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炊器，清道光年間陝西郿縣禮村出土，通高101.9厘米
口徑77.8厘米，重153.5千克，1951年潘達於女士捐贈，先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先後為當地鄉紳郭氏、縣令周廣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蔭等所有，1951年潘氏後人潘達於女士將其捐贈予上海博物館，1959年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而另一尊同為盂所鑄之鼎，形制略小，習稱「小盂鼎」，器上銘文涉及西周與鬼方之間的戰事，但此器在輾轉收藏的過程中已不見蹤跡，僅於著錄中保存銘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斂口，腹部橫向寬大，壁斜外張，近足外底處曲率較小，成垂腹狀，下承三蹄足。器以雲雷紋為地，頸部飾帶狀饕餮紋，足上端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兩周凸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樣，雄偉凝重。

    器內壁鑄銘文19行291字，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盂之事。銘文中周康王向盂講述文王、武王的立國經驗與商內、外之臣僚因沉湎於酒以致亡國的教訓，告誡盂要傚法其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賞賜盂鬯、命服、車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書?酒誥》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誡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語句「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大意是說商紂好酒，不思其過，最終導致國滅邦亡。與大盂鼎銘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對於商人嗜酒誤國這一前車之鑒的警示。

    此器銘文中用字筆畫粗細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許多圓形或方形團塊，象形意味仍較濃。又如銘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體現了用筆過程中自覺的提、按意識。通篇文字佈局規整，書風凝重。