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 歷史悠久、文化燦爛。 在這 3.12 萬平方公里神奇的大地上, 彙集了眾多令人神往的名勝古跡和自然景觀。有月牙泉，還有人造的敦煌莫高窟歷史，西出玉門關在敦煌市西北約180公里深處, 分佈著一片大自然巧奪天工、刻意雕塑的天下奇觀－－敦煌雅丹地貌地質遺跡自然景觀，樣子收藏網帶您瞭解甘肅省敦煌市，希望下次去敦煌旅遊能夠感受西域美麗風光。的同時，能夠瞭解一些敦煌旅遊攻略。
公元前206年的甘肅省敦煌

      西漢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兩次挫敗月氏，迫使月氏人西遷徙於兩河流域（錫爾河、阿姆河）。整個河西走廊為匈奴領地。強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威勢，對西漢王朝構成了嚴重威協，並且經常騷擾掠奪。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繼位後，採取武力防禦和主動進攻兩者兼用的戰略，於建元二年（前138年），首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月氏、烏孫夾擊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漢王朝決定斷敵右臂，張我左掖，進發河西走廊。同年春，派驃騎將軍霍去病統率萬騎從隴西出塞，進軍河西，大獲全勝。不僅生擒了渾邪王的兒子、柏國，還繳獲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給河西的匈奴勢力以沉重的打擊。漢武帝把這一戰利品放置在甘泉宮」（陝西鳳翔）加以供養禮拜。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繪有此段故事。這年夏天，霍去病親率騎兵涉過居延水，直衝祁連山，斬殺敵兵3萬餘人，使河西的匈奴勢力受到毀滅性打擊，其間，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內訌，渾邪王殺死休屠王，攜其部4萬餘人投降漢朝。漢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二次出使西域，順利地從烏孫凱旋而歸。從此，開通了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張騫「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創舉，為促進中外以及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
　　為了徹底斷絕匈奴與西羌的通路和聯繫，捍衛邊關和絲綢之路的安全，漢武帝於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設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並採用設防、屯墾、移民等措施，不斷充實、加強建設河西。漢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將酒泉、武威二郡分別拆置敦煌、張掖兩郡。又從令居（今永登）經敦煌直至鹽澤（今羅布泊）修築了長城和烽燧，並設置了陽關、玉門關，史稱「列四郡，據兩關」，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從此，中國的絲綢及先進技術源源不斷地傳播到中亞，西亞和歐洲。歐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瑪瑙、奇禽異獸、農作物等長途轉運到中原。各國使臣、將士、商賈、僧侶往來不絕，都要經過絲路要道敦煌。敦煌成為中西交通的「咽喉鎖鑰」。當時的敦煌疆域遼闊，統管六縣。西至龍勒陽關，東到淵泉（今玉門市以西），北達伊吾（今哈密市），南連西羌（今青海柴達木）。敦煌建郡之後，為西漢王朝經營西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國，獲汗血馬；趙破奴擊姑師國俘獲樓蘭王，都是以敦煌為糧草、兵馬供應基地而一舉獲勝的。
　　東漢初年，匈奴又逐漸強盛，征服了曾是西漢管轄的大部分西域地區，絲綢之路被迫中斷。公元75年，東漢王朝出兵四路進擊北匈奴，涼州牧竇固率河西兵大敗匈奴，收復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開通向西域的門戶。同時派遣名將班超兩度出使西域，殺死匈奴使節，聯絡西域諸國與東漢建立了友好關係，使斷絕65年的絲綢之路重新暢通。
　　自西漢設郡到西晉末的數百年間，絲綢之路雖幾通幾絕，但敦煌日漸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也逐步發展成為西北軍政中心和文化商業重地，成為「華戎所交大都會」。在此期間，敦煌文化發達，名士濟濟，人才輩出：有驍勇善戰的征邊名將張奐，有深明大義的朝臣蓋勳，有才學出眾的大文學家侯瑾，有勤奮好學、人稱「草聖」、「亞聖」的著名兄弟書法家張芝、張昶等。
公元後220年的敦煌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對於敦煌和張掖來說，是一個大時代。自東漢鎮壓羌人戰爭以後， 到曹魏初年，河西發生多次叛亂，兵禍連連，破壞了經濟，阻絕了交通。但從曹魏後期開始，西晉、十六國，直至北朝，河西一帶沒有重大戰亂，社會相對安定，絲路幹線的繁榮得以恢復，進入了一個黃金發展期。
　　曹魏繼承和發展漢代以來的屯田戍守政策，先後派倉慈、皇莆隆為敦煌太守，在河西進行一些改革。曹魏屯田的目的是把廣大的農民與士兵束縛於土地，以保證足夠的兵源和勞動力，客觀上顯然促進了農業生產。皇莆隆教當地農民使用耬犁和灌溉的方法，改變了原來不用耬犁和大水漫灌的落後狀況，農田的產量增長了一半。西晉建立後，全國統一，河西也得以相對安定。據晉志記載，當時涼州轄有八郡，其中敦煌郡是最大的，有12個縣，6300戶。張掖郡居中，有3個縣，3700戶。魏晉時期敦煌、張掖等地農業的進展，必然提高其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倉慈任太守是，解決了敦煌地區豪強勒索西域商人的問題，為西域商人簽發「過所」（路條一類的簽證），為他們擺設市場。胡商返回是，他還派人護送。商人們往往結隊而行，有時一隊多達二三百人。倉慈的措施得到人民和胡商的讚揚，可見當時當地的貿易繁榮是符合中西人民要求的。倉慈去世時當地各族人民與胡商聚集一起哀悼，立祠紀念，這種罕見的情況恰恰說明敦煌是中西各民族人民薈萃一堂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正因為這樣，所以曹魏以來西域各主要政權，每年都來朝貢，開展貿易。英國人斯坦因發現的粟特（中呀細亞古國名，中國史籍中稱粟弋或康居，幾康國）商人寫給康國他鄉的一封信，提到當時西晉末年粟特商人在敦煌等地的商業活動。有人認為當時居住在敦煌的粟特商人不下一千。新近泰始十一年（公元276年）敦煌令狐豐修築大型倉城——河倉城，這也可以說明晉代當地經濟的繁榮。如果說東漢史書已把敦煌、張掖等地稱為各民族人民薈萃的大都會，那麼到魏晉時期，這裡就逐步發展為中原以西的軍政中心和商業都市了。
　　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先後為前涼、前秦、後涼、北涼等政權管轄。前涼政權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和興修水利等政策，如在敦煌地區就修有北府渠、陽開渠、陰安渠、等，百姓大受其利。前涼還有一定力量延續魏晉制御西域而充實敦煌。後來張掖以東的人逃避戰亂，又遷入敦煌數千戶。敦煌居民在前秦時的人數大大超過西漢時。淝水戰後前秦崩潰，後涼政權建立，其統治殘暴，河西百姓饑饉流亡，死者大半。這種狀況顯然使敦煌、張掖等第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受到影響。公元397年，沮渠蒙遜在張掖建北涼。400年，李暠（hao皓）在敦煌建西涼。公元421年北涼滅西涼，相傳張掖駱駝城為北涼建城。在這段時間裡，河西仍能制御西域，商業貿易仍尚能維持。如西涼初年，于闐、鄯善等政權還遣使進貢。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滅北涼，取張掖。張掖為西涼州，後改名為甘州。接著，北魏軍隊進駐敦煌並設置軍鎮後改名為瓜州。北魏長佔有河西後，社會經濟與中西交通都有所恢復。公元435年——440年，西域十六國使者來朝。以後使者不絕，每年都有數十次。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以後，敦煌、張掖日趨繁榮，到北魏時就更加繁榮了。敦煌莫高窟有一幅北周時的商旅圖。圖中兩支商隊相遇橋頭，橋上是中原商賈，騎著馬，趕著滿載的毛驢，趕走上橋頭，另一端橋下，胡商牽著駱駝等待過橋，一來一往，反映中西交往的頻繁。北周推行結姻與北狄，通好於西域的政策，所以絲路呈現一派興旺景象。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涼州刺史曾襲擊吐谷渾派往北齊的使團。這使團也有商隊的性質，有胡商240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數以萬計。
