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是中華民族發祥和文化開端的象徵，炎黃子孫崇拜的圖騰；龍所具有的那種威武奮發、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無所畏懼的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理想的象徵和化身。龍文化是中華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國人多喜愛龍，以至出現葉公的典故。雖然龍是一個並不存在的藝術形象，但中國先民往往將一些解釋不了的事情歸功於龍的神威。屈原在《天問》中說大禹治水時，有一條龍用尾巴在前面掃出一條通道，給大禹指引疏導水患的方向。在中國文化中，龍文化的延伸由“觀念”——龍的傳人、龍的崇拜到龍的服裝、裝飾器皿和用具，到傳統建築上的辟邪物等，可以說文化涉及到哪裡，龍文化就延伸到哪裡。

　　1987年，在位於河南省濮陽縣城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約6400年前由蚌殼在地面擺放組合成的龍的形象，這在當時曾被考古界譽為中華第一龍。隨著田野考古的深入，繼紅山文化發現玉雕龍後，又在超過距今8000年的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中發現了一條由紅褐色石塊擺放的龍，長約19.7米。很難說，還會有更早的龍形象會被陸續發現。如果說，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及興隆窪文化中龍的形象是中國龍的雛形，那麼商周青銅器上龍的形象就顯得較為成熟。本文主要探討從商代到唐代青銅器上龍的紋飾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大概狀況。

　　在夏文化晚期的青銅器表面，紋飾的製作技術相對原始，除看到一些簡單的幾何紋飾外，未看到龍紋飾的痕跡，這可能是想像力受到形象思維所限，也可能是藝術造形水平沒有到位，到商早期，龍的形象才被鑄造到青銅器表面。相比之下，商以前龍紋飾的形象較為抽像，而青銅器表面龍紋飾的形象就相對具象了。在鄭州二里崗及湖北盤龍城出土的眾多青銅器，表面多有龍紋飾出現。

　　上圖分別由3個器物表面的4個紋飾圖組成。上面的紋飾是陝西省銅川市三里洞出土商代早期鼎的紋飾，中間的兩個紋飾是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商早期爵左右兩個面的紋飾，最下面的紋飾是盤龍城出土商早期斝的紋飾。在這早期青銅器表面的紋飾中，我們可以看到龍紋飾發展的規律，先是從很細的線條紋飾發展到較寬的紋飾，再從局部紋飾發展到整體紋飾。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龍的造形除了受到器物幾何形狀的影響外，還受到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的對稱平衡佈局思想的影響。大家都知道一般圓形鼎為三足，每兩足之間的腹部為一個紋飾單元形成三對稱的佈局。在藝術造形水平剛起步的商早期，每兩足之間製作一個面部龍紋飾，較容易達到三對稱平衡。

　　商早期爵的幾何形狀不同於商晚期爵，其橫截面如同一個棗核呈兩個面。其中一個面的紋飾區可以與鼎一樣製作一個龍的面部紋飾，而另一個面的紋飾區由於中間鑄有鋬，在鋬與腹部之間必須設置泥芯，由於這個紋飾區的中間被斷開，這就打破了兩對稱的規律，形成了三個區域即一大兩小。而紋飾的製作，只能在有限的區域中進行設計。所以，我們看到的在商早期爵表面的紋飾，雖然也是三個龍紋，但其中一個龍紋製作成正面且大、另兩個龍紋小且是側面。

　　從最下面的斝紋飾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完整的龍形象。斝雖然是正圓形，但與爵一樣也有一個鋬，也存在與爵相同的問題。所以，在商早期斝的一周，可以看到一條正面的龍紋飾，以鋬為中心的兩側，是兩條側面的龍紋飾，即龍首都是在鋬一側，此圖即是這樣的。通過以上3個器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規律，即龍紋飾的形狀在商早期是取決於青銅器表面可製作紋飾的區域形狀而定的，並非有固定的形狀。

　　到了商中期，龍有了較為具體的形狀。隨著紋飾製作技術的發展進步，到商中期龍的形象越來越具體。國家博物館藏商中期的龍虎尊，其尊是正圓形。商中期以前的尊大多為三分法分型，也就是說此尊是由三塊范對合組成一個圓形尊的型腔。由於此尊無鋬，紋飾的製作就不受鋬的限制，可以實現三對稱浮雕紋飾的製作，龍首是分別鑄造後安置上去的。在此尊的肩部一周，我們可以看到三條造形一樣的龍，其首兩側各有一個立起的犄角，其體形似無足的蛇形。到商晚期至西周時期，青銅器上龍的紋飾多集中在鼎、簋等器口沿下的紋飾帶中，龍身上已經出現了足。儘管各地青銅器造形有所不同，但口沿下紋飾帶中龍的造形大同小異。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西周早期。在這一歷史時期中，雖然存在著夔龍、應龍等不同的龍種，但從青銅器紋飾中是不容易區分的。僅以夔龍為例，《說文解字》：“夔如龍一足”。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說夔是：“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有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這裡的“一足”，是只有一隻足，還是有一條夔龍就足？時至今日無人知曉。

