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多頭多手的神像，台座上刻了古奧的西夏文，忽悠專家和藏家;明明是真品佛像，為賣得高價，刻上年代提前的刻款，有的偽款甚至用後來史上所稱朝代的名稱;民辦博物館陳列的那些表情甜俗、線條綿軟的佛像是真的嗎?現在作偽技術發達，在偽器與歷史器物很相同的情況下如何嗅出偽品的非歷史“味道”……佛像鑒定其實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佛教文物鑒定專家金申將告訴您常見的佛像作偽手段，帶您尋找佛像鑒定的基本規律。

還原歷史環境判斷佛像真偽

鑒定佛像的真偽，可以從造型樣式、質地、工藝製作等多方面進行。除了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方法以外，還要從作品的歷史環境來設身處地地想問題。

實際上，有些偽作不用從外表判斷，僅從復原它的歷史環境便可判斷。如上海博物館陳列的一件石雕吹簫伎樂人物，標明為唐代，高約40厘米，外形上與唐俑似是而非，就算是唐形吧，但致命的問題在於它是一尊可以從各個角度獨立觀賞的單尊石雕。按常理，若是石窟中的某個伎樂天人殘件，這件雕塑還能成立，但請工匠雕這件東西是要花錢的，有誰願意出錢單獨雕個歌舞班的吹蕭像供在家中欣賞?

又如一件銅鑄的多手多頭的神像，不知是何方神聖，對其消瘦的面相和不倫不類的衣飾，居然查不出依據。後來發現它是大致描摹南詔國的銅鐘上的天王像來的。有意思的是，這尊銅像台座正面刻有幾個西夏文，這就迷惑了一些西夏藝術史學者，把其當成重大發現。理由自然是如此古奧的西夏文字，有哪個作偽者能有這麼大本事?西夏文專家金波指出，字確實是西夏文，是西夏崇宗趙乾順的年號“貞觀二年”(1102年)數字，但書寫並不規範，是從文物出版社版《西夏官印》一書上描摹而來的。退一步說，即使西夏文書寫規範，也不能僅據此就斷定為真品，作為佛教徒供養佛像是為了現世和來世能祈福驅災，造像上一般多寫刻發願人的姓名、造像緣由等，年號只是順手一帶的事。如果真是當時人寫的西夏文，他不會什麼都不寫，卻冷不丁地刻上“貞觀二年”幾個字。其實就是因為作偽者不懂西夏文，《西夏官印》書上都是官名，和佛像對不上號，只能挑個年號印上，想不到有學者就上當了。

增加辨偽意識

“味道”最重要

近些年一些民辦博物館裡陳列的很多佛像都是偽品，其特徵是表情甜俗，線條綿軟。尤其是一些所謂古代山東青州佛像，假的很多。但很多專家卻斷定為真。這些專家很多都是為人正直、嚴肅從事學術研究的，可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就是缺乏辨偽意識，一見器物上來就分期斷代。現在作偽技術發達，參照物很方便，所作偽器必定是有與歷史器物相同之處的，這並不難。但能把古代佛像“味道”做出來卻是很難的。這樣的“味道”的發現，好比經驗豐富的反扒警察在火車站一眼就能看出人群中哪個可能是小偷，這種本領其實就是一種經驗的積累。

此外，鑒定還必須排除一切干擾，以器物說話。鑒定如同醫生診斷病人，可以用量體溫、透視、化驗等多種手段加以綜合判斷，任何一個方面發現有異常都要窮追不捨，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真品偽款現象值得警惕

偽刻佛像年款是近些年鑒定中比較常見的一種現象。偽刻年款就是將出土的無字古代銅、石佛上加刻早期的年款，以冀善價而沽。典型的真品佛像而加刻偽款的一尊佛像，是現為台灣收藏的所謂梁太清二年(548年)金銅佛立像，確是真品，應是東魏時代山東風格的佛像。但其刻款字跡浮淺，刀工軟弱無力，根本體現不出北朝時人以刀作筆、入木三分的氣勢，且鎏金部分也有人為腐蝕痕跡，如此分析很可能是在東魏時代的佛像上後刻的偽款。

石刻佛像上此類偽款也不乏見，如首都博物館收藏的所謂北魏太和七年(483年)一佛二菩薩像，諸種特徵可證是公元6世紀末北齊至隋朝時所造。石造像本身是真品，但刻款卻為太和七年，提前了近百年，實與時代風格不符。

還有一類情況更加可笑，此類偽款竟是用後來史上所稱朝代名稱的情況出現。例如曾見一尊鎏金銅觀音像，造型不倫不類，背後竟刻有“北周保定四月二日敬造本像”。東魏、西魏為北齊、北周所代，是歷史事實，但當時的執政者是以正統受命於天的天子自居的，自稱只可能是大周，其亡後，史學家才稱其北周。歷史上分立政權很多，如東魏、西魏、南明等，都是其亡後，後來史學家的稱呼，當時人作器物，怎麼能用後來史學家所稱其所在時代名稱?

款識的字體、雕刻方法、異體字與簡化字、避諱等方面都可以成為判斷佛像真偽的一項依據，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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