公元後581年的敦煌

      557年北周滅北齊，581年楊堅廢周立隋，589年隋滅陳，統一中國。大一統的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和敬奉三寶的統治上層為敦煌的興盛奠定了基礎。開皇初年，隋文帝曾「罷天下諸郡」，改州郡縣三級制為州縣兩級制，敦煌初曾一度廢郡為縣。仁壽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起塔供養舍利，瓜州莫高窟的崇教寺也在其列。此時的敦煌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衰敗，雖曾經東陽、建平時期的恢復，仍不能與河西其它諸州比肩，故隋代經營西域的基地在張掖。但隋代在莫高窟開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區甚至還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員的寫經，可見隋王朝對敦煌的重視。大業三年，罷州置郡，敦煌復稱敦煌郡。隋代以前，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只有南北兩道。隋時，不僅以前的道路更加暢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這樣，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條：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經蒲類、鐵勒部，度今楚河、錫爾河而達西海；中道（漢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經焉耆、龜茲、疏勒，越蔥嶺，再經費爾干納、烏拉提尤別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經于闐、朱俱波、渴盤陀，越蔥嶺，再經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大業十三年（617），李軌在武威舉兵反隋，自稱涼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長安立足之後，於武德二年（619），利用涼州粟特安氏的勢力，從內部推翻李軌政權，將河西正式納入版圖。唐王朝佔領河西後，曾一度將隋代的敦煌郡改名為瓜州。
 　　唐初的敦煌地區並不穩定，內有割據勢力之憂，外有異族侵擾之患。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賀拔行威舉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斬賀拔行威，歸降唐朝。唐將瓜州分為兩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原在晉昌縣，領晉昌、常樂二縣；西沙州治所在敦煌，鄰敦煌、壽昌二縣。六年，當地人張護、李通叛亂，擁立竇伏明為主。唐瓜州刺史趙孝倫平叛，竇伏明歸降，敦煌內部的動亂至此平息。但外患不止，敦煌以西、以北受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國的威脅，以南則受到吐谷渾的侵擾。所以在武德末、貞觀初，唐朝關閉西北關津，不許百姓於此出境。貞觀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之時，是從瓜州、敦煌間偷渡出去的。
 　　貞觀四年（630），唐朝向漠北出兵，消滅了東突厥汗國，東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歸降唐朝，立為伊州。七年（633），唐朝去掉西沙州的「西」字，敦煌正式名為沙州。九年（635），唐朝出兵青海，擊敗吐谷渾，河西走廊從此不再受外部的干擾，開始穩步發展。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出兵吐魯番，滅鞠氏高昌，設西州，並在天山北今新疆吉木薩爾一帶設高庭州，其建制一同內地；此外，還於西州交河縣設安西都護控制西域。在唐滅高昌的戰役中，有敦煌、常樂地區的文武官員和士兵參加，敦煌又一次成為中原王朝進軍西域的軍事基地。十八年（644），唐出兵焉耆。二十二年（648），攻龜茲。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反唐，唐朝進軍西域受阻。顯慶二年（657），唐朝打敗阿史那賀魯，奪回對西域的宗主權。顯慶三年（658）五月，唐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設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即「安西四鎮」。但自龍朔二年（662）開始，吐蕃王國就與西突厥餘部聯合，與唐朝爭奪西域。鹹亨元年（670），吐蕃攻佔西域十八州，唐一度廢安西四鎮。但此後不久，唐朝就收復失地，並於上元二年（675）恢復四鎮。為了加強對西域地區的有效控制，特別是針對南面虎視眈眈的吐蕃，上元二、三年（675—676）唐將絲路南道上的兩個重鎮——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稱為石城鎮和播仙鎮，並劃入沙州轄內。此後，唐朝與吐蕃的爭奪仍不斷進行。儀鳳年間（676—679），吐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鎮。調露元年（679），裴行儉收復失地，重立四鎮，以碎葉代焉耆，切斷吐蕃與西突厥的交往。武周初年，東突厥復興，不斷侵擾唐朝。吐蕃再次進攻安西四鎮，垂拱二年（686），唐朝放棄四鎮。長壽元年（692），王孝傑收復四鎮，發漢兵三萬人駐守，唐朝在西域的戰鬥力得到加強。此後一百年間，安西四鎮建制穩定，唐朝一直控制西域。在唐朝爭奪西域和經營西域的過程中，相當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線。沙州和西州兩地官員遷轉也十分頻繁，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多次出現沙州人任職西州和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關記載。由於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轉化，所以在武周時沙州設豆盧軍。景雲二年（711）唐分隴右道，設河西道，置河西節度使，「其統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門、墨離、豆盧六軍，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肅州鎮守三使屬焉」，治所涼州。此後河西軍政日益發展，成為唐王朝兵精馬壯的軍事重地。
