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郭若愚拓圖

　　有關此“大宋淳化年御賜精銀”銀牌，過去的史料和著錄均未入載，也未見於考古發現的報道，所出公見亦甚稀。直至上世紀在1993年《中國錢幣》第4期中，著名考古學者、錢幣學家郭若愚先生撰文並附其本人親拓之圖（圖1）予以介紹。

圖2 “大宋淳化年御賜精銀”銀牌

　　其文曰：“宋淳化御賜精銀小銀條1937年抗戰開始，重慶挖防空壕出土小型銀條一堆，純黑，被搶光。友人花數元購得一枚，筆者曾見，並手拓墨本。銀條面直書楷體“大宋淳化年”，背直書“御賜精銀”，字均陽文。銀條長7、寬1.1、厚0.3厘米（如拓）”。至此，有關此銀牌才終於得以公見公述。 

　　相隔16年後，《錢幣》報於2009年11月刊載了王紀民先生《宋太宗御賜銀牌考析》一文，對該銀牌作了進一步論述。 

　　淳化是宋代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的第四個年號（990—994年）。淳化年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需要皇帝老子“御賜精銀”銀牌犒賞？據《宋史》記載，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太宗第二次伐遼失利，只得採取守勢，所以，這一時期是宋遼戰事暫時平靜階段。淳化四年（993）二月，四川王小波、李順發動大規模農民起義，與駐川宋軍發生激戰，佔領縣城，後李順佔領成都，建立大蜀政權，定年號為“應運”，與宋朝分庭抗禮。此時，西夏黨項人認為這是天賜良機，於是頻頻出擊，侵入宋境。面臨內憂外患，兩面作戰的困境，宋太宗認為異族西夏是心腹大患，於是派出精銳重兵北伐西夏，而把二流軍隊發往西川，兩路兵馬幾乎同時出發。當年五月，北伐部隊旗開得勝，一舉攻克西夏都城夏州，並拆毀了夏州城牆。此役速戰速決，宋軍班師回朝，向天子獻俘請功。征伐西夏勝利後，太宗把戰略重心移向大西南，增派重兵討伐。淳化五年五月，攻克成都，直到至道元年（995）剿滅李順餘部。這就是發生在淳化年間的兩起大事。所以，將這枚銀牌視為太宗賞賜予討伐異族西夏和四川農民起義軍有功將士之物，諒無大誤。 

　　宋太宗重視墨妙，喜好詩詞、書法。在聽政之餘，常揮毫作書，分賜群臣。他還詔王著摹刻《淳化閣貼》。淳化元年鑄“淳化元寶”，太宗親書“淳化元寶”真、行、草三體書，開創了皇帝書寫錢文的先河；至道元年又書“至道元寶”三體書。兩錢中的草書如行雲流水，氣貫長虹，在中國錢幣正用品中是空前絕後的。《中國帝王書法欣賞》一書中，宋代大書法家米芾對宋太宗書法的評價概括為：“太宗真造八法，草入三味、行書無對，飛白入神。”可見，太宗書法確實頗有造詣。有史家變為宋太宗最擅長附庸風雅，舞弄文墨，連錢幣也不放過，以使天下百姓皆知其書法之妙。此銀牌文字工整端莊，鋒健意蘊，骨老肉豐，大氣不凡。太宗在書寫“淳化元寶”之後，書寫此牌文應在情理之中。 

　　千年古物，散落民間，傳承於今，理當自然。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在網上已可見三四品亮相。 

　　筆者所藏此銀牌（圖2）為幾年前攜子去北方旅遊時購得，父子均喜好古物收藏。 

　　這枚牌文正面為“大宋淳化年”，背面為“御賜精銀”楷書陽文長條形的銀牌，除文字以外，並無紋飾。該銀牌長63、寬10.8、厚4.8毫米，重21.47克。與本文開頭提及的郭若愚先生所論一品有大小、輕重之別。 

　　筆者以為，其主要原因在於，此銀條一非標準貨幣制式，二非流通貨幣。一個“賜”字，表明其基本用途，即以皇帝名義用於特殊賞賜，並且可能為分批鑄制，故鑄模有長短、厚薄之分，加之毛邊、打磨等可能出現差異，致使銀條之間大小、重量有一定區別，即為正常現象。 

　　網載有文論及此銀牌，宋太宗專鑄用於對討伐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軍和西夏黨項人的參戰有功將士賞賜。其不在於量重，而在於其特殊的意義，符合邏輯。同時，其最早出土之地在川東地區之重慶，此點更可獲得較為有力論據支持矣。 

　　此銀牌字面、字口和牌的四角圓潤光滑，磨損自然，滿佈歲月留下的劃痕，泛著白銀固有的色澤，肉和邊道黑色氧化層牢結。全牌古風漾溢，是一枚開門見山的一眼貨。 

　　此銀牌形狀獨特，精銀所鑄，年代久遠，系皇帝御書、御賜，是宋代一段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