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任何作品在我看來要反對兩個極端：一是熟視無睹，完全忽視作品的外部形式與內部符碼;再就是誤讀或過度解讀，將藝術解讀帶向瞎扯式的不接地氣、不關創作、不管讀者的「三不沾」形而上。

古斯塔夫·克裡姆特《貝多芬飾帶》中的《天使唱詩隊》酪蛋白顏料畫於石灰板上，並採用木炭筆、鉛筆、色粉筆，嵌入灰泥、金、亞寶石作為裝飾，1902年，維也納分離派展覽館。

上書畫鑒賞課時，我響應學校提倡的翻轉課堂，要求學生分組準備15分鐘左右的專題小課件進行講解，主要考察資料的合法性、準確性，有無新見，課件製作與講解水平等方面。大部分屬於「百科」類常識，也有查閱大量文獻後讓人眼睛一亮的爬梳，因為有文獻支撐感覺講解頗具學術性，遺憾的是大多僅停留在梳理層面沒有一己之見。當然，業界這樣無突破的常識性「研究」比比皆是，似乎文獻堆積比粗暴新見更有價值，有人自嘲：我們從來不生產知識，我們只是知識的搬運工。

無論是紙質文獻還是書畫實物，古人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產既是寶藏也是挑戰。如大量無名款的書畫，啥年代?作者是誰?價值幾何?不少文物由於信息有限，沒法如多鏡頭多機位的世界盃足球賽那樣看得真切，就得靠鑒定家、研究者根據經驗結合遺物、史料等用二重或多重證據法加以釋讀，如證據不足就會一直存疑，最近爭論不休的《千里江山圖》就面臨著這個問題。命名為董源的《溪岸圖》，憑直覺與《瀟湘圖》《龍宿郊民圖》的風格相差太大。

面對一張疑竇叢生的古畫，細查鑒藏者的題跋鈐印、參考歷代的資料當然重要，但有時候古人也可能因各種原因製造迷霧。例如，文獻是真實的，但內容及判斷皆不實。清代的《石渠寶笈》中，既著錄有稀世珍寶也有不少仿作，乾隆喜歡《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卻把真跡無用禪師卷丟一邊。《阿房宮賦》以華麗辭藻描繪了體量超大的建築奇跡：「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阿房出」的代價，就一定是「蜀山兀」作者杜牧是唐人，即便是以其出生的公元803年計算也相隔千年，有文獻考察或考古調查嗎?就不怕秦始皇后人告你妄議和誹謗，給你來個侵犯名譽權的跨代官司?今人遙想阿房宮的豪奢，當然可以借助該文本因指望月，只可惜未必能見到月亮。2002年10月，以李毓芳為領隊的阿房宮考古隊，開始從《水經注》所記的前殿發掘，但發現沒有建成，耗時6年多把135平方公里的遺址區捋了一遍，也沒找到其它秦代建築，因此得出結論：阿房宮只是一個建設規劃。此論一出，三百里宮殿的神話瞬間破滅，「楚人一炬，可憐焦土」項羽的縱火犯身份也平反了，還給了杜牧一記響亮的耳光和一個大寫的尷尬。歷史文本《阿房宮賦》出現在網路上，打上「謠言」的執法戳記也沒問題。當然，文學創作可以誇張，犯不上跨代追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