 　　唐前期的敦煌，在長時間大一統的國力蒸蒸日上環境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唐王朝通過縣、鄉、裡各級基層政權組織和完備的戶籍制度對敦煌地區實行有效的管理和嚴密的控制。沙州下轄敦煌、壽昌二縣，共十三鄉，唐朝的各種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實施，敦煌的生產穩步發展。水渠灌溉系統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條水系、84條水渠構成的水利網。此外，還配之以嚴密的官水配水之制度，設置專職官員和管理人員對水資源進行管理。耕地面積擴大，狹鄉變寬鄉。關於河西的屯田，《舊唐書·郭元振傳》載：「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唐代從高宗、武後至玄宗時期，一直都在河隴地區大興屯田，使敦煌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唐王朝還十分重視河西的畜牧業，並以一套嚴密的組織機構進行管理。商品經濟繁榮，這裡的市場上，有來自中原的絲綢、瓷器，也有來自西域的玉石、珍寶；有北方的駝馬、毛織品，也有本地出土的五穀。敦煌的人口在天寶時也有三萬餘人，達到了前秦以來的又一個高峰。「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無如隴右」的正是這一時期，這裡的隴右是包括敦煌在內的。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祿山叛亂，唐王朝急調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陝，河西、隴右精銳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單勢弱。廣德元年（763年），吐蕃乘機攻下大震關、盡陷蘭（甘肅皋蘭）、河（甘肅臨夏）、廓（青海貴德）、鄯（青海西寧）、臨（甘肅臨洮）、岷（甘肅岷縣）、秦（甘肅天水）、成（甘肅成縣）、渭（甘肅隴西）等隴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與中原隔斷，吐蕃沿祁連山北上，次第攻陷涼（甘肅武威）、甘（甘肅張掖）、肅（甘肅酒泉）、瓜（甘肅安西）各州。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周鼎等節節西逃，退到沙州時，已無路可退了。此時河西路斷，景象殘破，沙州業已完全成為孤島。此時唐王朝尚可借道回紇與安西、北庭保持聯繫，而沙州卻無一為援。節度使周鼎面對這種情況，意圖置數萬沙州百姓安危於不顧，計劃焚燒沙州城，從漠北東奔，這顯然是既自私又不可行的。焚城所燒燬的不是一座普通的邊陲小鎮，而是一個有著近千年歷史的東西方交通樞紐。焚城之想法只可能是存在於極少數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員中。東奔的計劃也是不可行的。沙州城四五萬人同時東奔回唐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沙州百姓只可能是被棄於絕境。即使是少數人東奔，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宋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帶著二百多家眷東奔回唐，結果為吐蕃所獲，只是因為吐蕃人慕其父宋璟之名才將他放回。所以宋衡東奔的成功因素實在是太偶然了。在這種情況下，沙州抵抗運動領袖閻朝縊殺周鼎，自領州事，繼續組織民眾抗擊吐蕃貴族的圍攻，一直堅持到貞元二年（786年）。沙州成為河西走廊抵抗到最後的一個州縣。沙州，作為一個四五萬人的彈丸小邑，孤立無援地對抗強大的吐蕃軍隊，英勇戰鬥堅持近十年之久，最後在糧械皆竭的情況下，迫不得已以「勿徙他境」的條件，保全了沙州地方，歸降吐蕃。
公元後6世紀年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紀之交，吐蕃在其傑出領袖松贊干布的領導下，建立了統一而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從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統治時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來國力最為強盛的時期。
 　　吐蕃佔領河、隴地區之後，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廣大新佔領區的民族關係。當時，吐蕃人、孫波人屬於嫡系部隊；吐谷渾人和黨項人已被吐蕃收編，但仍有相當獨立指揮系統的雜牌軍；此外還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區的漢人。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漢人是河西地區的主要經濟支柱。當吐蕃剛開始進入河西時，奴隸主政權在軍事進攻的同時，橫加劫掠，到處搶奪，子女玉帛，悉歸帳下。當地百姓沒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從而造成了當時社會動盪不安。當吐蕃統治者能夠有效地控制新佔領區之後，一方面以強硬的措施消除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鎮壓反抗勢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戶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重用當地唐朝舊官望族，嚴禁擄掠漢族百姓。劫掠慣了的吐蕃人，仍以勝利者的姿態對待漢戶，就是對編入部落中的漢戶，也照舊為所欲為，製造新的混亂。瓜沙大族雖然在當地依然影響很大，但漢人的社會地位低於吐蕃人，甚至低於一些同樣被吐蕃征服的少數民族。
 　　在吐蕃統治初期，民族矛盾尖銳。吐蕃統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殺手段，處置了抵抗運動的領導人閻朝，但沙州人民沒有屈服，反蕃鬥爭此起彼伏，從未間斷。其中較為有名的是玉關驛戶起義，汜國忠等人於深夜殺入沙州子城，吐蕃節兒投火自焚。這次起義帶有濃郁的反民族壓迫的色彩，起義者「遂謀殺蕃官是實」。面對這種情況，吐蕃統治者為了維護長久其統治，不得不改變統治方式，爭取新佔領區的百隆，積極與當地世家大族合作，採取較為緩和的統治政策。此後，社會才相對穩定。吐蕃統治者還從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上推行蕃化政策，企圖借此來消除民族隔閡，進而消除人民的反蕃情緒。吐蕃佔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便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張淮深碑》載：「河洛沸騰，……並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由是行遵辮發，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銜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風，屈申無路。」《陰處士修功德記》中也有「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發」之語。由此可見，吐蕃統治者在敦煌地區以強硬的措施迫使漢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發、紋身，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做起。其目的是想從語言、風俗、傳統等民族間的明顯差別上消除隔閡，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而且，吐蕃的蕃化政策不僅限於敦煌一地，而是在整個河西地區推行。但這些政策並沒有消除漢族人民對吐蕃的痛恨和對大唐的懷念。在劉元鼎出使吐蕃的時候，在龍支城，耋老千人拜而泣，問天子安否，稱「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沙州漢人雖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為了鞏固統治，吐蕃在河隴地區設五個通頰萬戶部落和一個德論進行管轄；並設立一系列軍鎮用以鎮守。吐蕃佔領敦煌後，首先設置了一套完整的職官系統（即節度使——乞利本——節兒——都督、監軍——部落使——判官）來統治河西瓜沙地區，由於敦煌地區的居民成份以漢人為主，故吐蕃為了進行有效的統治，在任用吐蕃人官員的同時，還任用漢人為輔助官員。