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一本拓本——《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也名為《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簡稱《神策軍碑》，原碑石刻於公元843年。「神策軍」這個名字相信很多人都比較陌生，它是什麼樣的一支軍隊，竟然還要被刻碑？碑文中的內容是什麼？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下《神策軍碑》以及其來源與歷史。

　　唐朝安史之亂(755年12月——763年2月)之後，唐中央內調中原的原西北和東北邊軍，組建了新的禁軍，這就是神策軍。神策軍曾有兩次大規模的擴編，貞元年間(785—805年)擴編後神策軍的兵力達15萬人，可以說達到了全盛時期，成為了一支英勇善戰的武裝力量。神策軍既是中央禁軍，又是一支中央直屬的作戰部隊，承擔著對內警備京師，對外討伐藩鎮叛亂的職責。由於神策軍是宦官代表皇帝統率的一支軍隊，因此它在政治舞台上處於何種地位發揮什麼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和宦官之間的關係。

　　和其他軍隊相比，神策軍有著顯著的特徵。它有著自己獨特完整的組織和指揮體系，在生活、法律和將吏陞遷上享受特權，單是給養就是其他軍隊的三倍。除此之外，神策軍還有一個最為顯著、最為基本的特徵，那就是它以宦官為最高統帥，並受其絕對控制。

　　唐穆宗之後，皇權長期為宦官集團控制，神策軍在繼續對唐中央政權起支持和穩定作用的同事，還在宦官廢立皇帝等政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穆宗之後共有九帝，除唐敬宗、唐哀宗以外，均為宦官所立。為什麼宦官能有如此大的權力呢？其根本原因在於，宦官手中掌握著神策軍。

　　唐穆宗之後的唐武宗李炎由宦官扶上皇位，為了討好於宦官，便巡行左神策軍，宦官仇士良藉機請求建立頌聖德碑。於是唐武宗便命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文，集賢院學士判院事柳公權書寫，這便有了這神策軍碑。原石碑刻於唐會昌三年(843年)，立於長安宮廷禁地，但是最終毀於戰火，該碑的拓本極少，所以能流傳至今的便尤為珍貴了。

　　神策軍碑刻於唐會昌三年(843年)，由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文。拓本中，從「皇帝巡幸左神策軍」起至「來朝上京嘉其誠」止，約有七百餘字，但現存拓本中的文字不足原碑的一半。根據殘存文字推敲，前段主要讚頌了唐武宗李炎的德政，敘述了他在會昌元年祭祀的盛況，後段則敘述了回鶻衰敗及大首領嗢沒斯來降等事，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柳公權，字誠懸，唐京兆華原(今陝西省耀縣)人，生於唐代宗李豫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卒於唐懿宗李淮鹹通六年(公元865年)。他自幼而好學，並能持之以恆，12歲便可吟詩作賦，29歲中進士。他精經術、曉音律，尤其擅長書法，官歷七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官至太子少師。在朝期間，長期任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是—位職業的宮廷書法家。柳公權書法初學二王，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後取唐初名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之長，打下了楷書的深厚基礎；繼而又法顏真卿，對其筆法加以變化運用，終於自成一家。對此《舊唐書·柳公權傳》中有記載：「公權初學二王，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家。」

　　《神策軍碑》是由當時任學士判院事的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書寫。雖然該拓本中有將近一半的字跡已無法辨認，但僅從字口清晰的四百多字開看，也是具有非常難得的書法珍品。柳公權的書法以精練勁健、端莊秀美、神完氣爽著稱於世，世人譽之「柳骨」。他的書體在當時是極負盛名的。公卿大臣家的碑板、墓誌，如不是柳公權書寫，便被人視為不孝。後世稱讚他的作品說，既有魏晉時錘、王的風韻，又有初唐歐、虞、褚、陸之體勢。柳公權完成《神策軍碑》時已66歲，已達到了人書俱老，融會貫通，從心所欲，信手入玄。全碑字體沉著穩健，氣勢磅礡，被歷代書法大家公認是柳公權「生平第一妙跡」。

　　除《神策軍碑》外，他還有很多傳世佳品如《玄秘塔碑》、《金剛經刻石》、《李晟碑》等等。當代書法家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中稱：「柳書碑板，傳世甚多。今所存者，必以《神策軍碑》、《玄秘塔》二碑最精。《玄秘》刻手，猶偶有刀痕可見，惟《神策》孤拓，無異墨跡焉。」

　　《神策軍碑》刻成於唐會昌三年(843年)，立於長安宮廷禁地，但是最終毀於戰火，該碑的拓本極少，流傳至今只有中國國家圖書館這部孤本，其珍貴不言而喻。

　　北宋末期，金石學家趙明誠在《金石錄》中曾著錄有一種分裝兩冊的《神策軍碑》拓本，與國圖館藏恰好相同。由此推測，該本可能曾經由趙明誠、李清照伉儷珍藏。但是沒有具體的史料對此有過記載。

　　此後，由南宋權相賈似道收藏，賈似道將此本重新裝裱成二冊，上面鈐有「秋壑圖書」的印章，末頁鈐有朱方印章「長」(拓6左下1)，也讀作「封」字印。賈似道家產被抄後，此拓本成為南宋皇室藏品。元朝滅宋後，該拓本又歸翰林國史院，因此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 (拓1右下1)楷書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內庫，拓本末題有「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賜給其子晉王朱棡，因此該拓本的首尾皆有「晉府書畫之印」、「晉府圖書」(拓6右上1)朱文印。明末時，又歸大收藏家孫承澤所有。清代又經梁清標、安岐、張蓉舫、陳介祺等遞藏。

解放後共有兩策《神策軍碑》，下冊不見蹤跡，只有上冊出現於世，被陳清華帶到了香港，因經濟條件不好，兩次有意出售其收藏的古籍改善生活。時任文化部長的鄭振鐸得到此消息後，在周總理的大力支持下，通過中間人與陳清華多次協商，花巨資先後兩次從陳清華手裡購回大量的古籍，《神策軍碑》就在其中，之後一直被珍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裡供古籍愛好者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