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戈”斝

　　新鄉市博物館館藏一件商代的青銅斝（圖1），在其鋬下刻有一個“戈”字，故名“戈”斝。此斝保存完整，裝飾簡樸，更有“戈”字銘文（圖2），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戈”字作為金文和甲骨文多次出現在青銅器和甲骨上，其傳遞出的歷史信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有鑒於此，筆者結合相關文獻，對此問題進行探究。

圖2 “戈”字銘文

　　1952年，“戈”斝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輝縣褚丘挖掘出土。“戈”斝出土後，移交原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後交撥新鄉市博物館收藏，現為國家二級文物。此斝高33.4、口徑20.7厘米。斝是商周時期一種用於溫酒的容器，也用作禮器，始見於二里頭時期，盛行於商代和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以後已十分罕見。此斝撇口，束頸，口沿上有對稱鑄造的傘狀柱，兩柱較高，底部鑄有三個袋狀足，柱形足跟，條形執鋬連結頸部及足部。此斝整體素面，簡潔大方，鋬下刻有一個“戈”字。根據朱鳳瀚在《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對青銅斝器型的分型定類，此斝應為Ca型Ⅱ式，應屬商代中晚期。青銅器銘文也被稱為金文，這些銘文不僅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還是青銅器斷代的重要標準之一。根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對商代金文常見形式的歸納，商代的單字金文多為“家族之名號”或“作器者名”，用以表明作器者之族屬或作器者的名字。由此可見，“戈”斝應屬“戈”族或“戈”所有。 

　　根據陳曉華在《戈器、戈國、戈人》中的統計，有明確出土地的“戈”器有44件。王長豐在《殷周“戈”族銅器整理與“戈”族地望探討》中指出，“戈”族徽銘文81器85拓銘文，其時代從殷商至西周早期均見，屬殷商時期者為55器，屬西周早期者為22器，余4器時代屬商末周初，其中有明確出土地點者19器。雖然兩位學者對明確出土的“戈”器數量有所分歧，但都能確定的是“戈”器出現最多的地區為陝西和河南。在甲骨卜辭中，也有大量關於“戈”的記載，如：“惠黃令戈方”（合集08397）、“令入戈人步”（合集08399）、“令入戈人”（合集08398）、“戊申卜：翌庚戌令戈歸”（屯南991）、“庚申卜：王其省戈田於辛”（屯南1013）。因此，從上述卜辭和現存的“戈”字銘文銅器，我們可以得知“戈”應該是商代重要的方國，與商王關係密切，被稱為“戈方”。“戈人”是對“戈”族之人的統稱，此種稱謂更加確定了“戈”在殷商甲骨卜辭中是方國族氏名，即殷周金文族徽中所見的方國族氏名“戈”。 

　　在現存的傳世文獻中也有不少關於“戈”的記載。《史記·夏本紀》記載，“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豷於戈，有窮隨亡。”由上述文獻可知，“戈”很可能是一個古老的方國，其立國應與夏王朝同時。夏衰，羿、浞代夏立國四十餘年，浞封其少子豷於戈，可見戈地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宋代鄭樵《通志》載：“戈氏，夏時諸侯豷之國也。少康滅之。其地在宋鄭之間，子孫以國為氏。”又據《左傳·哀公十二年》載，“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巖、戈、錫。”因此，王長豐根據上述文獻，認為“戈”在宋、鄭之間，故在今天河南商丘和河南新鄭等地區。 

　　如果認定“戈”的活動區域在商丘和新鄭等地，如何解釋商代“戈”器大規模出現在陝西。學者陳曉華認為，這是商湯滅夏以後對夏遺民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戈人”作為夏代遺民，其為奴隸隨商王徙居安陽，便於就近羈糜和為商王室提供賦稅和勞役；另一部分“戈人”遵照商王朝統治者的指令徙居於商的西部邊境，作為敵對部族入侵商王國的屏障。依陳曉華的分析，出現在陝西的“戈”器和輝縣褚丘出土的“戈”斝，想必就是商王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