吐蕃統治者正是用了這種雙軌制的職官體系，才得以在河西地區維持上百年的統治。敦煌從軍鎮體制上屬瓜州，在吐蕃時期仍稱為沙州，但只是一個城，其城主稱為「節兒」。吐蕃佔領敦煌之後，對敦煌進行了許多變革。790年，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將沙州百姓按職業分成若干個部落，如「絲綿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門親表部落」。一個部落大致轄原來的一個鄉，而其內部的組織情況，與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部落有部落使，下設將，將有將頭。其最基本的單位是千戶（部落），千戶之下是小千戶（即五百戶組織），設小千戶長一人。小千戶之下為百戶（將），百戶長稱「勒曲堪」，最後是十戶組織，十戶長稱「勒堪」。820年前後，增置軍事系統的阿骨薩（紇骨薩）、悉董薩（思董薩或絲董薩）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頰軍部落。吐蕃改變了敦煌的軍政管轄體制，雖然是為了加強統治，具有重要的軍事因素；但從內部組織上看，其經濟因素也很重要，即為了徵收「突稅差科」。因此，「部落——將」制，並非單純的軍事組織機構，乃是集政治、軍事、經濟三位一體的組織系統，即官府戶籍制度。吐蕃統治時期的戶口登記是十分詳細的，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出家、嫁娶都有詳細的記載。吐蕃統治時期，改變了唐代前期實行的均田制，實行突田制。突田制的詳細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從敦煌文書中窺其一斑。突作為土地的計量單位，一突等於十畝。計口授田，大體上是每人一突，即十畝。土地稅被稱為「突田」，交納「突田」被稱為「納突」。吐蕃在河西所實行的賦稅制度，除保留舊有的奴隸製成份外，主要吸收唐及所佔領地區的賦稅制度，並設有「稅務官」、「稅吏」來執行任務。交納的物品有小麥、青麥、布、油等，按戶交納。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納突之外，還有差科，即服官府的徭役，包括身役、知更、遠使等。但吐蕃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緩慢，雖然繼續計口授田，但部落編製不利於組織生產。僧尼的大量增加，減少了勞動人口。地子稅和突稅的徵收，使百姓的負擔大增。吐蕃統治者為了防止漢族百姓的反抗，將民間鐵器全部收繳，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唐朝的貨幣被廢除，交易退回了以物易物。
 　　吐蕃佔領敦煌時期，也正處於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而敦煌又恰是當時的一個佛教中心，因此這裡的佛教得到了保護。此外，不少不願於吐蕃統治者合作的落蕃官員和世家大族中的人物，也投入空門尋求解脫。因此這時的沙州佛教空前繁榮，寺院從吐蕃統治前期的十三所增加到末期的十七所，僧尼從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數千人，而當時的沙州總人口僅三萬餘人。在吐蕃統治者的扶持之下，寺院經濟空前繁榮，敦煌的寺院和內地一樣，有寺戶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轄，享有種種特權。吐蕃奴隸主還抬高僧侶的地位，甚至讓一些高僧直接參與政事。如悟真的師父洪辯，在吐蕃時代就是「知釋門都法律兼攝行教授」；張議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妙弁，常在吐蕃贊普左右參與政事，兼「臨壇供奉」。此時敦煌佛教界名僧倍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長安高僧曇曠，傳授禪宗的摩訶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頗有影響。但在漢地禪宗向吐蕃本土傳播的過程中，與印度教派發生了矛盾，由於引發了一場印度僧人與漢地僧人的宗教大辯論。根據王錫所撰《頓悟大乘正理決》的記載，摩訶衍在吐蕃王庭的弟子包括贊普的皇后、幾位姨母、三十多位大臣的夫人和許多高僧，其弟子達五千多人。當印度僧人的漸門派與漢僧的頓門派產生矛盾時，印度僧人要求贊普誅殺漢僧，禁止布教，而漢僧摩訶衍則要求召開一次僧諍會。贊普採納了摩訶衍的要求，但卻特意將蓮華戒大師從印度請來，以加強印度僧人的力量。另外，在人數上，印度僧人是三十人，漢僧只有三人。此次辯論的結果也有許多說法，但有一點是明顯的，印度教派最終取得了在吐蕃本土的統治地位。吐蕃統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義，與中原地區相比，敦煌躲過了唐朝的「會昌滅法」，使得敦煌佛教持續發展。
公元後842年

      會昌二年（842）吐蕃王國發生內亂，勢力大衰，在河西的統治也開始動搖。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張議潮乘機率領各族人民起義，逐走吐蕃統治者，占振沙州和瓜州，遣使歸降唐廷。以後，張議潮又陸續攻佔了肅、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設歸義軍節度，授張議潮節度使、河西隴右十一州觀察使。當時正值西北地區發生民族大變動之際，在以沙州為中心的張氏漢人政權周圍活躍著吐蕃、回鶻、退渾、龍家、仲雲等許多少數民族政權，從東、南、西三面對歸義軍構成威脅。而唐廷此時內部危機嚴重，無力顧及河西，不能給歸義軍以實際的支持。
      在歸義軍已控制的地區，由於吐蕃半個多世紀的管轄，也遺留下一系列社會問題亟待解決。面對這種複雜而又嚴峻的形勢，張議潮及繼任者張淮深首先是通過派要員入朝和不斷進貢物品盡力求得唐王朝的承認和信任。同時在轄區內全面恢復唐制，廢部落制，重建縣鄉里；重新登記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編製新的戶籍，制定新的賦稅制度；恢復唐朝服裝，推行漢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風華，一同內地”。這兩項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漢人懷戀大唐故國的心理，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和支持。
      對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歸義軍政權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已漢化者編入鄉里，與漢人雜居。吐蕃化較深者部分繼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進行統治，尊重他們的習俗。同時吸收少數民族頭面人物參加政權。這些措施受到了少數民族的歡迎。對於具有強大政治、經濟、社會勢力的佛教，他們首先廢除了吐蕃時期的僧官制度，恢復唐制。並通過削減寺產限制其依附人口的發展，通過”分都司”削弱了都僧統的政治經濟權力，以後又通過控制僧官的任免權使沙州僧官逐漸依附於世俗政權。
      寺院依附人口的減少導致寺院經濟衰落，一些原由寺戶上役時從事的工作逐漸被各種租戶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彌為代表的下層僧徒承擔的勞務開始增多。高利貸收入在寺院收入構成中所佔的比重明顯增大。上述幾方面措施的實行使歸義軍政權取得了內部的穩定，為其在河西站穩腳跟奠定了基礎。張議潮曾率蕃漢軍多次擊退周邊少數民族的侵擾，並不失時機地東征西討。鹹通二年（861）張議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鎮涼州。
