想法，“興許可填補民間收藏的一個空當”。後來，王毅結識了收藏家周超然、郭若余等幾位老先生，他們對文物和墨都多有研究。周超然遠在北京，王毅每年都要跑幾趟北京去跟老先生探討墨事。交談中，周超然提點他，“要注意墨的細節”。這句話啟發了他，“原來收藏並不一定要追逐大名頭的東西，哪怕做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也很有意義，比如收藏一些小名頭或無名的但能夠填補墨史的東西。”現在看來他們的思路是超前的。 

　　如今，王毅已坐擁古墨2000餘錠，其中不乏大名頭的文人訂製墨、御墨和集錦墨，件件精妙絕倫。不過，超前的思路使他在擁有了眾多大名頭的精品、孤品後，現在著重去關注國內各省市生產的墨和一些墨譜、墨單、墨票、墨模等與墨有關的文物，意在使中國的墨史趨於完整。這次他收購曾國藩題寫的“胡開文”招牌，也是他“填補民間收藏的一個空當”的一次積極實踐。多年來，他不但從事古墨及有關文物的收藏，並有志於墨學的研究，曾在上海、安徽等地舉辦墨展，著有《中國墨文化大觀》《古墨》《中國墨文化問學》《中國徽墨》等著作。這些著作，較為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墨文化的發展脈絡、藝術品位、文化內涵、審美情趣，也以他自己的藏墨實踐叩問沉澱在墨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