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吳昌碩《芭蕉枇杷圖》

　　清末民國間，榜居“海派”畫界“龍頭老大”的缶翁吳昌碩，“詩書畫印”可曰超然拔群。吳昌碩（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碩，又署倉石、蒼石，多別號，常見者有倉碩、老蒼、老缶、苦鐵、大聾、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今湖州市安吉縣）人。晚清民國時期著名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後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長，與厲良玉、趙之謙並稱“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與任伯年、蒲華、虛谷合稱為“清末海派四大家”。

圖2 任熊自畫像

　　其真率秉直的豪邁個性，亦如其蒼渾遒厚的筆墨而令人崇敬！缶翁繪畫筆墨，傳世的大部分作品以寫意或大寫意為主線。可以這麼說，缶翁的繪畫突出的是“寫”而不是“畫”。“寫”出來的畫，是思想，是真趣，是簡淡，是胸襟，更是筆墨畫境！缶翁繪畫中的寫意，與其寫秦石鼓和篆刻大有關聯。其早歲也是由楷而隸再篆的，篆刻與別人不同，先入“浙派”再“印宗秦漢”，藝術個性及學習方法的迥異，是成就缶翁筆墨不二的藝術法門！缶翁學習繪畫的時間比較晚，幾乎已近中年，但這並不影響他聰穎廣博的藝術天賦。藝術“天賦”，決不是說著玩的，可以肯定一點，就是天生娘胎中帶來的。缶翁青少年期，由於社會時局動盪，人生中也經歷了不少的艱辛和坎坷。於同治四年（1865）中了秀才，又與畫家周閒、任薰相交相識，藝術上才有了良好的轉機。入杭州經學大家俞樾（曲園）的詁經精舍學習小學和辭章，時間已是同治八年（1869），這時完成了他首部印譜初集《樸巢印存》。 

　　成就缶翁的另一亮點，就是廣交天下的良師益友。如他曾請益過收藏鑒賞大家兩罍軒主吳雲（平齋）的篆刻，所獲教澤甚厚。訂交入曾國藩、李鴻章幕的著名金石書法家楊峴。缶翁善詩，與詩人沈石友交厚，缶翁享大名後，詩書畫印“債台高築”，實無暇一一應酬。畫一般多囿請入室弟子王一亭、趙雲壑代筆，而詩則恭勞至交沈石友兄代馳受累（見缶翁寫於石友信札，此略）。缶翁之所以能左右逢源，關鍵還是他待人寬厚博大的胸懷，與任伯年間，可喻伯牙子期之交，常詩酒盤桓而不知東方之既白。伯年為缶翁所繪傳世自畫像多精品上品；而缶翁也多在伯年畫作上賦詩精跋，足見兩人交情之厚。缶翁雖早已畫貴名重，然從不對外籍入滬畫家打壓排擠。蒲華、潘天壽二人即是一例。尤其蒲華，人呼“蒲邋遢”，衣衫襤褸似瘋癲，勢利小人視而避之。而其畫不惡，亦有識者，乃傳缶翁耳中！後經人引路，登門拜訪，見其筆墨淋漓酣暢甚愛之，奉為至寶！ 

　　談到缶翁的繪畫，偶作山水，最長花卉。初受摯友任伯年指授，繼學趙之謙清麗明艷畫法。再汲取八大、大滌子、“揚州八怪”及“青籐白陽”諸家之長。尤其是青籐，在筆墨酣暢淋漓的大寫意上，是極富文人藝術思想的。青籐道士在明季畫壇中獨樹一幟，不隨所謂“正流”畫派僵硬畫風所囿，這種超越前人而有法度的藝術風格，是畫家獨具慧眼，且有深遠而廣泛的開拓性！缶翁畫存金石氣，認為自己之個性乃至氣度上頗與青籐上人有許多相似之處，故而，時常擬之。今品缶翁這幅《芭蕉枇杷圖》（圖1）紙本設色，尺寸75×41厘米，今藏江蘇省常州市博物館。真是難得，缶翁尊視前賢畫跡，對任熊（1823—1857，字謂長，一字湘浦，號不捨，浙江蕭山人，清代晚期著名畫家，“海派”藝術的代表人物之一）（圖2）藝術風格也十分欣賞。謂長的畫作以設色工筆花卉題材為多，而設色寫意畫品甚少。由於英年早逝，其所存畫跡為世罕稀。為什麼缶翁對任熊繪畫如此敬重，一來他是任伯年的知遇恩師，二重他的繪畫才能無一不精，三是人品清風高尚，只可惜死得太早了，這可能也是缶翁乃至畫界引之為大憾的地方。缶翁是性情中人，從不看你身處的高高地位，也不看你家裡的殷實財富。他只看你的藝品以及繪畫才能，如果才能有，而藝品低下，則也不與為伍。缶翁這天的心情非常好，睡起後，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壁間正好掛著幅新近得到的任熊先生寫意的設色花卉，展紙揮毫，全已忘憂，下筆神潤，色中融墨，墨中潤色，墨分五彩之筆，早入漸入佳境！款落得很有趣：“放筆自視，酷似謂長得意之作。昌碩！”看得出，缶翁一是對先賢的深深敬意，二是放筆近謂長得意佳作之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