       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稱歸義軍收復的地區”內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餘里，戶口百萬之眾”，勢力達於極盛。歸義軍的治所敦煌成為西北地區的政治中心。鹹通八年，張議潮破召入長安，行前命其侄張淮深主持歸義軍軍政事務。張淮深繼續抗擊回鶻的騷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了歸義軍轄區的安定。大順元年（890）至乾寧三年（896），歸義軍內部接連發生政變。先是張淮深及其妻、子被殺，繼而是索勳篡權，兩年後嫁給李明振的張議期第十四女又與諸子合力除掉了索勳，最後是李氏家族傾覆，張議潮之孫張承奉重任歸義軍節度使。歸義軍的內亂給活動在其周邊和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機，甘州被回鶻攻佔，佔據肅州的龍家也不再聽從歸義軍的號令。涼州因有甘、肅二州相隔，實際上亦脫離了歸義軍的控制。至九世紀末十世紀初時，歸義軍實際控制的已僅有瓜沙二州了。張承奉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復歸義軍興盛時的舊疆，並於開平四年（910）建立了”西漢金山國”，自稱至文神武天子。連年的戰爭使瓜沙地區經濟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內”號哭之聲不止，怨恨之氣沖天”。失去人民支持的張承奉政權終於在開平五年被甘州回鶻擊敗，被迫認回鶻可汗為父，成為甘州回鶻政權的附庸。張氏歸義軍時期，對佛教寺院利用各種方式繼續向社會各階層發展勢力，未加干預。歸義軍統治者還親自參加設齋、造窟等佛事活動，並公開宣佈保護寺院的財產和依附人口。禁止”倚形恃勢之人，妄生侵奪”，致使僧尼人數進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白人以上，在十七所寺院之外，又出現了不少蘭若和私家佛堂。由於佛教勢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歸義軍政權，所以其社會勢力的發展對歸義軍政權有利無害。在沙州僧富的倡導下，沙州寺院和當地居民在舉行佛教儀式、佛教活動時，大多要為歸義軍首領及其下屬祈福或歌功頌德，這種情況在莫高窟的壁畫中也有反映。由歸義軍節度使出資興建的洞窟，窟中的供養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甚於祖宗三代、姻親眷屬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簡直成了他們列序家譜、光耀門庭的家廟。在第156窟還出現了與佛教沒有直接關係的規模巨大的張議潮夫婦出行圖。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個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貴（後更名議金）取代了張承奉，恢復了歸義軍稱號，此後歸義軍政權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歸義軍政權吸取了張承奉失敗的教訓，他們努力改善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通過聯姻等辦法與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于闐等少數民族政權建立了在平等基礎上友好往來的新關係，以圖共存。同時積極恢復與中原王朝的統屬關係，接受中原王朝的封號，奉中原正朔，利用舊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聲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對內則繼續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數民族頭面人物參加歸義軍政權，以擴大政治基礎。這些措施使曹氏歸義軍政權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承認，也得到了境內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複雜的民族關係中得以生存、發展。而且，河西西部與西域各綠洲王國間的友好往來及由此帶來的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還為密切中原王朝與這些地區的聯繫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北宋建立以後，有很多僧人經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們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暫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隨同這些返回的內地僧人或者隨同東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雜於西域各國商隊和使團中頻繁出入中原。敦煌與中原、西域聯繫的加強和各地僧人的頻繁往來，促進了各地間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斷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損的佛經，那些往來於敦煌的僧人也不斷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從印度、西域帶來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時也將一些敦煌獨有的佛教典籍帶到中原、西域。敦煌與中原、西域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為曹氏歸義軍時期佛教的繼續興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曹氏歷任節度使對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則為保持其繁榮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他們不僅把發展佛教、爭取佛教勢力的支持作為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重要措施，還試圖憑借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來提高歸義軍政權在西北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繼續保持著強大的勢力。在沙州十七所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們的尊崇，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仍有巨大的影響。當然，曹氏歸義軍政權也不是聽憑佛教勢力自由發展，他們不僅繼續將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還控制著佛教發展的導向。這一方面表現在幾乎一切佛教活動仍要為節度使及其親屬的文治武功大唱讚歌，並為他們祈福；另一方面表現在他們著重支持發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努力把敦煌建設成為西北地區漢化佛教的中心。在他們的支持卜，敦煌的佛教在當時無論在藏經方面還是在佛學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區漢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對西州和于闐佛教的發展都產生了直接影響。在發展佛教藝術方面，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從曹議金到曹延祿，歷任節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從事過新建或重修活動。在他們的帶動下，歸義軍的各級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參與了上述活動，從而把莫高窟建設成為西北地區佛教徒仰慕的聖地。受曹氏歸義軍政權控制佛教發展導向措施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專院經濟繼續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對寺院的依附關係日趨鬆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下層僧徒所承擔的勞務日益增多，高利貸收入成為寺院經濟的主要支柱。寺院經濟的進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勢力更加依賴世俗政權的扶持。