　　受商代龍紋飾形象的影響，到西周時期，龍的形象在商的基礎上發展了四足及背鰭。圖3是陝西省扶風縣召公鎮巨良村出土的青銅龍，長63cm，扶風縣博物館藏。此龍為立體件，當是某一特大青銅器上的附件之一。

　　在商周青銅器中，龍紋飾一般是作為陪襯紋飾被鑄造在器口沿下的紋飾帶中，而下面的主題紋飾一般會是虎、牛、羊、鳳之類。西周中期以後至唐代，是中國龍大發展、大變異的時期。青銅器紋飾中的夔紋、蟠紋、螭紋、虺紋等，都被認為是龍的變異。在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的三龍鏡、四龍鏡紋飾中，可以看到肢體完整的龍形象。傳說中的“龍生九子”，應是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形成的龍文化。所謂龍生九子有多種說法，這裡只列舉其中的一種，即：趴蝮、嘲風、睚眥、贔屭、淑圖、螭吻、蒲牢、狻猊、囚牛。他們各有各的本領及喜好，人們就根據他們各自的喜好，安置在不同的位置。如贔屭的特長是負重，人們就常在贔屭的身上壓個重物。我們常見到一個龜背上駝著一個石碑，其龜就是贔屭，是龍九子中的一個。又如蒲牢喜歡住在海邊，見到鯨魚就會大叫，人們就將蒲牢鑄在大鐘的頂部，把撞鐘的木棍雕成鯨魚的形狀，用其撞鐘以求鐘聲大而響。

　　在東漢的一些線雕紋飾鏡中，在龍紋飾的前面或後面常有個羽人的形象，其手中往往拿著豆(即今天的油燈)引導龍、訓龍。這種紋飾造形，在東漢的線雕紋飾鏡特別是四神博局鏡中較為普遍。查中國姓氏中董姓的起源有兩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遠古時期為舜帝馴養龍的人，被舜賜姓為董。所以，我們看到東漢銅鏡中的羽人，應是董姓的先民。所以，董龍兩姓一家的說法是有來源的。同時也說明，董姓與中國龍有著深厚的淵源。時至今日，逢年過節耍龍燈時，一般會有個拿桿子舉著燈在前面引導龍的人，其風俗應源自漢代。在正規的四神博局鏡紋飾中，會有12個地支銘文按方位排列。在東、南、西、北的四個正位，按順序應該分別排列著“卯、午、酉、子”。龍代表著東方，因此，龍會在銘文“卯”的方位。圖4是一枚四神博局鏡的四分之一，按漢代的方位就是東北角。可以看到一個羽人拿著豆在訓龍。

　　青銅時代以後，出現龍形象最多的青銅器當是銅鏡。西漢早期就有四龍鏡，在東漢的線雕紋飾鏡中，大多有龍的形象。在浮雕紋飾鏡中，有盤龍鏡、龍虎鏡、神人龍虎畫像鏡，甚至神獸鏡上面也有龍的形象。一直到唐代，人們始終沒有忘記龍的形象發展。狻猊是龍的九子之一，在唐初，狻猊鏡鑄造的批量較大，幾乎各地都有出土。其鏡尺寸都相對小，一般在12－14cm左右，內外區都鑄滿了狻猊。隨著對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及吸收融合外來文化，唐初的狻猊鏡終被海獸葡萄鏡取代。但是，到了武則天以後，純中國文化的龍又被作為題材鑄造成專題文化的盤龍鏡，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唐代葵花形盤龍鏡的拓片來自《故宮藏鏡》。與漢代的龍相比，唐龍的爪清晰，背鰭的形狀已經具體，犄角也有了具體的形象，身上的龍鱗已經完整，除了三爪龍與清代五爪龍的區別外，與今天的龍形象沒有什麼不同。

　　龍紋飾在中華文明中有著特殊的意義，貫穿整個中華文明史，它的形象不管是在民間還是宮廷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從漢代開始，直至明清，龍成為皇權的象徵，可見龍紋飾在中國歷史上特殊地位，因此人們對龍有著神秘卻又非常熟悉的感情。明年是十二年一遇的龍年，中國的龍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本文只作簡單論述，權當拋磚引玉，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