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舶庸譚》內頁姜殿揚手書上版

　　民國時期國內書業的兩大巨頭——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無論是在出版數量、質量或品類上，都是這一時期的佼佼者。

為《四部叢刊》題籤之一種

為涵芬樓所印《史記》題籤

姜殿揚信札

姜殿揚書聯

　　其中，大型典籍類叢書的校印，更是奠定了這兩家出版巨頭在民國文教界、學術界乃至整個公共文化領域中的地位。 

　　商務印書館以《四部叢刊》揚名海內，中華書局則以《四部備要》深得人心；而這兩部大型叢書的扉頁題籤，書法秀麗別緻，業已成為眾多讀者印象深刻的一種品牌符號。 

　　其中，《四部叢刊》的題籤者，是商務印書館的資深編輯姜殿揚，在叢刊印行前後，他還為多種商務印書館出品的書籍題籤，從規模數量上約略統計，他可能即是民國書籍題籤最多者。 

　　姜殿揚（？—1957），又名佐禹，江蘇省吳縣人。其人在古籍校勘、版本研究、書畫收藏和書法造詣等方面都頗有功底。他雖任編輯之職，實有文士之風。但他行事低調，並不以文士自居，故外界對其人其事所知甚少。 

　　在書法層面上，姜殿揚尤以楷書見長，並自成一體，深得業內讚譽。收藏大家、掌故大家鄭逸梅曾在一篇文稿中，臚列所見所得近代諸名家手跡種種，文末頗為自得地聲稱：“姜殿揚楷書錄《梅花賦》，更屬我紙帳銅瓶室長物。” 

　　商務印書館創建之初，姜殿揚即負責任編輯之職，從事古籍校勘工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後，館舍廠房被日軍轟炸，館方一時難以支撐原有規模的運營，必需裁員縮編，在此特殊情形之下，姜殿揚方才離職而去。 

　　即便如此，姜氏仍接受館方委託的古籍校勘工作，作為曾經的資深編輯，深得張元濟等館方高層器重。後來，姜氏曾為商務印書館校閱《元明雜劇》，其間一度患病，張元濟對其病情非常關心，數次派人慇勤探看。 

　　可以說，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無論姜氏是否為商務印書館在職人員，都是館方極為倚重、頗為重要的人物。 

　　在職期間，《四部叢刊》的校印工作，姜氏幾乎全部參與，且有相當數量的有相當學術水準的校勘記、疏、跋撰成，附錄於該叢刊之中。而該叢刊所有的扉頁題籤，均由其一人包辦，其數量堪稱空前絕後。 

　　何謂“空前絕後”呢？只需要約略考察一下《四部叢刊》的出版規模，即一目瞭然。 

　　所謂“四部”，即按我國傳統分類法，將所有的書分成經史子集四大門類，“叢刊”即今天通常所說的叢書。說得具體些，《四部叢刊》是一部彙集中國古籍中各方面必讀書、必備書的小型“四庫全書”。 

　　從1922年起，到抗戰爆發為止，《四部叢刊》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共出了初編、續編、三編，實共502種，分裝成3100多冊；可以說是20世紀我國新出的規模最大的叢書。也即說，姜氏為之至少書寫了500種以上的題籤，其數量當然驚人。而中華書局編印的《四部備要》，也於1920至1936年間陸續印製出版，但這部叢書收書只有336種，其題籤者中華書局董事高欣木，從數量上來比較，也還略遜姜氏一籌。 

　　聯繫到姜氏為其他書籍題籤的數量（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尚有姜氏題籤的多種書籍存世可查），其總的題籤數量，保守估計至少也在七八百種之上，確實堪稱民國書籍題籤最多者。 

　　值得一提的是，姜氏書法精絕，不但為書籍題籤眾多，由他人委託，請其親筆謄寫傳記、志銘、壽序、楹聯者絡繹不絕，更有聘其將整部書稿工楷謄錄並付諸影印者——《書舶庸譚》與《清邃堂遺詩》兩書，即堪稱民國時代手書上版、印製成書者中的佼佼者。 

　　《書舶庸譚》，乃著名藏書家董康於民國初年多次赴日本訪書的日記體著述，歷來為藏書界奉為佳作名篇，此書曾由上海大東書局於1930年4月初版。是書初版四卷三冊之內容，全部由姜氏手書影印上版，精雅秀麗，與董氏日記內容相得益彰，頗為時人所重。 

　　《清邃堂遺詩》，本是清咸豐年間進士顏宗儀的詩文手稿，1943年其孫顏家驥依家藏手稿原本，按編年體裁厘為六卷，凡古今體詩三百餘首。復請姜殿楊工楷謄錄，付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為之影印出版。全書三色套印，每頁框以黃色仿古雙夔紋邊欄，圖章則以朱色印刷，甚為考究，為民國間涵芬樓影印本之精品。 

　　僅觀此兩部姜氏工楷謄錄並付諸影印之書，即可知“民國題籤第一人”之譽，並非筆者心血來潮、憑空臆測。姜氏筆力之勁、書法之精，著實令人讚佩，惜乎生前低調，死後蕭條，如今知者已不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