　　曹延祿執政晚期，歸義軍再度與甘州回鶻發生戰爭，引起瓜沙民眾的不滿。鹹平五年（1002），歸義軍內部發生兵變，曹延祿與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殺。延祿的族子曹宗壽在眾人推舉下掌握了歸義軍政權，宋廷遂任命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戰爭和內亂使曹氏歸義軍政權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區的回鶻勢力在這一時期卻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與歸義軍政權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時，歸義軍政權已不堪一擊，任何外來的攻擊和內部的騷亂都足以使其傾覆。這使得在歸義軍政權庇護下的沙州佛教勢力感到極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這個消息很可能被沙州寺院從東逃的于闐人那裡得知，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下，在穆斯林東進的威脅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一些重要的經卷和佛像、幡畫等集中起來，收藏在原來存放各寺剔除的經卷、外典、過時文書、舊幡畫、佛像的洞窟中（今編號為第17窟），並將該窟洞口封閉起來，做了必要的掩飾。以後，由於當事人和知情者逐漸離開人世，藏經洞的情況也就不再為世人所知（關於藏經洞的封閉，學術界還有別的說法。參見”藏經洞”）。天禧四年（1020）和天聖元年（1023），曹賢順曾兩次向宋廷進貢物品。自天聖元年以後曹氏歸義軍政權從史籍中消失。根據相關材料推測，它可能是在天聖六年至景祐四年（1037）間被沙州回鶻所取代。
公元後1038年的敦煌

      蒙元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時期，其疆域遼闊，民族眾多，文化豐富。1227年，蒙古滅西夏，佔領了敦煌。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為元。蒙元時期的敦煌，佛教發展綿綿不絕。敦煌，作為佛教聖地，很久以前就有人在此開鑿洞窟。據敦煌遺書P3720號《莫高窟記》載：「秦建元年中，有□□沙門樂?尊仗錫西遊，至此，遙禮其山，見金光□□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鐫巖，大造龕像，……」?此處的「秦」當是指前秦。自從前秦的沙門樂?尊在敦煌首次建窟後，其後建窟者絡繹不絕，到隋唐時期，在敦煌開鑿了大量的石窟，以致於這一時期的敦煌石窟有「千佛洞」之稱謂。隨著時間的流逝，敦煌又經歷了歸義軍政權、沙州回鶻、西夏統治時期。西夏滅亡後，蒙古人統治敦煌，在蒙古人統治敦煌一百四十多年的時間裡，敦煌的石窟總數量有所上升，但相對於其前代，尤其是西夏統治敦煌的二百多年的時間裡，西夏雖國小力微，然其修窟數量竟達88個，而蒙元時期的敦煌，不僅開鑿修建的石窟數量極少(大多數為重修、重繪洞窟)且供養人題記也相對較少，可見當時敦煌的佛教發展衰微，筆者試分析其原因如下。
      地理位置上，敦煌地處偏僻，蒙古是個地跨亞歐的大帝國，其統治中心在和林與大都。當時的敦煌屬於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隸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復立州。十七年，升為沙州路總管府，瓜州隸焉。沙州去肅州千五百里，內附貧民欲乞糧沙州，必須白之肅州，然後給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為路。」?元朝時期，這一帶人口稀少，至元二十八年，元政府徙瓜州居民於肅州，瓜州僅存名字而已。
      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後，元帝國統一了中國。為加強統治，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交通建設。在陸地上建立驛站，「元朝領土日廣，重要事件時有發生，因此瞭解敵人的活動變得重要起來，而且把貨物從西方運到東方，或從遠東運到西方，也是必需的。為此，他們在國土上遍設驛站，給每所驛站的費用和供應作好安排，配給驛站一定數量的人和獸，以及食物、飲料等必需品」。?疏浚大運河，開鑿通惠河和會通河。「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文宗天歷三年三月，……直抵大都運糧河」。?從此，豐饒的東南物產通過大運河送達大都。南宋時期對外貿易頻繁，海運發達，曾有許多著名的港口，泉州即為其中之一，據說這裡每天的船只有上千艘。史載：「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蕃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領之……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元朝時期貿易發達，隨著貿易路線的轉移和海運的發達，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已變得不再那麼重要，敦煌逐漸冷落下來。
      政府採取的宗教政策也是導致敦煌衰落的原因之一。元政府對宗教採取的是儒釋道並重政策。早在成吉思汗時，就有訓令「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對各教之人要待遇平等」，?在河西走廊，元朝統治者除了宣揚儒家思想外，又重視道教，所謂「三教平心」，「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據說成吉思汗西征時，全真教道士丘長春曾隨軍出征，深得成吉思汗的敬重，因此蒙古國初期道教勢力大張，甚至於在蒙哥汗統治時期佛道大辯論，最終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佛教佔了上風。而在佛教中又以喇嘛教最受尊崇。雖然敦煌歷來是佛教聖地，但在對待佛教徒的政策上，元政府偏重藏傳佛教，即所謂「西僧」。世祖忽必烈就曾召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入京，賜玉印，封帝師，掌全國佛教。其後帝師制度在元朝沿襲下來。薩迦派密宗流行全國，也流行河西。馬可·波羅遊歷西北時，見到甘州的佛像，「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製作皆佳，外傅以金。」他還說：「(敦煌)偶像教徒(指佛教徒)自有其語言。」至正八年 (1348)，西寧王速來蠻因崇尚佛教，在莫高窟刻六字真言碑，碑上有漢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鶻文、八思巴文等文字，由此可想見當時的敦煌，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況。此碑的功德主為速來蠻西寧王及其妃子曲術、太子養阿沙、速丹沙、公主必列怯、駙馬桑哥達思。他們在莫高窟重修了皇慶寺，開鑿了洞窟。由於密教薩迦派的特殊地位，敦煌的元代洞窟中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藝術。但相對來說這樣的洞窟數量是極少的。
       敦煌的宗教信仰呈現多樣化狀態，按《重修皇慶寺記》載：在重修皇慶寺時，出資的施主不僅有桑奇同知，智寶法師等，還有一景教徒「費教士」，?可見在當時元朝的宗教開放政策影響下，敦煌當地存在著多種宗教信仰。此費教士出資修皇慶寺的目的既有積累功德，與佛教徒修好，加強交往之意，也不排除借此機會，宣揚景教，吸引信徒的意圖。由於成吉思汗的訓令，當時的元帝國內，不僅儒釋道並存，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也兼容並蓄，可以想見，當時敦煌也存在這種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敦煌佛教的發展是不利的。
