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以後，由於社會制度的劇變，青銅器的發展發生斷裂。到西漢時期，人們對於《周禮》、《儀禮》、《禮記》等記述前代社會生活、禮樂制度的典籍中所提到的不少青銅器名稱已經識別不清了。歷代宮廷都有青銅器收藏。

　　有的地方出土青銅器被視為祥瑞之事，朝廷為此改元，如公元前 116年夏天，汾水出鼎，漢武帝為此改元為元鼎元年。也有的朝代統治者見宮廷收藏的青銅器造型或紋飾怪異，視為妖孽，發生過集中毀壞之事。在中國古代，收藏和研究青銅器有兩個盛期，一是在宋代，一是在清代前期。而真正對古代青銅器遺存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和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是在 20世紀。

　　宋代出土的青銅器已很多，大部分為皇室所收藏，也出現了不少民間收藏家，仿造古代青銅器的風氣也很盛。這種情況有力地推動了金石學的發展，“金”就是青銅器，石”是碑刻、畫像石等。

　　宋代學者對當時所見於世的公私收藏青銅器作品進行了富有成果的著錄和名物考證，以及銘文辨識。存留於世的有呂大臨《考古圖》、宋徽宗敕修《博古圖》和佚名《續考古圖》。其中以《博古圖》最為重要，共收20類青銅器839件。

　　中每類器物有總說，每件器物都繪出立體的線圖，臨摹了器物上的銘文，並依當時的認識水平作出釋文和考證，同時詳細記下器物各部分的尺寸、容積和重量。其不足之處是銘文摹寫有的失真，釋文、考證也多有臆斷之處。元(1206-1368)、明(1368-1644)兩代青銅器收藏不多。到清代前期，殿廷陳列、內府收藏青銅器數量大增。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下令仿《博古圖》的體例，將宮廷收藏的青銅器編為《西清古鑒》四十卷。著錄於書中的共有1529件青銅器物。此後又續編成《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乙編等書。但這些書中收入不少偽器，器物的分類、定名、年代判斷也存在很多問題，研究者過於注重銘文的考辨，對青銅器整體面貌尚未能做到宏觀的把握。

　　清代晚期，出現了很多有關青銅器研究、著錄的書籍，其中不少鑒識和出版水平超出《西清古鑒》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