      莫高窟現存9個元代洞窟，但並無一條有建窟紀年，僅第3窟西壁龕外南側壁畫觀世音菩薩像前墨書：「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上報四恩，下資三願，息□□□□」。龕外北側墨書：「甘州史小玉筆」。從字跡上看，上述墨書題記與壁畫屬於同一時期。史小玉來自甘州。據馬可·波羅記述，元代的甘州是一個「大城」，城內佛教活動相當活躍，信徒「每月有五日謹守齋戒，不殺生，不食肉，節食甚於他日」。佛教廟宇也很多，「內奉偶像不少，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製作皆佳，外傅以金。諸像周圍有數像極大，其勢似向諸像作禮」。?當時甘州佛教造像既如此繁盛，那裡的佛畫高手史小玉來到莫高窟畫出了第三窟就不足為奇了。同時莫高窟第444窟遊人題記中也有史小玉的名字，窟內西壁龕內北側後柱上墨書：「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來此記耳，史小玉到此」。?此處可推知，當時敦煌的佛教造像水平落後於甘州，在繪壁畫時，遠赴甘州請史小玉來作畫。
      元代後期，因藏傳佛教地位崇高，一些喇嘛恃寵生驕，仗勢欺人，在河西地區胡作非為，「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奏：『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捨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姦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台察莫得誰何。』」西僧的行為，嚴重損害了當地人民的利益，使人們對佛教的信仰產生了動搖。給地處河西的敦煌佛教的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結語：蒙元時期的敦煌，地理位置已經變得不再那麼重要，更由於政府兼容的宗教政策，它在佛教史上的地位與前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其佛教發展相對衰落是必然的。
公元後1368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為掃除元殘部，派宋國公馮勝率兵三路平定河西獲勝，修築了嘉峪關明長城，重修了肅州城。明王朝為了加強西北邊疆的防衛，設置了關西七衛。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設沙州衛。後吐魯番攻破哈密，敦煌面臨威脅。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設置罕東左衛。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魯番佔領。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閉鎖嘉峪關，將關西平民遷徙關內，廢棄了瓜、沙二州。此後二百年敦煌曠無建置，成為”風播樓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別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後期，清王朝漸次收復了嘉峪關外的廣大地區。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衛，並開始從甘肅各地移民2400戶到敦煌墾荒定居，同時又遷吐魯番、羅布泊大批兵民於沙州一帶。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萬餘畝，引黨河水分10渠灌溉，農業得到很快的恢復和發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綠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衛升敦煌縣，隸屬安西直屬州，直至辛亥革命

公元後1840年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菉為了將已被遺棄許久的部分洞窟改建為道觀，而進行大規模的清掃。當他在為第16窟（現編號）清除淤沙時，偶然發現了北側甬道壁上的一個小門，打開後，出現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號為第17窟），內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藏經洞藏經洞的內壁繪菩提樹、比丘尼等圖像，中有一座禪床式低壇，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從洞中出土的文書來看，最晚的寫於北宋年間，且不見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斷藏經洞是公元11世紀時，莫高窟的僧人們為躲避西夏軍隊，在準備逃難時所封閉的。　　
      莫高窟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發現，其出土文書多為寫本，少量為刻本，漢文書寫的約佔六分之五，其它則為古代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等。文書內容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歷本、契據、信札、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並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學。破壞情況莫高窟在元代以後已很少為人所知，幾百年裡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經洞被發現後，旋即吸引來許多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者，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從王圓菉處獲得了大量珍貴典籍和壁畫，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嚴重破壞了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　　
      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古旅行時，沿著羅布泊南的古絲綢之路，來到了敦煌。當聽說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後，他找到王圓菉，表示願意幫助興修道觀，取得了王的信任。於是斯坦因就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揀選文書，他最終只用了200兩銀兩，便換取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帶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又以500兩銀兩向王圓菉購得了570段敦煌文獻。這些藏品大都捐贈給了大英博物館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現擁有與敦煌相關的藏品約1.37萬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來由於該館對中國文物的保護不力甚至遭致失竊，因而受到不少指責。　　
      1908年，精通漢學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發現古代寫本後，立即從迪化趕到敦煌。他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學界的注意。他們向清朝學部上書，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並運送進京。清廷指定由甘肅布政使何彥升負責押運。但在清點前，王圓菉便已將一部分文物藏了起來，押運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後，何彥升和他的親友們又自己攫取了一些。於是，1900年發現的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獻，最終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師圖書館，現均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對於流失在中國民間的敦煌文獻，有一部分後來被收藏者轉賣給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但更多的已難以查找。王圓菉藏匿起來的寫本，除了賣給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賣給了日本的探險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羅斯佛學家奧爾登堡對已經搬空的藏經洞進行了挖掘，又獲得了一萬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經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畫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目前所有唐宋時期的壁畫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與1923年到來的哈佛大學蘭登·華爾納先後利用膠布粘取了大批有價值壁畫，有時甚至只揭取壁畫中的一小塊圖像，嚴重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王圓菉為打通部分洞窟也毀壞了不少壁畫。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關押了數百名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在洞窟中煙熏火燎，破壞不小。1940年代，張大千在此描摹壁畫時，發現部分壁畫有內外兩層，他便揭去外層以觀賞內層，這種做法後來引發了爭議，直到現在依然爭論不休。　　　　
      敦煌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一度頗為繁華，周邊石窟寺亦頗多。除了莫高窟，還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東千佛洞等，共同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東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於莫高窟西南30餘公里的黨河北岸崖壁上，呈東西向排列，全長2.5公里，現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個、壁畫約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畫的題材內容、藝術風格均與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於歷史上的保護不周，目前殘損坍塌較甚。　　
       雖然早在20世紀初就有羅振玉、王國維、劉半農等人在北京、倫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錄敦煌文獻，但對莫高窟的真正保護開始於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畫家張大千對洞窟進行了斷代、編號和壁畫描摹。1943年，國民政府將莫高窟收歸國有，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常書鴻任所長，對敦煌諸石窟進行系統性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書鴻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約400個洞窟，搶修了5座唐宋木構窟簷，並將周邊10餘平方公里劃定為保護範圍。1984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充實了科技力量，開展治沙工程，積極利用數字化技術和其他技術來加強保護工作。由於呼吸產生的二氧化碳對壁畫會產生潛在性的破壞，近年造訪莫高窟人數增加，因此對日常參觀人數應該加以限制。莫高窟堪稱世界最大的藝術寶庫之一。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菉發現”藏經洞”，洞內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此後莫高窟更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兩次掠走遺書、文物一萬多件。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5000件。　　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寫經，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弄走約600件經卷。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他們都以少量的銀元，帶走了大量的中國的燦爛文化。　　
      註：王道士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菉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捲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菉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菉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菉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菉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菉，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藏經洞前聚滿了遊人，在黑暗的洞中迴響著各種不同國籍的聲音，我隨著匆匆人流，對王圓菉投去深情的一瞥。去敦煌之前，我就有個心願要找到余秋雨所說的「道士塔」。我問導遊：王圓菉葬在何處？他說在莫高窟售票處前面。我從洞窟中一路下來，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黃色的塔佇立在莫高窟陳列館前。在我所駐留的數分鐘內，我沒有看到還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細細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來是王的徒子徒孫們用來紀念王圓菉的，墓誌上記錄了他的功德。他們建造了莫高窟眾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將一個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過歸還給了大地。關於王圓菉我說了許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應該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敦煌一直是縣府所在地。 1987年經國務院批准撤縣設立敦煌市。1986年被國務院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